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勒坦素有大志，打小便整天嚷着将来要成为草原上的大英雄，像他祖父达延汗巴图孟克那样的大英雄；长至少年，见的懂的更多了，思考的也更深更远了，嘴上不再嚷嚷，暗暗发下宏愿，立志要重塑黄金家族巅峰荣耀；而后心气不坠，奋发不懈。
在阿勒坦之前，土默特部的最高首领是他的兄长麦力艮，同时还是右翼三万户的济农。彼时阿勒坦便凭借自身高人一筹的才智气魄，在声望上隐隐盖过了兄长。
麦力艮壮年早逝，阿勒坦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土默特部名正言顺的最高首领。
他的才干得到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威望随着本部族日隆，对其他五大部族的影响力随着他的威望渐增。
黄岗梁一役，做为主要的参与双方，中原武林和无为教都是受害者，而鞑靼六部或者更准确地说阿勒坦是最大的获益者。
救命之恩，是一份大无可大的恩情；实力折损严重，则方便他人掌控；底子依然还在，即尚有利用价值；辅以旁的笼络手段。
综上四点，阿勒坦顺利将无为教收为己用。
土默特部本就是鞑靼六大部族中实力最强的，有了无为教的加入，如虎添翼，更上一层楼，俨然一副新一代霸主崛起的雄姿。
然而，俨然终究只是俨然。
悠悠千百年，于中原百姓而言，不管是位于正北方的大漠高原，还是位于东北方的松辽平原，都无甚分别。相应的，生活在这两片土地上的人们以及由他们建立的各种政权，皆无分别。
东胡联盟，灭亡东胡联盟的匈奴，从东胡联盟分化出去的乌桓和鲜卑，曾为匈奴一部分的羯人，从残余鲜卑演化来的吐谷浑和柔然，击败柔然的突厥，残余柔然化为契丹，联合汉人灭亡突厥的回鹘，把部分契丹同化的女真……时至大明，大元变北元，后分瓦剌和鞑靼，各种游牧政权、势力，伴随着历史的车轮，暗合着兴亡的定律，轮番登上历史这座宏大的舞台。不管登台的是谁，在中原百姓眼中，并无质的分别。
每当缺乏正统游牧政权之时，广袤无垠的大地上，大小部族林立，各自割据一方。有互为联盟的，却也并非全然是互帮互助、相亲相爱、和睦共处、同舟共济，依然时有摩擦；也有敌对鲜明的，摩擦自然也就更频更凶了。
没事，找事造事。
有事，小事化大事。
都有份的利益，只需坐下来好好谈谈，谈妥了都能从中获益。可有人就是想独吞，那便没的谈了，只剩下打，打来打去，原本该得的好处半点没得到，还落得个两败俱伤。倒也不全是动手不动口，还是有人愿意坐下来谈的，也有谈好的。有谈好的自然也有没谈好的，常常是谈着谈着就起了争执，争着争着就当场崩了，互放狠话、不欢而散还是轻的，当场拳脚相向也不少见，大规模械斗，简称战争，亦不稀奇。没酿成大冲突的，等回头气消了，坐下来再谈，可有些东西是不等人的，比如说放牧的草场，它是有季节性的，耽搁一天都是巨大的浪费。都有份的分摊不清，没份的则挖空心思去抢，结果不是一场谁也不落好的乱斗，就是一方用不小的代价把另一方消灭。总而言之，各部族间的争斗把民族特性和人性的阴暗面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了。
内耗猛于虎。
内耗愈盛，生计愈艰。
生计愈艰，力量愈弱。
力量愈弱，必遭欺辱。
中原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铁木真之所以成功，是把大漠高原上所有不同族源的游牧部落给统一了。不再各自为政，有了统一有效的政令，为后来蒙元铁蹄席卷亚欧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各自为战，难成气候；欲成大事，先凝其力。
是为人心。
以德可服人，以理可晓人，以义可聚人，以情可动人，以威可慑人，以力可降人，以利可诱人。
服、晓、聚、动、慑、降、诱为结果，德、理、义、情、威、力、利是手段。
手段行之有效，所谋结果指日可期。
但行之有效的手段从来都不是流于表面的，不在于手段本身，而在于手段之所以能成为手段的内因。
何以竖德？
何以觉晓？
何以聚义？
何以生情？
何以立威？
何以畜力？
何以产利？
往朴实了说，是能过上愈来愈好的日子，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人寿年丰；往功利了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多多益善。
是为民生。
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以食，车马为家，逐水草而居，谓之游牧。
游牧之一部一族，少则几千人，多则几万人，加上大批牛马羊，非水草丰美的草场不可为居。然大漠贫瘠，此种草场有数，且随气候变化和人为影响而变化。
为了适应高寒干旱的气候条件，他们终年实施严格的集体游动放牧，轮转多地，以此来保护稀缺的水资源，使其可持续使用。
组织人群、牧群大规模迁徙本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内里大有学问。
有水有草、风和日丽当然是放牧的必要条件，但光有这些还是不能保证妥当放牧，万事大吉，还要时刻防范狼群等凶兽对牧群乃至人类的攻击。长期实践总结，牧人们并不只是一味被动防守，也时常会主动出击，组织一批数量不定的人员，背弓负箭持械，或围捕或设伏凶兽，既减轻潜在隐患，又获取额外收入。
生活环境和生存模式造就了所有游牧部族，不分老少妇孺，皆能骑专射善战。经过无数代人的传承，这些处处都表现出了与行军打仗高度契合的生活必备技能，早已融入了他们血脉之中。
尽管他们有意识、合规律地进行着轮转迁徙，依旧不能阻止环境的变化，仍时有部族因没能适应环境变化而无法养活全部族人，甚至部族消亡。再者，他们本身的生存模式，存在着天然的巨大缺陷。此中缺陷非内部挖掘可化解，游牧经济实在太过单一，所谓的内部挖掘无非还是围绕着畜牧做文章，而具体的方式无非就是扩大数量和提高质量。且不论一片草场的承载是有限的，不是想牧养多少便能牧养多少。肉食、皮毛等物的功用终究不是无穷的，本身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全部的衣食住行。况且肉食、皮毛等物也不是愈多愈好，凡事过犹不及，产出一旦超过饱和点，过剩的牲畜皮毛，反而会成为部族的累赘和阻碍。
简而言之，游牧经济无法做到自给自足。
而另一种与之相对的模式恰好能满足自给自足，那便是农耕。
不可否认，相交于游牧，农耕确实有着诸多方面的进步性。
以良好的生存环境为基础，构筑框架，内部挖掘，框架构筑的同时就是在内部挖掘，挖掘内部的同时就是在构筑框架，随着深度和宽度的不断拓展，便会构建起一座有定式却又无边无形的宏大框架，其内是无数既自有脉络又各有关联的小框架。将生产资料的丰富性、循环性、持续性以及生产力本身，都拔到了一个十分可观的文明高度。
渔樵耕读织……一套下来，农耕民族便可自给自足，丰衣足食，无需外求。日常里守望田园、辛勤劳作，掌握能创造丰收的农艺、园艺等技艺，企盼风调雨顺，营造人和氛围。久而久之，建立在吃饱穿暖之上的物事也得到了诞生及发展。尽管以渔樵耕读为代表的农耕文明也不都是田园牧歌，也有争斗和战乱，但较之游牧文明，具有质的不同。
静即稳，稳易治，治而长；动则不稳，不稳则难治，难治则难长。
素书老人有云：“游牧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安定的，平稳的。”
纵观古今，只有自然条件不能满足农耕的地方，才会停留在游牧社会，凡自然条件能够满足农耕的地方，一定会进化到农耕社会。从事农耕，是人类实现定居的必然条件，而定居是一切高级文明产生的前提。中原的农耕王朝，曾先后多次对大漠高原进行移民垦殖，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新垦殖的耕地不能长久维持下去，以至于重新放弃撂荒。
游牧民族既然无法做到自给自足，较之农耕民族又多有不如，那么古往今来，那些强盛的游牧政权是如何崛起的？又是如何做到在多个不同的时间段压着农耕政权一头，甚至将其覆灭？
生存与财富是游牧政权崛起的原因。
生存问题解决了，才能去创造更多的财富，解决生存问题的同时，就是在创造财富，财富的积累，又能反哺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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