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驾抵达南京自然还有一系列礼仪，如皇帝需要接见南京勋贵、南京六部官员等等，这些闲事不必一一描述。至于高务实，作为内阁首辅，他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立刻办理，即连夜与沈一贯等人商议出拜谒孝陵的具体安排。
拜谒孝陵一事之所以没有提前做好安排是有原因的，原因就在于皇帝南下的行程并不能完全计算精确。封禅大典之前的行程还好办，毕竟从京师到泰安路途有限，时间上可以掐得比较准。封禅大典之后的行程，则一开始就留下了一定的冗余。
为何要留冗余？因为多灾多难啊！这些年的气候环境十分诡异，水旱蝗风瘟震雪，真个是多灾频发。京师到山东因为离中枢够近，朝廷尚能准确掌握情况，可以较好的规划出严密的行程。而从山东再往南就不好说了，因此只能留够冗余。
然而这冗余也不能留太多，因为圣驾必须在最迟三月之前抵达南京，否则就赶不上今年的清明祭，很难安排一个合适的拜谒时间。
这里就不得不把大明朝复杂的祭祀制度简略介绍一小部分，当然这里只讲帝陵祭祀，而且只讲祭祀时间。
有明一代帝陵的祭祀时间分为两种：一种是常规的祭祀时间，如正旦、清明、中元等节日。这种常规祭祀时间里，皇帝偶尔亲自去祭拜，当然大多数时间是遣官代祭。
另一种是非常规的祭祀时间，如皇帝要自己选择寿域，去巡视时自然要先对先祖的陵寝进行祭拜。不过，朱翊钧的帝陵早就选好并在营建之中，自然不会在南京选什么寿域，因此他不能用这个借口去拜谒太祖孝陵。
在常规祭祀时间上，随着帝王更迭，制度也有所改变。或删减原祭祀时节，或增加新的祭祀时间。增减的原则基本是依皇帝意愿而定，皇帝又以维护自身的正统性、权威性为主要更改原则的考虑因素。
一般而言，祖陵大祀为冬至和正旦(正月初一)，小祀为清明、中元、孟冬和每月朔望。皇陵每岁冬至、正旦以太牢，清明、中元、孟冬以少牢，俱署官行礼。皇陵与祖陵在常规祭祀的时间上是一致的。
如今已然是二月底了，冬至和正旦已经过去，总不能让皇帝在这儿等上大半年再去拜谒，因此只能就近选一个小祀之日，也就是只有清明最为合适，因为中元也得等到下半年了。
清明不是一个固定时间的节日，它是冬至后的一百零四日，而今年的清明则是三月初三——所以圣驾最后在二月底赶到南京，就是因为至少还要留出三天时间斋戒。
不得不说，修整拓宽之后的运河通航效率确有提高，而高务实早些年强令京华攻坚研究出的新式硬帆也对提高航速颇有帮助，否则一个半月的时间，途中还偶尔因事逗留，圣驾可就真赶不到南京了。
提前几日抵达之后，皇帝只要老老实实斋戒三天即可，而内阁、礼部及其他相关衙门要考虑的事情就很多了。
由于陵祭属于大明国家祭祀体系的一部分，也是明朝的公祭活动之一，再加上此次拜谒孝陵拥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因此参与负责的机构及人员也就难免众多。本次参与拜谒安排准备的人员从机构上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是和陵祭直接相关的国家管理机构，包括礼部、太常寺、翰林院、光禄寺、鸿胪寺和钦天监；
第二是和陵祭间接相关的机构，如负责监察的都察院、六科，负责护卫的锦衣卫，工部和户部也有少量工作参与其中；
第三部分则是地方设置的陵祭机构，如祠祭署、陵卫等。
当然，随着内阁权力的日益扩大，内阁又对以上三个部分都负有“领导责任”，需要统筹规划以上三个部分的意见和建议，形成最终安排交给皇帝审阅批准。
好在大明的基本礼制非常清楚，即便要调整也只是细节调整，大体上还是可以按照既有制度来进行，而这些制度礼部是有明确的记录可查的。
大明的陵祭仪式本就是彰显皇帝权威与合法性的重要表达方式，因此仪式繁多，场面宏大。而陵祭的仪式刚才提过一句，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皇帝躬祭，另一种是遣官祭致祭。
皇帝躬祭整体上分为三个部分，即：发京、致祭和回銮，但在此之前要做好准备工作。
首先皇帝决定祭陵，先通知礼部，让礼部选择陵祭的具体日期及上呈仪注详情，然后再交由皇帝决定何日祭祀。发京之日皇帝免朝，皇帝的车驾由长安左门出发，后妃辇轿由东安门出——这是指在北京时，不过南京也有相应城门，这倒不是问题。
致祭：清明行春祭礼，皇帝在内赞官引导下完成跪拜礼。回銮：祭拜完成，陪祀的官员先行趋赴感思殿门外候驾。当天皇上的车驾便出发回京，免朝。
若皇帝不能亲自祭陵，则往往遣太子、亲王、勋贵、重臣代祭，以表思念之情。代祭人员的地位必然尊贵，比如高务实在京时也曾多次奉旨去万寿山代祭皇陵。这个好理解，不多说。
由于本次拜谒孝陵乃是朱翊钧的政治大秀，是“拜天拜地拜祖宗”的最后一环，所以只能是躬祭，也就是皇帝亲自祭陵。而如今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内阁和礼部必须尽快拿出详细方案交给皇帝“过审”，所以高务实、沈一贯连同于慎行、方从哲、申用懋五人连夜召开“内阁扩大会议”，商议祭陵安排。(赵志皋、周咏两位阁老留京处置日常庶务。)
不过话虽如此，沈一贯来南京毕竟不是吃干饭的，虽然皇帝究竟何时抵达不是他能控制，但先期准备工作，尤其是物资准备工作还是已经提前做好了，他今天开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找高务实报账批款。
刚才说过，陵祭的常规祭祀时间一年有三大祭五小祭，皇帝有时还会亲谒陵，因此一岁陵祭礼举办次数较多，不少相关物品都是常备的，南京这边也是一样，所以这准备物资的活儿看起来不难。
问题是此次陵祭的规模过于宏大，参与人员过于众多，那么相应的所需物资自然也就极大增加。况且本次祭陵有重大政治意义，排场要尽可能张扬，花费就必然更多了。
这些费用既包括祭祀物品的开支，也包括祭祀时相关出行人员的开支，出行时一行人的衣食住行都需要不少的花费；除此之外皇帝为表恩赐，也常常赏赐相关随行人员、护卫官军、乃至恩赏周围百姓，减免税收等；另外此次对孝陵的额外维护修补，本身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按例，这些费用大多是由户部支出，也有很小一部分是地方所出。这里特别要说明一点，祭陵费用包括皇帝的赏赐，都是户部出钱，内帑通常是不出的。
究竟有哪些具体开支呢？高务实打开了沈一贯呈上来的那一摞条陈。
首先映入眼帘的事祭祀物品的开支。根据沈一贯所列，陵祭时最主要的祭祀物品，如供祭拜时使用的各种牲品、香烛等就写满了好几页纸。
这类物品主要是由太常寺负责，祭祀前两日要送到香帛亭之中。高务实大户部改革之后，太常寺的开销同样需要找户部来支取，且必须接受户部审核，而今夜的“内阁扩大会议”扩大范围有限，只包括他和沈一贯两位阁臣及礼部三位堂上官，太常寺卿并不在其内，所以太常寺的条陈也由沈一贯转呈。
高务实快速浏览了一遍，发现这些祭祀物品是由很多个衙门分别备办的，比如说香、烛、帛等物原本在北京时是从内府领取的，但南京虽有皇宫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内府，因此这一次是由南京镇守太监负责办理，现在上报开支请户部支给；
香油、纸笔等物照例是从所在县衙征用备办，南京倒是更好办，孝陵卫自行负责，不过孝陵卫一直很少承接如此规模的用度，因此也提出了八百多两银子的支出报请；
祭祀时所用的牲品按例是从周边各府县坐办，本次一共涉及到了应天府、镇江府、扬州府、太平府、常州府、宁国府、苏州府。
还有一部分其他物品就由太常寺直接招商采买了——如祭祀的素服多是由杭州织造，祭祀物品中的瓷器则大多是由江西烧造的，但这些不是常例上贡，都是要额外花钱的。
这其中有些物品如皇室专用瓷器之类，皇室有自己专门的规格，并不能以普通的价钱来购买，因为几乎都是特制，所以总的来说就是种类多、数量多、规格独特……合起来一句话：价格高。
沈一贯可能也是怕高务实找他的茬，连祭祀时煮牲畜所用的柴钱都清晰例举在内，光是这笔钱都花了两千多两。要知道这可只是柴火钱，和整体祭祀物品的开支相比，这属于是微不足道的花费，足见整体花费之多。
高务实认认真真看了许久，最终才看到合计报支——仅拜谒仪式本身的花费就要十一万三千四六十七两，前期对皇宫的修缮整萁花费二十四万六千四百二十一两，对孝陵的修缮维护花费七万四千三百三十六两。
三者合计，拢共需要户部支出四十三万四千二百二十四两银子。
高务实眉头大皱。其实，四十三万两银子的总支出并没有超过他最坏的预计，但这三笔开支的比例却让高务实颇为不满。
“沈阁老，拜谒仪式与孝陵修葺之开支，所列清晰，报价适中，我以为合理。然则皇宫修葺却是不然……如何竟花了二十四万六千余两，且所列开支各项并不明晰？”
高务实说着，把皇宫修缮开支的条陈往桌上一放，随便指着一处道：“另外这花费比重也是怪异，要说乾清宫乃皇上所居，须得细细修缮，花费多些也还罢了。
似这春和宫之修缮，居然花了近三万两？我身兼地官，碍于职责，不得不问上一句，这春和宫乃是前朝外宫(这里的前朝外宫对应的是内朝后宫，即乾清宫以南的宫殿，这些宫殿按理说都是有一定政务功能的宫殿)，此番也用不太上，日常养护也就罢了，忒般大修却是作甚？”
意外的是，沈一贯闻听此问不但不慌，反而眼中闪过一抹得意之色，只是他立刻低头应话的动作将这眼神飞快掩盖了过去。
但见沈阁老低下头，微微躬身，语气恭谨地道：“国公爷有所不知，皇上曾有口谕宣给南京镇守太监，言明这春和宫乃是要特准您在南京期间暂住的，因此皇上特地要求我等‘善加修葺’。”
高务实愣了一愣，甚至以为自己听错了，下意识又问了一遍：“给谁住？”
沈一贯也不嫌烦，依旧语气恭谨地回答：“皇上说，春和宫是要给靖国公您在南京期间暂住的。”
高务实顿时一脸错愕，然后才回过神来，立刻反对道：“春和宫虽是外宫，到底也在禁城之内，岂是我一介人臣所能僭住？不妥不妥，决计不可这般安排。”
沈一贯平静地道：“是否不妥，皇上与国公爷皆可自存看法，下官无从置喙。只是皇上既然有此要求，下官与南京镇守太监等人便不得不认真办理，这一点也请国公爷明鉴。”
对于沈一贯的回答，高务实的第一反应是：下官？沈一贯如此伏低是何用意？
也不怪他多心，大明的殿阁大学士在名义上虽有先后之分，实权上因为有“首辅”这个习惯成自然的成例在，也自有高下，但那都不是“经制”——不是什么明文规定的制度。
按照“经制”而言，各位大学士其实不分高下，都是一样的“辅臣”身份，那又如何应该有一位大学士在另一位大学士面前自称“下官”的道理呢？
但沈一贯明显是故意在钻空子，这一点从他不称呼高务实为“首辅”或“元辅”，而偏偏要称其为“国公爷”就看得出来——国公乃是超品，是外姓顶格的爵位，但同时也是朝臣。
既然如此，他一个大学士将国公爷看做“上官”，自称“下官”，怎就说不过去？高务实在获封国公之前，面对其他国公也是可以自称下官的——但要注意，只是“可以”，并非必须。
那么问题来了，沈一贯为何偏要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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