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船总是开得特别快。
从南京回苏州，不过短短两天半，五百多里的水路就走完了。
沈树人拐到了方以智这个通才，跟自己同游赴任、盘桓数月，也算是意外之喜。
船队刚到太仓刘家港，提前得到了消息的沈廷扬，就亲自到码头接儿子。
他已经两个半月没见着儿子了，也知道儿子这次是在为家族的利益奔波，为杨阁老办差，心中很是感慨。
谁能想到，那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家伙，第一次出远门办正事，竟能办得这么干净。
沈树人一下船，自然免不了上前行礼，还跟父亲介绍了方以智的身份。
听说方以智是今科解元后，沈廷扬立刻肃然起敬，还颇有几分窃喜。
他虽有五六品的官身在，但也知道自己的斤两，不过是个秀才买监生再捐官的履历。论学问，一个解元就足够他仰望了。
“久仰方解元之才名，方解元竟肯折节与犬子下交，实在是我沈家之幸。”
方以智也连忙谦虚：“实不敢当，久闻沈家一门皆有实干之才，树人贤弟的博学广识，方某这些日子也已领教过了，着实受益匪浅。”
沈树人也居中解释，说方以智兴趣广泛、交友不看八股学问，沈廷扬这才恍然。
沈家有的是钱，招待客人自然不遗余力，方以智等人被让回府上设宴洗尘，海陆鲜汇毕集。方以智虽是官宦人家之后，也着实看得眼花缭乱。
宴席之间，沈廷扬问起正事，让儿子说一下新买到的官职职责如何，可需要家里帮衬。
沈树人也一五一十说了：“……这官职，在管河道曹振德下面办差，往年多半是做些漕运的辅助工作。
但今年南直隶本地都爆发了贼乱，河道典吏的职责，就改为把苏松数县的粮草运到庐州军前。”
沈廷扬自己就是户部的官，跟漕运打了多年交道，听儿子一说，他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他摸着胡子沉吟道：“把苏松的粮草运去庐州？那不是舍近求远么。难道今年江西完全不用承担朝廷漕运摊派不成了？江西上缴的粮食，都运到军前了？
否则只要江西还有多的余粮，由那边运到庐州，再把苏松的粮食直接运往北方，不是能省一番周折？”
沈廷扬的规划，非常符合地理常识。明朝时，湖广和江西的粮食要漕运往北方，也得先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运到扬州之后过江北上，经邗沟段运河至淮河边的淮安。
明朝成化年间长运法改革后，南方各省的漕粮最终集结交割点，也都设在淮安。
从淮安再往北的运河运输成本，朝廷会提前统一定额加征、由漕运总督负责使用调度，盈亏由朝廷负责。而到淮安之前的运费，要地方上直接承担。
所以，在沈廷扬看来，如果是安徽地区需要军粮，直接从江西或者湖广运到安徽就地使用，绝对比从苏州征调浪费更少。而苏湖地区可以把江西的北上漕粮配额置换过来。
好在沈树人一路上显然也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还调查过，立刻解答了这个疑惑：
“父亲有所不知，张献忠之势已极为猖獗，今年两湖被破坏甚重，许多良田都已处在沦陷区，杨阁老已经请求以两湖之粮自守，不会北运京城了。
江西的余粮，多半也要供给安庆府军需，堵住霍山以南。更北的庐州府、凤阳府军需，就只有靠南直隶了。
今年苏湖松江等地的摊派，又临时涨了好几成，苏州这边已经翻倍了，最后好像是加到一百二十万石。”
沈廷扬听了这个数字，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苏州的粮税本就是明朝最重，往年定额是五十九万石，但考虑到运输损耗加派，实际上要运到淮安交割的，有八十多万石。
现在漕粮和军粮加起来一百二十万，实际征收肯定要超过一百五十万。这么多粮食苏州是产出不了的，说到底还是要靠去浙江买，或者在南直隶其他产粮区买。
苏松湖三府的土地，一多半都种了蚕桑和棉花这些经济作物，原本就要靠经济作物的高价，卖丝绸棉布买粮。
但浙江今年又大旱，沈树人刚穿越过来时，就听说浙江今年只有夏粮正常收获，秋粮要减产一大半，米价已经从往年的一两八钱涨到了三两多，靠买肯定是不行的。就算硬凑，粮价继续暴涨下去，苏州本地恐怕都得饿死一些穷人。
另外，按照朝廷旧制，苏州对朝廷输送的每一石漕粮，按例还要加征一钱三分的“过江银”和五钱的“漕运银”。
漕运银是跟着漕粮一起运到淮安交割的，交给漕运总督下属衙门，作为漕丁和护粮卫所军从淮安到北京的饷银。（前面加派的粮食，是给运粮的人路上吃和鼠雀各种损耗，银子则是给运粮的人发的钱和管理费用。钱、粮都要同时加派，不是二选一的关系）
而“过江银”则是地方上自行征收自己用的，是到江北交割之前，给本地运粮卫所兵丁的饷银，还包括长江、运河各处换船装卸的码头工人费用。
实际上这一钱三分银子肯定不够用，地方上还有各种潜规则摊派加收。
而且从成化年到崇祯，每过几十年，之前的超耗摊派项就会被各种经手的利益集团挪用贪墨干净，然后再巧立名目额外加征一项。
只是明面上对朝廷上报的“过江银”始终是一钱三分，一百多年没动，其他都是地方上暗箱操作分肥。
沈树人原先对这些不是很了解，但沈廷扬跟漕运打了十年交道，当然会把这些细节毫无保留地教给儿子。
他说的都是堂堂正正的道理，也不怕外人听，所以方以智在场也不必回避。
沈树人听完后，也生出一个疑惑：“既如此，父亲觉得朱大典这次会如何陷害我们父子呢？我买官的时候，没给龚鼎孳、侯方域这些小人留面子，朱光实就更是仇家之子。
按说最后我得了这个缺，肯定是朱大典另有阴谋的。难道，他是打算让孩儿亏空、完不成筹措运输军粮的任务？堵今年苏松一带买粮腾贵，凑不齐？
这不太可能吧，作为河道官，只需跟长运卫所的运军一起，在交割水次仓口清点粮食、确保全程无碍，至于本地的粮食是怎么来的，应该不关我事吧？”
沈树人虽然还没想到对手的阴谋，但他知道阴谋肯定是存在的，把人得罪得那么狠，不报复怎么可能。
沈廷扬捋着胡子思索了很久：“从粮食来源上动手确实不太可能，那些环节就算出了问题，苏州知府和下属各县的罪过，也远比你这种负责运输的人要重。张学曾不会拿自己的官位开玩笑的。
要让负责运粮的人担罪过，无非是在两次交割环节出点纰漏，比如地方上以次充好、缺斤短两，你验收时却没发现，最后运到庐州府后，却无法通过驻军验收。
除此之外，就是运输途中，运费超耗。预先多征的部分、填补不上民夫一路吃用、或是船只颠簸沉没过水、鼠雀米虫病害。
但这一块要想陷害到我们沈家，也不太可能。我们沈家跑海数十年，从你曾祖那辈开始就做水运的生意了，这方面管事经验丰富，损耗灾害都能防患未然。就算有些许意外损失，大不了我们沈家自行赔补，也不是扛不起。”
沈廷扬思前想后，也没想出政敌怎么害他，常见容易出问题的环节，他都已经罗列过一遍了。
然而，或许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沈树人对这方面还不太专业，本着一个局外人的冷静视角审视，还真就被他看出了一些可能性。
作为后世之人，沈树人的财务常识肯定比古人丰富，他虽没做过会计，却也知道账目出错的严重后果——
后世的会计，要是做账错了几块钱，也会很抓狂地把票据重新对一遍，哪怕付出的劳动时间工资价值远超过这几块钱，也不可能自己掏钱把亏空补上。不然的话，被税务机关核查出假账，问题就严重了。
明朝的财务账目肯定没有后世严格，假账这种事情，只要结果好了，说不定不会细看过程。但如今朱大典正盯着他们想陷害呢，事出反常必有妖，会不会是……
沈树人觉得自己抓到了一点灵感，又往那个方向深入琢磨，还真就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他慎重地咬了咬嘴唇，用探讨的语气虚心道：“父亲，有没有可能，朱大典所谋者大，要对付的不仅仅是我？”
沈廷扬看儿子说得郑重，也严肃起来：“此话怎讲？”
沈树人剖析道：“父亲您看，您今年回乡，便是被陛下授权试点‘漕运改海’，将来这个试点是否成功，最重要的证据，就是漕粮海运之后，实际运费开支的账目，是否比同等重量的粮食走运河北运要便宜。
既如此，陛下难道不怕父亲‘先给点甜头、后收网’么？
要是父亲今年试点的时候，故意压低成本，亏钱帮朝廷承办，把账做漂亮，让陛下觉得划算，把漕运改海的事儿生米煮成熟饭。
等实际大规模使用后，将来再‘慢慢发现’大规模应用带来的额外损耗、跟往年长运法每隔数十年就加派漕运银、过江银一样，钝刀割肉追加预算……
所以，陛下要防着这事儿，肯定会严查试点期的账目，不仅不许亏，甚至不许你暗中贴钱。
而我们父子一家，我也恰好被朱大典安排了做运粮官，虽然是给杨阁老运军粮。相信到时候我的账目肯定会被朱大典的反复用放大镜盯着查。
不但不许我亏，也不许我们沈家贴钱，只要贴钱了，他就会上报，说我们做假账。到时候，陛下对父亲漕运改海部分的账目真实性，多少也会怀疑！”
沈树人说的这番揣测，在现代社会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沈廷扬和沈树人是各做各的官、各管各的事儿，不能乱株连。
可是在古代人治的环境下，一个官的儿子做假账，很有可能让皇帝联想到这家人的家教门风就是贪墨造假横行，那他爹的账多半也不能信。
哪怕这种联想不合法，你也阻止不了崇祯的大脑非要往这上面联想。
沈廷扬听完，顿时有些不寒而栗。儿子那点小事，可不能坏了他利国利民的“漕运改海”大计啊！
沈廷扬艰难地吞了一口口水：“林儿，你可要小心了，你给杨阁老运粮，不但不能贪，还不能亏，还不能有任何明账上不该有的加派超耗，咱自己贴钱都不行！否则都有可能被朱大典抓住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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