王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嵩樵，又号痴庵，别署烟谭渔叟。孟津（今河南孟津）人。幼时家境十分贫寒，过着”不能一日两粥”的生活。明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累擢礼部尚书。王铎身逢乱世，仕途多变，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明崇祯帝自缢于景山。马士英等在南京拥立福王，待为东阁大学士。入清后，他降清，清授予他礼部尚书、官弘文院学士，加太子少保。王铎由明朝旧臣变为清廷新贵，在以气节自持的明代遗民眼中是被鄙夷的贰臣，因此，他始终抑郁不乐。入清之后，王铎做了8年的官，于顺治九年病逝故里。乾隆帝时，朝廷借敕编《四库全书》之际，查毁了王铎的全部书刊，并将王铎列入《贰臣传》。
王铎博学好古，工诗文。好古博学，诗文书画皆有成就，尤其书法独具特色，世称“神笔王铎”。他的书法与董其昌齐名，明末有“南董北王”之称，他书法用笔，出规入矩，张弛有度，却充满流转自如，力道千钧的力量。王铎擅长行草，笔法大气，劲健洒脱，淋漓痛快，戴明皋在《王铎草书诗卷跋》中说：“元章（米芾）狂草尤讲法，觉斯则全讲势，魏晋之风轨扫地矣，然风樯阵马，殊快人意，魄力之大，非赵、董辈所能及也。”他的墨迹传世较多，不少法帖、尺牍、题词均有刻石，其中最有名的是《拟山园帖》和《琅华馆帖》。
王铎因他在明亡之后降清，在气节上颇多可疵之处，故许多人对他的人品常有微词。但其书法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深受欢迎。日本人对王铎的书法极其欣赏，还因此衍发成一派别，称为“明清调”。他的《拟山园帖》传入日本，曾轰动一时。他们把王铎列为第一流的书法家。提出了“后王（王铎）胜先王（王羲之）”的看法。
王铎善于画山水和梅阑竹石，他的画主要继承了五代的靳浩和关同的风格，王铎的作品丘壑高峻，气势雄伟。同时他也吸收董源和王维的画法，主要以水墨晕染为主，皴擦不多，略施淡色，山川显得厚实雄伟，生机勃勃。他的山水画景色比较写实，山石的造型方峻，勾皴相间，他的山水画是以元人的笔墨技法画出了宋人味道。王铎的人物画极少见,而且画法比较简略，写意。
王铎，1592年生，1652年逝世，河南孟津人。明末清初书家。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嵩樵、十樵。明天启进士，累官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入清，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安。工真、行、草书，得力于钟繇、王献之、颜真卿、米芾，笔力雄健，长于布局。梁评其“书得执笔法，学米南宫，苍老劲健，全以力胜。”清姜绍书《无声诗史》称具“行草书宗山阴父子（王羲之、王献之），正书出钟元常，虽模范钟、王，亦能自出胸臆。”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当时书坛流行董其昌书风，王铎与黄道周、倪元璐、傅山等人提倡取法高古，于时风中另树一帜。近世对日本国书风有极大影响。存世书迹较多，刻有《拟山园帖》、《琅华馆帖》。《清史稿》卷七十九有传。《王维五言诗卷》，书于崇桢十六年（1643），绫本，楷书、草书。凡32行，其中楷书13行，草书19行，每行字数不一。纵21厘米，横165.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在书法上王铎是一位各体皆能、风格多样的书法全才。无论是伟岸遒劲的大楷、高古朴厚的小楷书，还是他那飞腾跳踯的行草书，在晚明书坛上都应说是一流的。正书在王铎作品中不多见，源于唐人而能自出胸襟。此诗卷前半部分，无论是字的大小、结体、字画、字距，皆给人一种奇特的感受。诗卷后半部分的行草在王铎作品中则不乏见，章法变化丰富，行笔能纵能敛，整体感强，结体欹正莫测，点画错综复杂，线条枯实互应，故其成就被人给予很高评价。
代后期着名画家、书法家、书画理论家、书画鉴赏家。“华亭派”的主要代表。董其昌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1555）年，卒于明毅宗崇祯九（1636）年，他字玄宰，一字元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人称“董华亭”。万历进士，授编修，官至礼部尚书。华亭（上海松江）人。一作上海人(上海在唐为华亭县地，清属松江府。华亭、云间、松江、上海、娄县俱为一地)。
董其昌少年时即负盛名，家中富有，好书画，并以书法名垂海内。神宗万历十七年中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曾做太子太保等职。精鉴赏，富收藏。既是画家、书法家，又兼美术评论家。着书有《容台集》、《容台别集》、《画禅室随笔》、《画旨》、《画眼》等。平生对书画理论见解相当丰富，竭力推崇和提倡“文人画”的“士气”。曾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董其昌才溢文敏。在当时书法上就有“邢张米董”之称，即把他与临沂邢侗、晋江张瑞图、须天米钟并列；绘画上有南董北米之说。他与莫是龙、陈继儒提倡“南北宗”之说，即把“院体”山水画与“文人画”人为地分为南北两派。
董其昌是明代大家，绘画上，他专长于画山水，宗法董源、巨然、高克恭、黄公望、倪瓒等，尤其看重黄公望，他的山水画大体有两种面貌，一种是水墨或兼用浅绛法，这种面貌的作品比较常见；另一种则是青绿设色，时有出以没骨，比较少见。他十分注重师法古人的传统技法，题材变化较少，但在笔和墨的运用上，有独特的造诣。他的绘画作品，经常是临仿宋元名家的画法，并在题识中加以标榜，虽然处处讲摹古，并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够脱窠臼，自成风格，其画法特点，在师承古代名家的基础上，以书法的笔墨修养，融会于绘画的皴、擦、点划之中，因而他所作山川树石、烟云流润，柔中有骨力，转折灵变，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他的画风在当时声望显着，成为“华亭派”的首领。
董其昌在书法上也有杰出的成就。他的书法广泛临学古人，融会变化，尤其擅长行、楷书。早年他从颜真卿入手，后改学虞世南。他认为唐书不如魏、晋，于是又学钟繇、王羲之，兼吸取李邕、徐浩、杨凝式、米芾等各家之长，晚年仍归入颜真卿。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笔画园劲秀逸，平淡古朴。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他作书与作画都以生拙取胜。他的书法影响深远，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书为宗法。
董其昌一生极为勤勉，又享高寿，所以创作了极多的书画作品，流传至今的也很多，其中已定论为真迹的收藏在故宫、上海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处。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董其昌作品最多，绘画方面较着名的有：《高逸图》轴，作于63岁，略仿倪、黄、笔墨丽秀是中晚年佳作；《关山雪霁图》卷，作于81岁，是老年的用力之作，根据卷末自题，此卷是从关仝的《关山雪霁图》原幅改写而成。藏于故宫的着名书法作品有：《月赋》卷，作于47岁，取法唐晋，笔画秀娟，是早年小楷书精心之作；《东方先生画赞碑》，作于50岁，所作楷书，师法颜真卿，字体规整，行气疏朗，是中年时期楷书代表性杰作；《三世浩命》卷，作于71岁，楷书、师法颜真卿，结体端正，法度严谨；《岳阳楼记》卷，作于54岁，大行书，师法颜真卿、李兆海。运笔中锋直下，转折流畅，反映了中年时期行书面貌。《路马湖记》卷，代表晚年行书之作。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代表作有：山水画《江干三树图》、《秋兴八景》大画册（为董其昌一生之精心杰作，与此同样还有一本大画册，已流往海外）；北京市文物商店藏有一件书法作品《金沙帖》；南京博物院藏有书法作品《松江府制浩》，吉林省博物馆藏有一件着名山水画《昼锦堂图》卷。
董其昌作品比较珍贵，但在流传过程中赝品不断充进去，至今已难见精品，可说赝品充斥市场，尤其是民间收藏，即使不是赝品，也是小幅泛泛之作。海外艺术市场董其昌作品较多，欧美收藏家喜欢他的书画，但由于难辨真假，所以不敢轻易出大价购买。反之，一旦能确认确是真品，则不惜重金，以购到手为目的。1989年6月纽约拍卖过一幅他的《婉娈草堂图》被专家认可，价格一下子被抬了上去,高达165万美元，成为当时仅次于《元人秋猎图卷》的第二幅价格最高的中国古代书画，此图之所以能为专家认可，主要是一些典籍中曾记载过这幅画，此画曾为王鸿绪、安仪周、乾隆收藏，着录于《平生壮观》、《墨缘汇观》、《石渠宝籍三编》。这幅山水画,笔墨韵厚重，皴法细密，气韵雄浑，代表了董其昌文人画的最高成就，画面空白处则填满了各名家题跋，是难得的精品、真品。以后，纽约市场一直没出现过这么好的精品作品，因此价格也一直没上去,1990年共见到5幅作品出售，第一幅是《行书》二十七开册，售价为1.65万美元；第二幅是《行书》手卷，8800美元；第三幅是《山水》立轴，仅卖到3850美元；第四幅是《尺牍》十一开册页，售价1.4万美元；第五幅是《九峰雪霁图》绢本手卷，卖到1.5万美元。作品辨伪董其昌作品流传多，其重要原因是生前有许多人为其代笔，这比一般的仿制要难予分辨。启功先生专写一文《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详加考证。据现代学者研究，书法的主要代笔人最着名的是吴易，作画的代笔有赵左、僧珂雪、沈士充、吴振、赵问、叶有年、杨继鹏等。董其昌的代笔画，大多是自己落款盖章。水平较高的代笔之作大多出于赵左、沈士充之手。
阮大铖（约1587～约1646）中国明末戏曲家。安徽怀宁人。字集之，号圆海、石巢、百子山樵。天启间官给事中，依附阉官魏忠贤，为人奸诈猾贼，嗜权罔利，时人称之为小人中之小人。崇祯二年(1629)，魏党事败，他名列逆案被罢官，避居南京，招纳游侠，谈兵说剑，但崇祯一朝终未得仕。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破北京，明亡。同年五月，福王在南京即帝位，马士英执政，阮大铖得其荐举，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不久晋为兵部尚书。他索贿敛财，镇压异己，对东林、复社诸人立意报复，大兴党狱。顺治三年(1646)六月，清军渡钱塘，阮大铖率先剃发降清。清授其内院职衔。他感激涕零，自请为前驱，破金华后随清兵入闽，过仙霞岭时因病发死于道旁。一说阮大铖闻马士英被杀，自投崖下死，被戮尸。阮大铖品格卑劣，为士林所不齿。但他颇有才华，尤善词曲。所作传奇戏曲有《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牟尼合》、《忠孝环》、《桃花笑》、《井中盟》、《狮子赚》、《赐恩环》、《老门生》等10种，前4种今存，合称《石巢传奇四种》。诗文有《咏怀堂全集》。
明末时人阮大铖(1578—1646)字集之，号园海，又号石巢。安徽怀宁人氏。万历丙辰科中会试，天启初，由行人擢给事中，不久因居忧还里。阮大铖曾经列籍东林，为高攀龙弟子，同乡左光斗是一位谠直敢言的御史，也是大铖倚以自重的朋友。天启四年春甲子，吏部都给事中出缺，左光斗通知大铖来京递补。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以察典近，大铖轻躁不可任，准备改用他人。大铖至北京，使补工科，因此心怀怨恨。于是暗中结交宦官进行活动。吏部不得已，重新任用大铖为吏部都给事中，遂得偿心愿。
KK大铖自此投靠魏忠贤,与一班阉党结为死友，造《百官图》，以献媚于魏忠贤。因为畏惧东林党人的口诛笔伐，上任未及一月便自请归里。大铖回到故乡怀宁，难免心有不平，私下谓亲朋曰：“我犹善归，未知左氏何如耳。”已而杨涟、左光斗诸人因弹劾魏忠贤，而被捕入狱死，大铖不免面有得意之色。不久又被召至京城，为太常少卿。再次进京为官，大铖似乎预感到危机即将来临，与阉党的来往总是非常地小心。甚至每一次去拜见魏忠贤，都要以重金贿赂忠贤的门卫，要还其投递的名刺。仅过数月，便又侦知大事不妙，复上书乞归。崇祯改元，忠贤既诛。大铖准备了两本不同的奏章，一起送至北京的朋友杨维垣处。其一专劾崔、魏之阉党。其二“以七年合算为言，谓天启四年以后，乱政者忠贤，而翼以呈秀，四年以前，乱政者王安，而翼以东林”。把天启一朝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对东林和阉党各打五十大板。如此手段既为前史之未有，确实不枉史称有机敏贼猾之誉。崇祯元年，大铖三上京华，任光禄卿。可惜仅过数月，御史毛羽健劾其党邪，不久被罢官，又重回故里。明年更是被钦定为通番逆案，论赎徒为民。从此终庄烈帝世，废斥十七年，郁郁而不得志。
KK既然无官一身轻，大铖于是游山玩水，作诗，娶妾，拍曲，演戏，也结交了不少东林名士，俨然晚明士绅的风雅生活。其实阮大铖天生不甘寂寞，暗地里一直心存投机钻营之心。针对阮大铖准备卷土重来的阴谋。崇祯十一年七月，复社人士会集南京，起草《留都（南京）防乱公揭》。作为明末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签名者多达一百四十余人。这篇檄文揭露阮大铖作为阉党余孽，迫害东林党的罪行；表达了复社志士为国除奸的决心。由于一时声势浩大，吓的阮大铖偷偷跑到南京城外的牛首山，在那里闭门谢客隐居了五六年。公元1643年周延儒复相，大铖亦曾出资相助，仍然期望能够谋得一官半职。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此举为大铖弘光时最后一次地出山，得以捞取光宗耀祖的政治资本埋下伏笔。崇祯十七年为躲避农民起义军，正式定居金陵居咏怀堂，位于今日江苏南京城南库司巷，此处即当年被百姓戏称为“裤子裆”的地方。大铖避居南京，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期望朝廷能以边才见召。
KK明亡之际，南明弘光初立。在佞友马士英的筹划下，阮大铖进‘长江要害’一疏，终于谋得兵部尚书高官。然而举朝以逆案攻大铖，大铖憾甚。及见北都从逆诸臣有附会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逆案，吾作顺案与之对。”以李自成伪国号曰顺也。遂与马士英密谋，干了不少残害忠良，卖官鬻爵，排除异已的勾当。可惜弘光政权仅仅存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就随着清军攻占南京而灰飞烟灭。在有限的政治舞台之上，给有才的阮大铖表演的机会不免过于短暂。识时务的阮大铖在逃出南京不久，即偕一干帮闲等赴江干向清人乞降，以才子降清后，在清兵营中为清军将领唱曲，“即起执板，顿足而唱，以侑诸公酒。诸公北人，不省吴音，乃改唱弋阳腔，始点头称善。皆叹曰，‘阮公真才子也’。”后为王前驱，从清兵攻仙霞关，僵仆石上死。在他人生最后一幕的闹剧里面，完成了一个有才无德的文人所有地表演。
KK纵观大铖一生的官宦生涯，先后累计在一起，也只有大约二年左右的时间。因一时之贪欲，而留百代之骂名。当为不择手段，钻营鬻官者戒。然而大铖其人虽然人品极差，却是着实有文采。而且结交广泛，在放意归田的一段时间里，如史可法、文震孟、张岱、范景文等一批名士，皆曾是大铖游宴倡和的朋友。这在阮大铖的《和箫集》和《咏怀堂诗》之中，都收有大量唱和之作。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如大铖《咏怀堂诗外集》乙部中,有十四首作于天启甲子的还山诗，其中有：“星占处士山中卧，影弄婴儿世上名，但使榆关销战斗，何妨花坞有深耕”。又有：“拂袖行呤归去来，草堂猿鹤莫相猜，云霄自愧无修翮，雨露谁为弃不材”。虽然是描写归隐一类的诗歌，虽有怨气，但却不多，确是深得还山诗之三味。诗不但写的漂亮，也并不脱离实际，倒是完全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大铖不但在诗歌作上的确是文采斐然。而且于戏曲创作上，也显示出过人之处。如《燕子笺》、《春灯谜》等陈寅恪先生认为尤推佳作。不过利用戏剧来进行政治宣传，也是大铖的一种创造。如大铖在戏曲《双金榜》中以戏中人，分别影射东林，东厂和自己。为自己进行无罪地辩解，再三表白自己的清白。大铖的另一本传奇《牟尼合》中，其中《伶（讠同）》一折，在传世的刻本之中，甚至有两种不同的内容。当是大铖为取媚于权贵，所玩出的新奇花样。
KK今日评论前人功过，当应不以人废言。所以陈寅恪在遗作《柳如是别传》中曾有一段谈论阮大铖的文字：“圆海人品，史有定评，不待多论。往岁读咏怀堂集，颇喜之，以为可与严惟中之钤山，王修微之樾馆两集，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章太炎先生亦曾有评语曰：“大铖五言古诗，以王孟意趣，而兼谢客之精练。律诗微不逮，七言又次之。然榷论明代诗人，如大铖者少矣。潘岳宋之问险诈不后于大铖，其诗至今尤存。君子不以人废言也”。更有胡先（马肃）先生甚至称大铖为“有明一代唯一之诗人”。《中国大百科全书》之《中国文学分卷》中，在“清传奇杂剧作家”中，也列入了阮大铖的名字。
KK自古小人有才者亦多矣，如唐朝诗人沈（亻全）期、宋之问，宋代有孙觌、方回，蔡京，明时有严蒿、赵方华等。而每逢社会发生疾遽变革时代，尤其多见如此人品虽差，但是文采斐然的“精英”。此类人物过去有之，只是不知未来还会有怎样的变故。在每个人短暂的一生之中，总是会在历史长河留下自己踪迹。综观阮大铖的一生，就因为利欲熏心之故，而辜负了大好的文采。鲁迅先生曾经指出：“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今人读之，当以史为鉴也。
史可法（1601年—1645年），明末政治家，军事家。字宪之，又字道邻，祥符人（今河南开封）。
崇祯年间进士。授西安府推官。历任户部员外郎，郎中。崇祯八年（1639年），随卢象升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十年，被张国维推荐升任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及河南江西湖广部分府县。崇祯十四年总督漕运，崇祯十六年七月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弘光政权建立后，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时称“史阁部”。时议设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江北四镇，以可法为兵部尚书，督师扬州。清兵入关后，曾主张与之议和，共讨李自成的农民军。后被马士英等人排挤，于是督师淮扬，竭力协调江北四镇将领，以抵御清兵。
顺治二年四月，左良玉率数十万兵力，由武汉举兵东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竟诎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只得兼程入援，抵燕子矶，以致淮防空虚。左良玉为黄得功所败，良玉呕血死，全军降清；史可法奉命北返，此时盱眙降清，泗州城陷。史可法遂至扬州，继续抵抗清兵。顺治二年（1645年）5月10日，清豫亲王多铎兵围扬州，史可法传檄诸镇发兵援救，刘泽清北遁淮安，仅刘肇基等少数兵至，防守见绌。此时多尔衮劝降，史可法致《复多尔衮书》拒绝投降。副将史德威史可法追随有年，可法收德威为义子，托以后事；二十四日清军以红衣大炮攻城。入夜扬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众人拥下城楼，大呼曰：“我史督师也﹗”，多铎劝降，可法表示：“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后壮烈就义。多铎因为攻城的清军遭到很大伤亡，心里恼恨，下令屠杀扬州百姓。大屠杀延续了十天，死亡八十万人，史称“扬州十日”。史可法死后十二日，其遗体不知下落，隔年，史德威将其衣冠葬于扬州城天甯门外梅花岭。后来全祖望曾写《梅花岭记》描述此事。
在围城期间，多尔衮劝降，史可法写就着名的《复多尔衮书》：“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上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不卑不亢，流传万世。另着有《史忠正公集》。
史可法是左光斗的学生，方苞曾写《左忠毅公逸事》，述说史可法与其师左光斗之间的提携情感，自是铮铮铁骨、有血有泪。
附《左忠毅公逸事》全文及《复多尔衮书》全文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先君子尝言，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一日，风雪严寒，从数骑出，微行入古寺。庑下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公阅毕，即解貂覆生，为掩户。叩之寺僧，则史公可法也。及试，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视，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厂狱，史朝夕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虽家仆不得近。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屦，背筐，手长镵，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崇祯末，流贼张献忠出没蕲、黄、潜、桐间，史公以凤庐道奉檄守御。每有警，辄数月不就寝，使将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择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则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铿然有声。或劝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也。”
史公治兵，往来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于堂上。
余宗老涂山，左公甥也，与先君子善，谓狱中语，乃亲得之于史公云。
复多尔衮书
史可法
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
南中向接好音，法随遣使问讯吴大将军，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谊于草莽也，诚以大夫无私交，《春秋》之义。今倥偬之际，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从天而降也。讽读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成尚稽天讨，为贵国忧，法且感且愧。惧左右不察，谓南中臣民偷安江左，顿亡君父之仇，故为殿下一详陈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真尧舜之主也。以庸臣误国，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枢，救援无及，师次淮上，凶闻遂来，地坼天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无君，虽肆法于市朝，以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谢先帝于地下哉！尔时南中臣民哀痛，如丧考妣，无不抚膺切齿，欲悉东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即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临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让再让三，仅允监国。迨臣民伏阙屡请，始于十五日正位南都。从前凤集河清，瑞应非一。即告庙之日，紫云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欣传盛事。大江涌出柟梓数万，助修宫殿，是岂非天意哉！越数日，即令法视师江北，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乃辱明诲，引《春秋》大义来相诘责。善哉言乎，然此文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未讨，不忍死其君者立说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惨变非常，而犹拘牵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统之义，中原鼎沸，仓卒出师，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紫阳《纲目》踵事《春秋》，其间特书如莽移汉鼎，光武中兴；丕废山阳，昭烈践祚；怀、愍亡国，晋元嗣基；徽、钦蒙尘，宋高缵统，是皆于国仇未剪之日，亟正位号，《纲目》未尝斥为自立，卒以正统予之。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灵武，议者疵之，亦未尝不许以行权，幸其光复旧物也。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恩遐被。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戮，此殿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着于《春秋》矣。若乘我国运中微，一旦视同割据，转欲移师东下，而以前导命元凶，义利兼收，恩仇倏忽，奖乱贼而长寇仇，此不惟孤本朝借力复仇之心，亦甚违殿下仗义扶危之初志矣。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贻贼人窃笑也，贵国岂其然欤？往者先帝轸念潢池，不忍尽戮，剿抚并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英明，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胄之士，饮泣枕戈；人怀忠义，愿为国死。窃以为天亡逆闯，当不越于斯时矣。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则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以从事矣。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当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于地下者，实为社稷之故。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帅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鼠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惟殿下实明鉴之。
明末清初广宁（今辽宁北镇）人，祖籍陕西武威（今属甘肃），字瑞梧。明诸生。明末降清，值文馆，隶汉军镶红旗。崇德间，任秘书院副理事官，曾疏请定衣冠之制及从速入关、图取中原诸事。顺治元年（1644），授山东东昌道。迁湖广布政使，擢左副都御史，巡抚安徽。六年，调广东巡抚，镇压南明反清武装。官至兵部尚书，两广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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