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遇】
李璟执政初期，“四凶五鬼”已经初露端倪，我们由此可以预见其混乱的内政状况，其中详细的党争故事将在后文逐一详述。李璟时期的国际形势则为南唐提供了有机可乘的外部机遇，简称“外遇”。
然而志大才疏的李璟却在“五鬼四凶”的辅佐下，成功地把机遇变成了危机。
1，新手任务
李璟上位伊始，就迎来了第一次外部挑战。历史是公平的，在这个公平友好的匹配机制下，给李璟的是一个新手村任务——贼首张遇贤。
公元942年7月，南汉境内的循州博罗县（今广东省博罗县）发生了一件怪事，据说有位神仙降世临凡，而且人们只闻其声却不见其形，于是当地百姓纷纷前去请他占卜吉凶。显然，这是某人装神弄鬼，诈骗钱财。
县衙里的一位临时工张遇贤，对此深信不疑，也成为虔诚的信徒之一。
当时，循州各地民变四起，但缺乏统一的领导，一盘散沙。于是，各部首领纷纷前来，向神仙求签问卦，占卜吉凶，预测未来。这时，神仙告诉他们，这位张遇贤就是你们的王！
于是，大家一致拥护张遇贤称帝，称他为“中天八国王”，并改元“永乐”，设置文武百官，县政府临时工张遇贤摇身一变，成了“永乐大帝”。
原本松散的各地土匪立即紧密团结在以张遇贤同志为核心的起义军周围，在广东境内的沿海地区大肆劫掠，很快，部众规模就发展到数万人，部众统一穿着红色衣服，号为“赤军子”。
然而张遇贤并无雄才大略，既不懂军事，更不懂政治，其部众人数虽多，却还只是停留在打家劫舍的境界，只不过是一群看似有组织的散沙而已。
很快，博罗县的变民集团就震动了朝野，南汉皇帝刘弘度（刘岩之子）随即调兵遣将，派弟弟刘弘昌、刘弘杲带团，前去镇压。
没想到，两位亲王不给力，竟然首战失利，被乌合之众的起义军围困，险遭生擒。于是，起义军声势大振，占领了南汉东部的大部分领土。
败军归来的刘弘昌做了一件大事：弑君。
公元943年3月，刘弘昌发动宫廷政变，弑杀刘弘度，然后拥立刘弘熙继位。关于南汉的故事，同样会在后文开设专题，在此一笔带过。
宫廷政变发生后，南汉朝廷面临政治大清洗，人人自危，此时正是起义军张遇贤等人夺取政权的大好机会。
然而张遇贤首战告捷纯属侥幸，他没有足够的野心，更没有充足的实力。很快，张遇贤的部队就在循州吃了败仗。随后，张遇贤又向神仙祷告，请求指点迷津。
神仙告诉他：攻取虔州，则大业可成。
虔州，当时是南唐的领土。在神仙的指引下，张遇贤带着他的十多万部众北上，越境进入南唐境内。
虔州百胜军节度使贾匡浩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丢城失地，节节败退。虔州城被迫进入紧急状态，城门24小时关闭，同时向中央飞书告急。
张遇贤盛赞神仙的神机妙算，于是在白云洞兴建皇宫，建立白云洞革命根据地，然后派手下四出劫掠。
公元943年10月，接到边境告急的消息后，李璟派洪州将领严恩（亦作“严思”）救援虔州，并以通事舍人边镐为监军。
边镐用虔州本地人白昌裕做智囊，屡屡取得胜利。
张遇贤使出了看家本领——问神仙。也许是神仙出了服务区，或者跨境信号不好，总之，神仙对张遇贤再也没有任何指示。张遇贤等人大为恐惧，军心不稳，处在不攻自溃的边缘。
这时候，边镐又在白昌裕的指点下，翻山越岭，神出鬼没地出现在张遇贤的防线背后，出其不意地发动了袭击。
张遇贤随即抛弃部众，像无头苍蝇一样自顾自地逃命，被部下生擒，然后献给南唐军队投降。
张遇贤及其骨干黄伯雄、曹景全等人被押往昇州，斩首示众。
“张遇贤之乱”是历史赐给李璟的新手大礼包，李璟不费吹灰之力地拿下满分。贼平，论功行赏，总指挥严恩被提拔为海州刺史，监军边镐被提拔为洪州屯营诸军都虞侯，而虔州节度使贾匡浩则被贬去了网红迁客集散地——池州。
边镐也由此登上历史舞台，进入到大众视野，几年后，吞并南楚的正是此君。
“张遇贤之乱”助长了李璟的信心和野心，为他日后的惨痛教训埋下了伏笔。
2，转场动画
李璟登基后，派公乘镕泛海出使契丹。
公乘镕，祖籍是河北相州，“公乘”原本是古代的爵位，为二十等爵的第八级，其祖上有被赐“公乘”爵的，其后世便以此为姓氏。
淮南与契丹并不接壤，如果走陆路，则必须横穿中原（后晋）。早在徐知诰时期，就曾向后晋提出借道的请求，被后晋断然拒绝。而后晋不敢得罪契丹，所以契丹使者可以大摇大摆地过境去淮南，比如前文提到的高霸使团。
淮南使者要想访问契丹，就必须通过海路，从今天的江苏出海，绕过山东半岛，在辽宁登陆。这一路凶险异常，风急浪高，海难事故时常发生，史籍记载说从浙江泛海到山东，死亡率是50%，何况是绕过山东，去往更远的辽宁了。
所以公乘镕泛海成功抵达契丹后，受到了契丹人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
第二年，公乘镕辗转派人送来一封蜡丸密信，汇报这次外交工作。
而当我们仔细观看这份工作汇报，对比其中提到的事件，会得到一个合理的推论，那就是公乘镕不仅仅发来了这一份工作汇报，而是在日后陆续发来了许多份，因为信中提及的事情时间跨度相当大，甚至提到了契丹的“火神淀之变”（事发公元951年9月）。
所以按照陆游的《南唐书》记载，说公乘镕是公元951年出访契丹。
但是按照《十国春秋》的记载，李璟即位之初（943）就命公乘镕出访。
也许是943年和951年各出访一次，无所谓，具体的出访时间和次数不必细究，其对历史进程的作用是殊途同归的。
按照公乘镕的汇报，他们于6月出发，辗转半年多才抵达目的地，契丹人民热情迎接了他们，对他们远接高迎，“牛车百余乘及鞍马沿路置顿”，以超高规格礼遇接待他们，虽然他们只是代表一个小小的地方割据政权（南唐），但是契丹皇帝却以当年迎接宗主国（大唐）的规格招待他们（如旧仪），契丹皇帝还亲自给他敬酒。
其中，契丹皇帝给他敬酒的这个细节被详细记录下来：“手斟一玉钟酒，先自啜，乃以劝臣，令饮釂，自旦至日餔始罢。”喝了一整天，此后契丹皇帝每天都派亲信前来慰劳，三日一赐宴，恩宠非比寻常。
前面说了，具体的时间和次数不必细究。因为公元943年至944年之间，“晋辽大战”刚刚打响；而公元951年至952年期间，正是契丹与后周之间爆发冲突的时间。也就是说，无论公乘镕是何时造访，都是契丹迫切需要与南唐结盟的时间。
南北夹攻中原，是契丹与南唐双方共同的需求。在南部，有意愿且有实力与中原为敌的，只有淮南势力（南唐），而其他势力诸如南楚、吴越国等政权，历来向中原称臣。所以，南唐是契丹在南部唯一可以依靠的牵制中原的力量。
但是，“淮辽联盟”是松散的，同床异梦的，南唐在夹攻中原方面与契丹貌合神离。通过契丹牵制中原，以便让南唐有精力统一南中国，这才最符合南唐的利益。所以南唐最希望看到的画面是，契丹与中原保持敌对且静止状态，如果开战，最好是鱼死网破、两败俱伤，等南唐统一了南中国之后，再回头来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把他们一勺烩了。
总的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契丹与南唐都保持着某种默契，即信誓旦旦地宣称双方是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牢不可破的联盟，如果一方有需要，另一方总会提供除了帮助以外的一切支持。
这种关系几乎不需要用心经营，不需要统治者具备多么高超的捭阖之术。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比“张遇贤之乱”还要轻松的新手大礼包，送分题，如转场动画一样。
然而，李璟同样把它作为了自己的丰功伟绩，是外交方面的巨大成就，感觉自己是叱咤风云的政坛老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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