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爷没有说话，抬头看着我，就那么看着，痴痴地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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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低头玩弄着自己满是污垢的十指，然后又抬头看着我笑。但只是发笑，不说话。目光游离不定。
二爷仍旧痴痴地望着天空，蜷缩在角落，一句话也不说。我观察了下他的神情，眼神有些迷离，估计是有些老年痴呆了。见问不出个究竟，我就在院子里大喊了几声二爷孙子的小名。结果还是没人回应。
我正准备走出院子的时候，只见二爷伸手擦了下自己的鼻涕，沾满鼻涕的手又擦在了衣服上。一身衣服黑的发亮，到处都是污渍干了以后留下的结痂，让人看一眼就觉得胃里不舒服。二爷手上的指甲也很长很长了，长到了自然弯曲卷在一起，指甲缝填满了黑乎乎的污垢。我实在不仍看下去了，于是又回身走进了二爷家的正房，想看看到底还有没有其他人。
进了房。一股恶臭传来。满屋都到处都堆积着大小便，还有些呕吐物，就连床上都未能幸免。我捂着鼻子退了出来，看着已久蜷缩着的二爷更加于心不忍。
我冲二爷大声喊道：“二爷！你的娃呢？都不管你吗？”
这回二爷应声了，“都不管，不管。”说完蜷缩着脖子，摇了摇低下的头。不知道究竟是对儿女对他抛弃的伤心还是对家人的思念，竟让他如此的自卑。
正说着，小宝娃进了院子。小宝娃的爷爷和二爷是亲兄弟，小宝娃的爹管二爷叫二伯。小宝娃年龄不大，也就十七八岁，但是算辈分，我得管人家叫叔。见他进来。我先称呼了一下：“宝娃叔，你来了啊？我就说是咋屋里连个人都没有呢？就二爷一个么？”
宝娃一看是我，倒是吃了一惊。没想到在这里能看见我。宝娃先把手里的洋瓷碗放到二爷跟前。对二爷说：“快吃，吃完我取碗。”然后又对我说：“你咋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
我说：“昨天回来的。宝娃叔，二爷不是还有个孙子哩么？怎么也不见照顾二爷？你每天给他送饭么？”
宝娃说：“是哦。他的后人们都没人管他了，那个小孙子前年也出门打工了。留下个这老东西祸害我，我都不想管他。可我爸说，都是一个房份的人，没人管他，旁人会笑话我们的。你说说，他自己的后人沟子（屁股）一拍走了，把他丢给我们算啥吗?”
二爷可怜兮兮地端着碗，用那填满污垢的长指甲钳着一个馒头大啃。啃了几口，听宝娃这么说，连忙抬头说：“我不祸害你，行不？我不祸害……不祸害……”说话的口气像是在求饶，越说到后面，声音越小。
宝娃一听，立马黑着脸对二爷说：“你快吃，求话还多的很！”我看宝娃对二爷这么凶，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但是想想一个这样的老人丢给别人照看，也确实不是太通情达理的事儿。宝娃冲二爷吼了两句又对我说：“你看么，自从他孙子走了后。他一个就这么呆着，一天没个人说话。不到两年就成这样了，听人说是啥，老年痴呆！说洋（傻）起不洋，就是呆乎乎地，一阵好了，一阵瓜（痴呆）了。好的时候，你问他啥还能搭两句话，瓜的时候，问啥都是看着你傻笑！”
我看着二爷已经是在狼吞虎咽地啃着馒头了，可宝娃还是在一边儿催。二爷好像很害怕宝娃，越发吃的急了，有好几次都差点噎着。
我对宝娃说：“每天都要你送饭，也劳累你了。”
宝娃三两下抢过二爷手里的洋瓷碗，把还没吃完的一口菜磕在了地下，转身走了。边走边对我说：“是啊，劳累啊。就看他啥时候死呢！”
一边是宝娃骂骂咧咧远去的身影，一边是二爷捡起磕在地上的菜一口口地吃掉。
我想，老人和孩子一样，还是得自己养啊！
从二爷院子里出来，准备回家吃饭。走到半道上，碰上二妞了。这丫头一见我就乐，说：“正找你哩，可就碰上了。走，到我家坐一坐，咱俩说说话！”
刚才的那一幕，还在我心里作祟，估计我回去也吃不下饭。于是就跟着二妞去了她家。
我和二妞的男人打了个招呼，然后坐到了厢房。二妞的男人一看来了客人，忙把怀里的娃轻轻地放在炕上，然后给我倒了一杯水，二妞倒是大呲呲地坐着没动。
我开玩笑说：“二妞，你看你也不介绍一下。咋称呼人家呢吗？”二妞一转头说：“咋称呼呢？叫他‘二妞家的’啊！还要啥称呼呢？”我心想，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啊，总得有份儿自己的事业，就算是种地也罢，自己种地吃粮，这腰杆儿也挺的直！这“二妞家的”干脆就是个年轻版的二爷嘛，这嗟来之食是真不好吃。
想起了二爷，我就随便问了一句。二妞说：“二爷不知道是造的啥罪，两个儿子出门打工多少年了，连个口信都没！前年孙子也走了，留下了二爷一个人，老伴儿又走的早。成天连个说话的人都没，这不到两年就呆了！对了，电视上管二爷这号人，叫啥留守老人！”
留守老人，留下来守候的应该是希望。却不曾想，有多少老人留下来，守到最后，只能以一幕悲剧收场！
二妞家的把孩子抱到二妞怀里，说：“娃你看着，我喂猪去。”二妞低头逗着孩子，只说了声“嗯”。
我和二妞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我问二妞：“二爷的后人这几年有信没有？”
二妞说：“有啥信哩？多少年了，都没个踪影，死没死都不知道。”
过了一会儿，二妞家的喂完了猪回来，洗了把手又去做饭了。我起身要走，二妞说：“你看你！金贵了不是？在俺家吃顿饭不成啊？好久没和你一达吃顿饭了。”
二妞都这么说了，我只好留下。
拿出手机准备给妈妈说一声，不回去吃了，结果手机没信号。管他移动联通，反正到这儿都是此路不通。
用二妞家的座机给家里打电话，说就在二妞家吃饭了。
二妞见我留下了，笑得合不拢嘴，扯开嗓子喊：“娃他爸……娃他爸……”喊了两嗓子没人应声，二妞又大声重重地喊了“娃他爸！”
“哎！来了，来了！”只见二妞家的系着围裙一路小跑就从厨房跑了进来。
二妞怒道：“你是死了咋的？喊几声都不吭声，猪毛塞耳朵了？”
二妞家的急忙赔笑，说：“剁柴呢，没听见，没听见。”
二妞瞪了一眼她男人说：“去屋檐上取些腊肉，做个臊子面！”
我说：“不用了，不用了，随便吃点就成。”
二妞家的听我这么说，又转头以询问的眼神看着二妞，意思是到底怎么办？
二妞没搭理我，冲她男人又吼了一声：“去啊！站着等死啊？跟个木头似地！”
二妞家的一听，立马又往出跑。
我看着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对二妞说：“你倒是对他和气点啊，当着我的面，不太好！”
二妞一听说：“和气啥呢？我就很和气啊。他一天一个子儿不挣，这喂娃做饭的事再弄不好，要他求用！”
二妞从小脾气火爆，像个男孩子，我也习惯了。这估计也是他爹把大妞嫁人，给二妞招个上门女婿的原因吧。
饭做好了，我要去厨房端饭，二妞一把扯住我说：“你端啥呢吗？咋不管，光吃就对了。”
二妞家的先端了两碗给隔壁厢房的二妞爹、二妞妈，然后又端上来两碗，一碗给我，一碗给二妞，自己再从二妞怀里把孩子抱了过去，好让二妞专心吃饭。
我对二妞家的说：“你怎么不吃？是不是我一来，做的不够了？”
二妞家的赶紧说：“够呢，够呢。你们先吃，我把娃先抱着，好让二妞吃饭。”
我低头刚吃了一口，果然很可口，味道很地道。我正打算抬头赞美几句，可二妞家的人不见了。我四处看了看，只见他蹲在院子的角落，把孩子抱在怀里轻微地摇摆着，哄着孩子。
我和二妞吃完，二妞家的又把孩子抱给二妞，然后把饭桌打扫干净，这才从厨房端了一碗饭蹲在院子的角落吃起来。
下午回到家，妈妈正拌猪食呢，我赶紧抢过来自己干，让她歇着。妈妈问我：“去哪儿了？刚回来就疯地不着家！”我一边拌着猪食一边说：“随便转了转，正准备回来就碰见二妞了，非拉我去她家吃饭。”
我妈说：“吃的啥？”
我说：“臊子面。”
想起二爷，我又问：“妈，我今儿见着二爷了，他咋成那样了呢？后人不管吗？”
我妈说：“管啥呢？后人多少年啥信都没有。”
我把拌好的猪食倒进猪圈，拿棒子敲了敲食槽，小猪们摇着尾巴就围了过来。
“哎，我今儿看他脏的啊，还有些呆了！”
妈妈从我手里接过木棒，又把猪食均匀地拨开，说：“他现在和你爷一样，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二爷比你爷好些，清醒的时候多，糊涂的时候少。你宝娃叔一天只管两顿饭，再啥都不管么。还是我看不过眼了，每年年三十儿给他剪剪指甲，换洗下衣裳。”
在家的日子过得很惬意，也很轻松，不用提防着谁，更不用每天喝到半死。只是在家不敢抽烟，烟瘾来了，实在憋的难受。
农村的日子按阴历计算，没几天我就过得不知今夕是何年了，只知道哪天又是逢集，哪天又是节气。
快过年的时候，跟着二妞赶了一次集。
那天我们起了大早，穿得严严实实地准备去赶集。
来到二妞家院子，她还在装货呢。
这丫头可一点都不含糊，整袋子的地膜、整袋子的白糖一个个往小三轮儿上放，气都不喘。等她装好了货，才招呼我上车：“走，你坐后面白糖袋子上，我给咱开三轮儿。”
我开玩笑说：“你行么？”
二妞说：“你小瞧人呢么！这算个啥？”
我这才笑呵呵地围好了围巾爬上车。
一路颠簸，总算到了集市。
二妞占了个摊位，就开始喊。
到了中午，集市人逐渐多了起来。二妞忙里忙外的应付着，倒也方寸不乱。一会儿功夫她就卖出去一两百块钱，讨价还价，算账，过称，收钱都不含糊。
我看也帮不上忙，就到集市上转了一圈儿，买好了妈妈交代的东西，又买了好几张年画和对联。在卖对联的摊子上，碰见大军，也在哪儿摇头晃脑地读对联呢。我主动上去问他：“大军哥，你也在啊？”
大军回头一看是我，理都不理，转身就走了。我讨了个没趣，羞的脸通红，赶紧低头去找二妞。
到了下午，二妞忙的差不多了，集也快散了。二妞和我收拾了剩下的货，打算回家。
我看对面卖电炉子的摊子生意很冷清，就问二妞：“这么冷，咋电炉子没人买呢？”
二妞斜眼看了一眼那个买电炉子的半老头说：“那是个瓜劈，跑到这儿卖电炉呢，一看就是外地人，不懂行情。咱这儿电压低的要死，电炉子能起个屁的用。再说了，舍得烧电炉子做饭取暖的农村人有几户呢？”
我正打算买一个呢，一天这话就打消了念头。可是想想家里那老屋实在抵御不了多少风寒，就又买了个大炉子，带烤箱的那种，四百多块钱也不是很贵。
买了炉子，看看身上带的钱还够，正好有一个卖块子煤和蜂窝煤的皮卡车还没走，就把剩下的煤全买了。
等把炉子和所有的煤都装在二妞的车上，天已经快黑了。
二妞看着一车煤说：“这可够用一冬的了！你真可以啊，一出手就花了好几百，真是读书的人能挣钱啊。我今儿忙一天挣不了两百块钱。”
我说：“不买个炉子能行嘛？我爷都病成那样儿了，那屋子又冻的跟着冰窖一样，再把我爷冻了咋办？”
二妞张了张嘴，又没说话。
我说：“二妞，你想说啥？”
二妞说：“我说句话，你别忘心里去啊。你现在挣钱了，家里也慢慢好了，把你家那房修修嘛，你看看全村的房，除了二爷家的，还有哪家的比你家破？你总不想你爸你妈再老几年也和你爷一样吧？”
这一说，我猛一下意识到自己家的房子实在是破旧不堪了。虽不至于漏风漏雨，可是农村的房子多是土木结构，年久失修就会返潮，房梁也会发朽。这几年村子里家家户户基本都住上了新房，可是唯独我们家的房子还是原来的老样子。那房子听爸爸说，还是爷爷小时候爷爷的爸爸修的，到现在房梁都朽了，阴面的墙潮的厉害，有些炕门都塌了。
二妞见我半天不说话，以为我生气了，说：“你生气了？”
我说：“不能啊！这生啥气哩吗？你说这再修房得花多少钱？”
二妞低头沉吟了一下说：“我家是前年修的房子，当时的工料都便宜，也得五万多。现在修个房至少得八万多，这算是最少的了。主要是运费太高，一方沙石送到咱这，车费就得三十。一片砖，砖厂的出厂价是二毛五，运到咱这儿就五毛了。没办法，不通车么。大车拉进乡上，卸下来，再装上小三轮运到咱村子里。这几回装运费就贵出来好多！”
八万！我现在有一万多，还差六万多块。
六万块，相当于叶茂赢三次麻将、王志东家房价的百分之一，或者是红菱拼死批活工作半年，我不吃不喝工作一年，二妞赶三百次集。
修一座新房子是好多农村人的一生的梦想，而有些人可以弹指间完成，有些人却要风里来雨里去的几年，甚至几十年才可以完成毕生之所愿。
二妞说：“年前还能赶三次集。过两天我再去城里进货去，凑着年头上，好好卖些钱。”
我买了炉子和煤，身上现金也不多了，于是说：“咱俩一起去吧，我取点钱。”
二妞说：“成啊，正好给我搭个伴儿。这腊月里多跑两趟，能挣不少钱哩。”
我问二妞：“你一年挣赚多少啊？”
二妞说：“三万多块钱吧，不多，嘿嘿！”二妞说完，憨厚地笑着。
我惊讶地说：“二妞，你真能啊！啧啧！能地很！”
二妞说：“哎，有啥法呢？一家子人要养活呢！爸妈都老了，大姐又给人了，自己的男人是个软蛋，就靠我一个人。不辛苦一点，能成吗？”
我说:“二妞，你现在赚不少钱了吧？”
二妞说：“有啥钱哩？前几年攒的钱都修了房子了，修完房子攒了几个子儿，又吃了亏。”
我问：“吃啥亏了？”
二妞叹口气，擦了一把鼻涕说：“前年跑去城里进货，看见一家的化肥种子价钱低，就贪便宜想多弄些来卖。一下子进了两万多的货，拉到屋里，倒是不几个月就卖完了。可是后来，发现是假的！人家农户找到我家来了，你说咱也是庄稼人不是？知道种地辛苦，既然是假货，就要给人赔哩！咱被人坑了，但咱可不敢坑人。再说了，我要是给人家农户不赔钱，以后还有啥脸在这集市上混哩？这一下子赔了好几万！”
我拍拍二妞，说：“没事，没事。以后再赚回来！”
二妞说：“我到城里找哪家卖给我化肥的人，狗日地早跑了！哎！这几年生意也不好弄了，化肥种子卖不动了，就搭些白糖啊，茶叶来卖！国家政策是一天比一天好，粮食直补，农业税都免了。可种地的人还是越来越少了，都跑出打工了。这种地啊实在太辛苦了，你单靠种地养活一家子，难啊！”
想想也是，二妞嗷嗷待哺的孩子，二妞的男人，二妞的爹妈可都靠着二妞一个人啊！
二妞接着说：“以后我要我的娃，到城里读书哩！现在国家给咱念书不要钱了，念到初中都不收钱。但是咱这山里的老师实在不行啊。听村里娃说，他们学英语就没读过，只会考试，都学了好几年了，还不会念么。你看大军，就那怂样子都当老师哩，咱的娃能学多好?还是念书好，你看你，大学生多能挣钱？”
说起大军，我又想起刚才集市上的那一幕，估计他是记恨我了。
二妞说：“不过也没办法，咱山里条件苦，好的老师都不愿意来。所以啊，我就要让我的娃去城里念书！等攒几年钱，我的娃也大了。我就去城里摆个摊子，做个小生意，供我的娃读书。以后让他当城里人，可不敢再种地了，太苦了，太苦了！”
我听了二妞这么壮志雄心，心里也替她高兴。双手呵了口气，拍了下她的肩膀说：“二妞，你真能！”
二妞说：“你才能哩！你现在一个人就能养家，还皮白肉嫩地，你看我，这脸粗成个啥了？对了，我听干部说，再过几年有个叫啥新农合的政策哩，到时候你爷看病也就不花大钱了，真好啊！”
我想想躺在炕上的爷爷，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撑到那一天。可是不管怎么样，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我和二妞也会越来越好的。
二妞跨上三轮儿，把围巾搭在了脖子上说：“走，咱回家咧！”
我在煤堆里找了个位置蹲下三轮儿又“突、突、突”地出发了。
看着风尘仆仆的二妞，她的背影那么伟岸，想想她刚才说以后供养孩子读书时脸上的幸福，就觉得能养家的女人啊，再苦再累也是幸福的……
先和二妞把剩下的货搬到了她家，然后我俩和二妞家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炉子弄回家。二妞把煤卸到了院子里晒麦的空地上，二妞家的和我把炉子装到了爷爷睡得厢房。
等忙活完这些，天已经完全黑了。
二妞和二妞家的洗了把脸，就匆匆走了。我留二妞两口子在家吃饭，可是二妞还是要回去，说：“娃还在家哩，我这就回了。自己人，你客气啥呢吗？”
二妞说完，扭头就走。二妞家的一句话都不说，跟在二妞后面往回走。
生起了炉子，房子里暖烘烘的。
我一边在烟筒上捂着手，一边说：“这下可好了，你们晚上在炕边上服侍爷就不冷咧！”爸爸说：“你买这个干啥呢吗？又没多大用么。好贵哩！”
我说：“不贵，不贵，我有钱哩。只要你们身体好，我就高兴么。”
妈妈用灶上的抹布把烤箱擦干净后，洗了几个红薯放到了烤箱里。
不一会儿爷爷醒了，盯着我看了一眼说：“炉子是谁买的？”
我说：“爷，是我买的。有了炉子就不怕冻了！”爷爷说：“多少钱？”
我寻思了一下说：“不贵，不贵，才三四十块钱。”爷爷迷迷糊糊地说：“这么多钱哩啊？太贵了，太贵了。”说完又迷迷糊糊地睡了。
红薯熟了，香甜的气味充满了这座昏暗的小屋，全家人围着炉子取暖的冬天很温暖。
买了炉子当天夜里就下了一场大雪……
第二天我起床后，天地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山尖上、屋顶上、院子里、田地里都是雪。妈妈找了一件儿棉袄给我说：“快加件儿衣服，可不敢冻着。”
我说：“妈。你穿上吧。我有羽绒服哩，不冷！”妈妈摸着我的羽绒服说：“这花里胡哨地是个啥吗？手摸着都不瓷实，还是棉袄暖心么。”
拗不过妈妈，只好又加了一件儿棉袄。
穿上了棉袄，全身圆乎乎的，行动都不方便，正打算趁妈妈不注意再脱下来呢。
家里的电话响了，爸爸接了电话冲我喊：“二妞找你哩。”
我跑过去接起电话说：“二妞啊，多亏昨天买了个炉子，这天可冷死人哩么。”
二妞在电话那头说：“可不是？我的娃都感冒了。明儿个我去城里，你去不去？”
我说：“去啊，去啊。我身上都没多少钱咧，我去取些钱。你去进货吗？”
二妞说：“是啊，我赶紧进些货卖，就怕再下几场大雪，路断了可就完了。顺道在买些小娃吃的药，咱这里的药可不敢随便买，现在假药多的很！”
我说：“那咱今儿个能去不？现在就走啊。”
二妞说：“不成。等咱从村子到乡上，去城里的班车早发了。明儿个吧，明儿你起身早些，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
我说：“娃的感冒重不重啊？”
二妞说：“稍微有些发烧，不太重。”
我说：“那好吧，你赶紧照看娃。明儿个给我打电话！”
挂了电话，我妈端了完红薯粥说：“娃，昨儿个烤的红薯没吃完，我给熬成粥了，你快喝上。喝上就暖和了。”
我特别喜欢喝红薯粥，甜甜的，比大米粥要胶着一些。还是很久以前喝过这种粥，有一年家里米不够吃了，妈妈就三天两头地熬红薯粥给家里人喝。不同于地根菜的是，我天天喝红薯粥都觉得美味，但是地根菜吃多了就牙根酸。所以那段没米的日子，大人们或许觉得有些窘迫，我倒觉得没什么特别的。
刚放下粥碗，爸爸就在院子里喊我。
我到院子问爸爸：“大，啥事？”
爸爸说：“房顶上积雪咧，我腿脚不灵活了，你上去把屋顶的雪扫扫，我怕再下雪把房顶压塌哩。咱这房可不经压了，风吹大些都倒呢。”
爸爸一说房子，我又想起了昨天在市集上和二妞说的那些关于盖新房子的事儿。
二话没说，我换了双鞋，妈妈扶着梯子我就上了房。一边扫雪，爸爸一边在院子里唠叨：“可没个男娃么，这些活儿本来就是男娃干的。家里没个男娃就是不方便，没人出力，还受气！”
我已经习惯了爸爸的这些唠叨，自小到大，每逢家里有些力气活儿没人干的时候，或者爸爸跟其他人吵嘴呕了气，或者被人欺负了，他都会发出这种感慨来。那一年爸爸的胳膊受伤了，那个老板来放了三百块钱，爷爷追了出去，回来就气呼呼的说：“我的儿孙子要是在，我看他狗日的还欺负我！我看他狗日的还欺负我！”
妈妈听爸爸这么说，声音都变了，在房前扶着梯子对爸爸说：“你的劈话咋就这么多呢？你回屋去，我和娃弄，没你事！”围役讨才。
我不知道妈妈是因为伤心还是怕我听了不高兴才支开爸爸的，其实我已经习惯了。农村本来就是这样，谁家人丁兴旺，谁家儿孙满堂，谁家的长辈出去说话都觉得硬朗。农村家长里短的是非很多，经常为鸡毛蒜皮的事儿吵架，甚至打起来。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斗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最原始的力量——谁的力气大，谁的儿子多。没有权势、经济等其他因素。
村子里的女娃除了二妞好胜，从小打架都不输给男娃外，再无出其右者。
原本我是有个哥哥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只是听妈妈说，哥哥四五岁的时候，夭折了，哥哥夭折后的两三年，妈妈才生的我。生我的时候，条件不好。妈妈在月子里还害了场大病，之后不但不能再生了，而且身子骨也虚弱了很多。
所以爸爸说这些的时候，我就装作没听见，只是低头认真地清理着房顶上的积雪。积雪清理的差不多了，我抬头看了看周围。还真如二妞所说，一眼望去，除了我家之外，周围的左邻右里的都住上了新房。
先把笤帚扔到了院子，我慢慢顺着梯子下来，那一刻我心里暗自下了决心，要赚钱给爷爷看病，要赚钱给家里修新房子，没有男娃，我也能养老，我也能给家里盖新房！
刚扫完雪，冻得我小手发红，跑进爷爷的厢房，捂着烟筒取暖。
转头一看，爷爷醒了。
我说：“爷,你醒了？”
爷爷说：“你是谁么？叫谁爷哩？谁是你爷？这是谁家的炉子？”
我看爷爷又糊涂了，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感觉手热了些，就帮爷爷把被子的四角拉了拉。
这时爷爷又说：“不要你服侍我，我的孙子是个大学生,大学生你知道么？可惜她不在么，可惜她不在么。”
听了这话我不知道是该自豪还是该难过。自豪的是爷爷竟然现在都记得我是个大学生，而难过的是我这个大学生又能如何呢？就算我赚了再多的钱，可是他基本已经无福消受了。
下午太阳出来了，逐渐暖和了些。忽然想起了二爷，不知道昨晚这场大雪，他怎么样了。
我对妈妈说：“我想看那一下二爷去，他怕冻的很咧！”
妈妈说：“红薯粥还有，你给二爷端上一缸子，暖和暖和。”
当我来到二爷院子的时候，他还是蹲在那里。双手藏在袖筒里，低着头，不说话，只是身体冻得一直发抖。
我轻声喊：“二爷……”
这下二爷听见了，慢慢抬头看了看我说：“这不是槐树家的娃么？”
看来二爷今儿比较清醒，我说：“二爷，你蹲在这儿冻不冻啊？吃了没？”
二爷说：“我……我不冻！”
我说：“二爷，你吃了没？”
二爷说：“吃咧，吃咧。我有饭吃哩，我有饭吃哩!”二爷还从怀里掏出来半个馍，说：“都没吃完，饿了就还吃哩么！”
我也不多问了，赶紧把缸子递给二爷说：“二爷，这是红薯粥，可甜哩!你快喝吧。”
二爷眼巴巴地看着一缸子粥，还没等完全接在手里，就大口大口地喝完了。嘴角溢出的粥汁滴在他的衣服上，看起来更加狼狈不堪。
喝完粥，二爷把缸子还给我说：“还你缸子。没啥给你的么，等我娃回来，我有钱了给你买糖吃。我娃出门挣钱去了，就回来了，就回来了……”
看着二爷又黑又油的手，和他十指塞满污垢的指甲，我实在不想把缸子接回来。迟疑了下就说：“二爷，缸子留着你用吧。”
二爷一听不乐意了，黑着脸说：“咋？你嫌弃我？”
我说：“不是，不是！咋能哩？”
我赶紧接过缸子和二爷道别，心里想，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丝尊严！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水缸里的水都结冰了。
还好炉子的水箱里有热水。
刚洗漱完毕，电话就响了，接起来一听，果然是二妞的。她已经在催我了，怕赶不上头班车。
揣了两个烤红薯正要走，爷爷拉了一裤子，爸爸刚替爷爷换了干净的衣服，妈妈正在埋头洗爷爷换下来的脏裤子。
我说：“妈，等我回来洗吧。”
妈妈说：“不成，弄不好你爷还拉哩，早洗了干的快。晾到这炉子跟前儿啊，你回来的时候就干了。你这炉子还真实用。”
我说：“好吧，那我和二妞进城了。”
和二妞一人拿着一个红薯，边吃边往乡上走。吃完红薯，嘴边的红薯渣渣已经冻成了冰渣子。
这条路我和二妞一起不知道走了多少回了，我上学的时候，经常和二妞一起抹黑走，我去上学，她去赶集。
那个时候，二妞经常给我一两块钱，要我买支新笔或者作业本儿。起初我不要，后来她干脆在集市上买好了硬塞给我。要是正好周末，她赶完集后就坐在学校门口，呆呆地坐着，等我放学，然后一起回家。
那时候二妞常说：“咱俩家都没有男娃，要是都上学肯定供不起，我给咱挣钱，你去读书。你出息了，我也高兴。”记得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要去学校报到。爸爸妈妈都没有送我，我一个人摸着黑，背着个行李就出门了。半道上遇见正在等我的二妞，她陪我走到了乡上，把我送上车，哭着说，舍不得我走，以后就不能经常见我了。
开车的那一瞬间，我和她抱头痛苦。临别，她塞给了我一叠钱，是用橡皮筋儿扎好的。最大的面值是十元，最小的是一角，一共一百七十四块六角。这个数字我今生都不会忘记，当时我含着眼泪把那些钱抱在怀里，数了一遍又一遍，就想有一天能加倍还给二妞。那时候二妞家的生意还是仰仗她爸爸操心，二妞手里没什么钱的，那一定是二妞当时全部的私房钱。
在我上大学的四年间，二妞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都是她去城里进货的时候偷偷打给我的。
有时候她去城里进货的时候会偷偷给我打钱，每次都是一百块。可那一百块对我的来说，个中情感，又何止是用钱能衡量的？
班车出发了，我和二妞并排坐着，相视一笑，我和她心里一定是又想起了几年前的那一幕。有些人，有些事，不必言语，一个眼神的交汇就能抵得上一万个拥抱，一万句话语。果然，二妞说：“那年你走的时候，哭的可厉害哩。”提起这话，我又忍不住想哭了，说：“可不是么，一百七十四块六角。这是你当时全部的私房钱吧？”
二妞憨厚地笑着说：“是哦，虽然钱不多，可攒了好长时间呢。本来想着俺出门的时候做新衣服的，结果你考上学了。当年可把你爸你妈愁死了，满村子借钱，跪下给人磕头都借不到么，我记得你爷还卖了几回血呢。”
这是我一生的痛！
当年为了我的学费，爸爸妈妈整整在全村借了两个月，还是没借够钱。并不是乡亲们绝情不帮我们，而是当时全村的现金加起来也未必够。实在没办法了，爷爷去卖过几次血。所以爷爷现在身体不好，我总觉得是我造成的。想到这里我心里就特别愧疚！
我对二妞说：“过几年我想给家里修房，可是我肯定回不来。你能帮我照看不？”
二妞说：“你能啊！我做了多少年买卖了，才给家里修了房。你才挣钱几天，就修房咧！啧、啧！那可要我咋照看哩么？”我说：“我大、我妈都上年纪了，爷爷身体有不行，实在是照看不过来。我把钱打你的折子上，到时候你给我操心。行么？”
二妞说：“那有啥不行的么？反正我平时赶个集，就基本不出去。”
我说：“那太感谢你了，二妞。我欠你的太多了！对了，这事你先甭言语（不要对别人讲），就咱两个知道。”
二妞说：“我知道，你就放心吧。”
我估摸着，最多也就两年多一点，我就能攒够八万块钱。运气好的话，要是叶茂开心，陪他多打几场麻将就出来了。越快越好，看爷爷今天大便失禁的那样子，我真怕子欲孝而亲不在！
路况比我回来那天好很多，没用几个小时就到了县城。
下车出了车站，先办我的事儿。
从银行取了钱，我又在超市买了些新鲜猪肉、四瓶酒。农村人过年不太讲究，只要有酒有肉就觉得很满足了。走到收银台前，又想起了二爷，于是折回去拿了一大包火腿肠。
二妞进货挺利索的，轻车熟路地在一个农贸市场搞定了多半儿。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趁着手机有信号，赶紧给珠儿她们打了个电话。珠儿说，今儿梁绪不在，我陪他们打牌呢，过完年开学了早点回来啊。我一听这话，就知道珠儿和叶茂、王志东们在一起，她是暗示我早点回去，又不方便直说。
丽姐的电话一直占线，我又打给了红红。
我问，干吗呢？
红红说，和巩然吃烧烤呢，一家新开的水晶烧烤。
我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现在打的火热啊！
红红说，切，一两次就打得火热了啊？
我说，吆，说漏嘴了不是？看来不止一次啊。
红红说，滚，过完年，快回来。
说完就“啪”的挂了电话，看来这丫头也知道害羞啊。
吃完了午饭，我和二妞又在另一个百货批发市场帮她采购了剩下的东西。
赶到车站，坐上车，晃晃悠悠往回走。
走了两个小时左右，二妞拿出手机给家里打了电话，吩咐她男人把三轮儿开到乡上等她。
等我们回到乡上的时候，二妞家的正坐在三轮儿的驾驶位上打盹儿呢。
二妞一巴掌拍在她男人头上说：“你这个瓜劈，跟猪一样地，就知道个睡。快搬货去！”
二妞家的猛的被拍醒了，还没辨清楚方向呢，就急急忙忙跳下三轮儿，把货往三轮儿上搬。
二妞靠在三轮儿上,抬脚在她男人屁股上轻踹了一下说：“娃的感冒好些了没有？”
二妞家的一边搬货一边说：“好些了，好些了。就是还有点咳嗽，不发烧了。”
装好了货，已经开始下雪了。
我和二妞挤在三轮儿货槽的边沿儿上，她男人开着车就往回走。雪越下越大，二妞一边和我聊着，一般冲她男人喊：“你个窝怂，开快些！天都黑了，我还要回去看我的娃哩！”二妞家的每次听到她的催促总是赶紧转过头冲二妞笑着说：“好，好，我开快，我开快！”
爸爸果然又埋怨了几句，说不该买酒的，太费钱了。
我把酒打开，倒了一杯递给爸爸。爸爸喝了一口，然后就开始自斟自饮。他其实是很喜欢喝酒的，记得原来每年家里都用粮食酿些酒，空闲的时候他总喜欢喝上几盅。自打我上了高中，爸爸把酒都戒了。
拎了一瓶酒，揣上火腿肠，我打了个招呼就出门了。
到二妞家的时候，二妞全家正吃饭呢。我把酒递给二妞的爸爸说：“叔，好几年都没回来了。也没啥孝敬你的，就一瓶酒给你拜个年。”
二妞的爸爸接过酒说：“这酒可好贵哩，来就行了，买酒弄啥吗？”
寒暄了几句，我掏出两百块钱塞到二妞孩子的怀里说：“你看二妞结婚我都没回来，现在她娃都大了。我这当姨可得给娃给个盘缠（压岁钱）么。”
两百块的压岁钱，在我们村儿来说应该是非常多非常多了。在我的印象中，大人逢年过节给孩子压岁钱，十块已经是最多的了。我小时候还拿过两毛钱的压岁钱。
二妞的爸爸妈妈一下子惊了，连连推辞，说：“太多了，太多了，那有这么给的吗？”
我硬是把钱塞到了孩子怀里，二妞笑着到不推辞。
闲聊了几句，我揣着火腿肠从二妞家出来去了二爷家。整个院子漆黑的一片，我朝他经常蹲的那个角落瞅去，二爷果然还蹲在那里。漆黑的夜里，一个雪人蹲在墙角，看上去特别明显。
二爷脚底下雪水已经化了，他一定蹲在这里好长时间了。我拍去了二爷身上的积雪，说：“二爷，你吃咧没有？”二爷都有点冻僵了，半天不说话。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烫的像个火球。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拉起来，拖进了厢房。
摸索着打开了灯，一遍又一遍地问二爷，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慢慢恢复了神智。
我问二爷：“外头下雪呢，你蹲院里干啥吗？”二爷说：“我等我的孙子回来……他出门挣钱了！”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二爷的希望，但只好顺着他的意思说：“二爷，你躺屋里头等吧，躺屋里头一样的等呢。你平时睡哪儿？”
二爷指了指乱七八糟的炕，只见上面已经脏的不成样子了。有发霉的馒头，老鼠屎，还有二爷自己拉的大便。二爷一见炕，好像条件反射似地就躺了上去。
看着二爷已经躺在了那一堆脏东西上，我实在没有勇气再把他拉起来了。我承认，我当时感觉的了恶心，倒并不是嫌弃二爷，只是我实在忍受不了那种视觉和嗅觉在我心理上的冲击。
临走的时候，把火腿肠放在了他床头的木箱子上，因为就那个箱子看着稍微干净些。二爷直勾勾地盯着火腿肠，问：“这是个啥吗？”
我说：“二爷，这是吃的，是肉！”当时之所以买火腿肠就是想着二爷可以随时吃，而且也不费牙。
二爷说：“是肉？我吃过肉哩！”
我拿起一根火腿肠，示范着撕开了顶端的包装，却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不能把火腿肠在满屋子粪便、老鼠屎的异味中让二爷吃吧？更别说我自己吃了。
正后悔为什么非要现在给他呢，二爷却起身一把夺走了我手上的火腿肠，躺在那个堆满了粪便和老鼠屎的床上大口吃了起来，最后甚至连包装塑料膜都吃到了嘴里。
也不知道二爷何时才能改变目前的现状。瞧他身子骨还不错，我拉他的时候觉得他劲儿挺大的，那天喝粥的时候他清醒着，觉得思维也比较正常，就是犯迷糊的时候看着特可怜。这老人啊，一上年纪，身边就得有人照看着。每天陪他说说话，聊聊天儿，老人的精神也会好很多。大多数的老年痴呆多是因为老人独自一人生活，孤独和寂寞逐渐将老人的思维侵蚀，但凡儿孙满堂，子女孝顺的家庭，老人基本都能安享晚年的。
像二爷那个年岁的人还图什么啊？他不求子女能达官显贵，富甲一方，只求能和家人朝暮相处，相互照顾，相互温暖。不光是二爷，每个人老去的时候，在岁月的催促下都将失去一切。到那个时候，人们所追求的都不再是权力和金钱，或许都仅仅是一个家，一声问候，一个拥抱，一丝温暖。
快到家的时候，看见迎面走来一个女人，边走边喊：“我的娃哩？我的娃……你快回来，妈给你娶媳妇儿！”我听声音感觉特别耳熟，应该是红仓的母亲。
走近一看果然是她，我看她样子疯疯癫癫的，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这时候红仓的母亲走到我跟前问我：“你看见我的娃了没有？满仓啊，你要他回来，我给他修房子，娶媳妇。”
我轻声地问：“满仓怎么了？红仓呢？”
满仓是红仓的亲哥哥，比红仓大将近十岁，我和红仓年纪一般大，小时候经常和红仓一起玩耍，所以管她叫红仓妈。不知道为什么，她现在跑出来找满仓了，那红仓呢？
红仓妈盯着我，动也不动，说：“甭言语，我的满仓死咧！千万不敢告诉人，不然他们狗日的知道我的娃没了。可欺负我们哩！”
说完她又一跌一撞的朝前走，这么晚了，她去哪儿啊？我跟紧几步拉住她，可她劲儿很大，一下子把我甩开，还作势要打我，嘴里还说：“咋？你知道我的满仓死咧，就来欺负我？”。幸好她只是吓唬了我一下，就又走了。
又走了几步，果然看见红仓急急忙忙地跑过来，见了我就问：“看见我妈了没有？”
我说刚过去，他立刻疾步朝我指的方向寻了过去。
到了家，爸爸已经喝的脸发红了，看着他微醉地躺在炕边，妈妈双手拢在袖筒里，坐在炉子边发呆。
这个久违的幸福画面再一次出现，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好满足。还是很小的时候，晚上爷爷和爸爸会喝点酒，妈妈双手拢在袖筒里给我讲故事，虽然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故事，但是全家人坐在炕头的那种温馨感觉才是重要的，哪怕是一句话都不说，那种寂静和沉默也是一种享受。
妈妈问我：“你弄啥去了？出去半天不见人。”
我缓缓坐在妈妈的身旁，一起依偎在火炉边，轻声说：“我去了躺二妞家。给他大拿了瓶酒，算是拜个年。打算再过两天，给小花大再拎一瓶儿酒。”
我妈说：“能行么，你好几年没回来了，是该给人家拜个年。”
把妈妈的手捧在我的手心里，轻轻地抚摸她的手背，粗糙而干涩的皮肤写满了沧桑，年年月月的清苦写在妈妈的手上，刻在我的心里。
妈妈抬手在我的头上轻轻的抚摸，我低头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我好像就那样永远永远定格了，不再改变。
不曾想妈妈一边抚摸着我的头，一边却轻声问：“娃，在外面苦不苦？”
只是这一句母亲简单的询问，里面充满了无尽的关爱。可是我又能如何回答呢？瞬间眼泪夺眶而出，在那无数个不眠的夜里，在那无数个辗转于男人中的夜里，我曾无比怀念过类似于现在的场景——我就这样，静静地躺在母亲怀里。
而此刻，母亲的这个问题我又能如何回答？
我强忍住眼泪说：“妈！不苦，我一点都不苦。我是大学生哩！”
我妈说：“你瞎说，你现在寄回来的钱那么多，咋能不苦啊？这天底下就没有不出汗的庄稼人！”
我说：“没你想的那么严重么。”
妈妈口气里还是有一丝自豪，说：“我的娃出息了就好，但是可不敢累坏了。要注意自己身子呢！”
我怕自己哭出声来，只好埋着头答应着，却把话题引开。我说：“妈，我刚看见红仓妈到处找满仓呢，好像疯疯癫癫地。”
妈妈长叹了口气说：“哎，那女人命苦地很啊。就没想过一天福！”
红仓的父亲曾经是和爸爸一起做石工的，主要是在周围乡村里炸山开石，挣点小钱。就在爸爸胳膊受伤后的第二年，红仓的爸爸在山上开石好像是被炸药炸死了，还是被碎石砸死了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红仓的父亲就因为炸山开石去世了。
我问：“我记得原来她都好好的啊，怎么疯了？”
妈妈说：“红仓大死了后，他们家就遭人欺负。坝里的地啊，给人占完了。红仓妈跑去和人说理，还给人打回来。实在没法了，红仓妈一个女人家，照看着两个娃，就在山上没人种地的地方抬地（把崎岖不平的地一点点用土填补平整成可以耕种的梯田状），花了两三年时间，硬是抬出来几亩地。那时候幸亏满仓大些了，还能帮山忙。红仓当时还小的很哩，啥忙都帮不上，不理解他妈的苦么。”
妈妈又用手抚摸着我的脸说：“好不容易两个娃都大了，可是家里实在太穷了，媳妇都说不起。前几年，满仓和红仓就出门挣钱了。”
我说：“那也行啊。我刚还看见红仓了，到处找他妈哩。”
妈妈说到这儿也哽咽了：“行啥哩？这天打的都是漏处，命苦的都是穷人啊。满仓和红仓兄弟俩前几年跑去一个煤窑上挣钱，每天先从窑口里往地下爬一千多米，再横着爬几百米，背一背篓煤，然后再爬回地上，挣一元五角钱。这兄弟俩呀，都知道那煤窑迟早得出事。满仓和红仓就说好，不同时下窑。一个人要是下窑啊，就把所有的钱交给另一个人，在上面等着。”
“啊？”我惊诧地问，仿佛知道了红仓的妈为什么到处再找满仓。
“有一天，终于出事了，当时下窑的是满仓。后来煤窑上赔了十万块钱，红仓就回来了。”妈妈说到这里已经眼泪汪汪的了，“红仓用那钱啊修了房子，娶了媳妇。但是他妈知道后就疯了。他妈一犯病，就到处乱跑找满仓，还生怕人知道她没儿子了都欺负她。哎，她是让人欺负怕了哦！我看这红仓也不清楚了，他娘一犯病，他就跪下磕头，求他娘不要乱跑了。还逢人就说他和他哥的事，最后总要加上一句‘我也不想我哥出事啊’。”
我忽然想起了那个古老的对决，一个左轮枪里，只装一颗子弹。两个人轮流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一枪——你死我活的对决。可是又是什么让这两兄弟在生命的对决上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来决定是谁活着回去呢？贫穷又何尝不是那把装了一颗子弹的左轮枪？
我睡在炕上，蜷缩在一角。房后的梁上隐约还传来满仓妈妈的呼喊：“满仓啊……满仓……你回来吧，娘给你娶媳妇儿……”
夜很静，夜很凉。
腊月二十三，打扫卫生，谢灶。村里家家户户的年味儿浓了起来。
高处的灰尘，我还是挣扎着尽可能地清除了。格外注意了一下这座房子，房梁和墙体确实已经不堪重负了。我默默地想，一定要修新房子给爸爸妈妈。
下午正好太阳不错，于是和左邻右里的一起在打麦子的坝里晒太阳。这种场景再也熟悉不过了，三五个妇人，拉着鞋垫儿，做着针线活儿，说说东家长李家短，虽然难免有嚼些舌根子，但是家的归属感很强。
不一会儿红仓妈跌跌撞撞地来了，看见人多，就问：“见着我的满仓了没有？见着我的满仓了没有？”村里的人早已习以为常了，仍旧干着自己的事儿，没人搭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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