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少爷高渊自十多年前离开南疆赴京师读书后的归来首秀，所有与会诸人自然都会对其有自己的一番评价，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大家或多或少也都明白，高渊此来居然是单独前来，而不是随同母亲黄止汀一道，这本身就透露着某种不同寻常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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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摩上意”在多数语境下都算不上什么褒义词，但其实却几乎是任何人都不得不为之的，所以南疆上下自然也都必须有所思考。
为什么尚未成年的大少爷不是陪同夫人一道南下，由夫人为其站台，助力其在南疆众人之间确立地位？
为什么尚未成年的大少爷就敢如此明目张胆地示好黄虎，且对他这一辈的高家长兄颇不客气，而作为接风宴中高家宗亲的“元老”，高孟男对此却只是冷眼旁观？
再有最后一点，就是刚才接风宴散席之后，高孟男本来要引高渊回名义上的暹罗王宫、私底下被戏称为“定南王府”的宫殿休息，但高渊却拒绝了，反而表示自己要先去一趟军令部。
众人自然拗不过他，因此一应军官将领只好在高珗的带领下陪同前往……那么，这件事又说明什么？
大家都是为高家——或者直白一点说，都是为高务实效力的，所以这些问题也就都是不得不思考的了。
按照以往这些年的惯例，夫人本来就该是在这个时间点南下的，而这次出人意料的未曾南下，反而是大少爷来了，老爷为什么这样安排？
如果按照正常思维，夫人被留在京师，却换了另一个重要人物南下，那么有可能说明老爷对夫人失去了信任。
然而，南下的这位重要人物却是大少爷，那么这种推测又似乎毫无道理了。毕竟，大少爷的生母就是夫人啊，如果夫人失去老爷信任，大少爷焉能有机会单独坐镇南疆？
那么就只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老爷在刻意给大少爷创造单独坐镇一方的机会。但是这个推测在三天前或许还成立，可是现在不成立了，因为京师飞鸽传书已到：京华秘书长刘馨已启程南下，协助大少爷处置“相关军务”。
有道是字少事大，这句飞鸽传书大抵就体现了这一点。
刘馨是什么身份，大家自然都是很清楚的。在她的身份里，“老爷的妾室”这一点反而最是无关紧要。她最关键的身份在台面上是京华秘书长，台面下则是老爷的青梅竹马(由黄止汀态度引起的广泛误会)，朝廷名将刘显之女、刘綎之妹，以及夫人曾经的战场搭档、闺中密友。
黄止汀威震南疆靠的是谅山之战强夺雄关、勃固之战击灭莽应里、帕桑之战击灭纳黎宣。而刘馨也不遑多让，帕桑之战虽是黄止汀指挥，但那一仗主要依靠的刘馨的奇兵。除此之外，她单独领兵平定暹罗叛军、直捣黄龙击败柬埔寨并迫降木萨利等等，在南疆也都是不世之功。
某种程度上来说，南疆能有如今的局面，高务实只是打下安南作为桥头堡并且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而后来的战场上则主要就是靠黄止汀、刘馨这对“绝代双娇”开疆拓土。
而当刘馨北上回京之后，那就更不得了啦！她从老爷的私人幕僚一直做到正儿八经的京华秘书处秘书长，被京华内部私下看做“内阁首辅”。
要知道，秘书处的几大机要秘书如果有事出差地方，比如军务秘书阮福源南下检阅南洋舰队时，南洋舰队司令部就为之专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和阅舰式。
并且，在整个检阅日程中，南洋舰队司令部的几乎全体将领都亦步亦趋地作为向导和陪同人员，带阮福源全面参观和检阅军港、军舰、造船厂、海军仓库、海军营地等，整个舰队高层全程小心翼翼。
阮福源不过是秘书处九名成员之一，就已经有如此权威，又何况如今要赶来定南的人乃是秘书处的秘书长，是对高务实、黄止汀夫妇都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刘馨呢？
如今，“内阁首辅”既然要亲自前来，而且飞鸽传书中明确写着“协助大少爷”，那么回过头来一看自然就清楚高渊此来的意义——正名与立威。
一如高务实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前所参考的那般，南疆很多人立刻想到“高渊-刘馨”这一组合的制度模板：唐朝“天下兵马大元帅”出征制度。(注：当然也不止唐朝，比如宋朝也有天下兵马大元帅。)
“天下兵马大元帅”属于那种一听就牛逼轰轰的职务，而事实上也的确很牛逼，像唐德宗李适、宋高宗赵构等人，都担任过天下兵马大元帅。
在安史之乱期间，天下兵马大元帅更是成为皇子的“标配官职”。比如唐代宗李豫，他还是皇子的时候，其父皇唐肃宗李亨就让李豫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和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等将领一起，指挥唐军向长安城南的香积寺展开进攻。
经过激战，唐军在香积寺歼灭安史叛军精锐八万多人，取得了安史之乱爆发以来最为重大的军事胜利。李豫登基后，其皇子李适又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指挥唐军向叛军展开最后的进攻。
那么，“天下兵马大元帅”到底是什么样的官职？唐朝皇帝为何让皇子，而不让武将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一职呢？
元帅这个词语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一支作战部队最高统帅的称呼，《左传》就曾记载，晋文公考虑过元帅(军中主帅)的人选。晋国名将先轸就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楚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拥有元帅战绩和元帅头衔的作战部队统帅。
值得一提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元帅只是其他官员和下级官兵对作战部队最高统帅的称呼，那时的“元帅”并没有形成相对固定的官职。
南北朝时期，元帅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官职，而这一官职的作用就是在战时领导军队出征作战。比如在北周宣政年间，北周宣帝就让其叔父宇文盛为行军元帅，指挥部队出征迎敌。
李渊建立唐朝期间，唐军就设立“左右元帅”。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就担任过“西讨元帅”。随着唐朝局势的稳定，唐廷便设立“天下兵马大元帅”一职务，作为大唐军队战时指挥的最高统帅，其具体职位由皇子担任。
当然，唐朝又同时设立“天下兵马副元帅”，由具备较高威望的大臣担任“天下兵马副元帅”。
问题来了，天下兵马大元帅为何是皇子，而不是武将？
按理来说，指挥部队打仗是一项技术活，作为军队战时最高指挥官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一职似乎应该由最为专业的武官担任。但是，唐朝皇帝却把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一职务让皇子来担任，其中有何考虑，有何原委？
其一，唐朝初年，还是皇子的李世民就担任过“西讨元帅”带兵出征。因此，唐朝设立天下兵马大元帅，并让皇子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符合唐朝的“政治传统”。
所谓李世民担任“西讨元帅”带兵出征，发生在公元617年，薛举称帝，建立割据政权之后。当时还未正式称帝的李渊命令李世民带兵出征讨伐薛举，经过激战，李世民的部队重创薛举的部队，歼灭薛举部队数千人，薛举被迫撤退到陇右。
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正式称帝，建立唐朝。随着政权的建立，李渊就让李世民亲自担任进攻薛举割据政权的“西讨元帅”，指挥唐军进攻薛举。
由于李世民在前线忽然重病，刘文静等人在作战中部署失误，唐军遭到了薛举部队的伏击，损失十之六七。李世民被迫下令军队返回长安。同年八月，李世民痊愈，唐军再次出击，彻底歼灭薛举割据政权的部队。
从战果上看，李世民担任“西讨元帅”这次，因为期间发生自身重病这种不可抗力之故，其作战在他的军事生涯中算是不尽如人意。但是，他担任“西讨元帅”这件事本身却开创了唐朝军事历史上的规则：即战时以“元帅官职”出现的作战部队最高指挥官，这个“元帅”就得由皇子担任。
因此，不管是初期李世民曾就任的“西讨元帅”还是后来“天下兵马大元帅”，受命领兵的皇子本人都要以战时军队最高统帅的身份带兵出征。
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登基称帝。由于后来的唐朝皇帝全都是李世民的嫡系后代，所以身为李世民后代的唐朝帝王在设立“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一官职作为军队最高指挥官的时候，就得遵循“祖宗”的“政治正确”，让皇子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
当然，在某些时候，唐朝皇帝也会让亲王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不过因为都是李世民的后代，这倒也就无所谓了。
其二，唐朝皇帝出于提防武将造反的心理，不让武将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一点在安史之乱中体现的相当明显。
唐朝军事制度分成“府兵制”和“募兵制”时期。在府兵制时期，唐帝自然是出于天下皇权唯我独尊，提防武将造反的心理，不让武将直接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当然，除了不让武将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唐帝还对武将带兵打仗给予了其他限制。
比如，武将在战时担任的职务“行军大总管”就属于临时官职，只有带兵权，没有行政人事权和财政权。这样一来，唐朝皇帝就把武将造反的可能性压缩到最小。
随着土地兼并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府兵制到武则天时期已经走向末路。到了唐玄宗时期，唐朝的兵役制度基本改成了募兵制，地方节度使有自行募兵的权利，逐渐成为掌握一方军政大权的军阀。
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反叛朝廷，唐朝历史上着名的安史之乱全面爆发。
安史之乱不仅让盛唐“无可奈何花落去”，还给唐朝军事制度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安史之乱以前，唐朝皇帝虽然不让武将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但对武将的军事指挥还给了较大的自主权。
但到了安史之乱发生之后，唐帝因为害怕带兵打仗的武将成为“安禄山第二”，就采取种种措施限制武将的指挥自主权。这样一来，唐军郭子仪、李光弼等战功赫赫的名将不仅没法成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还得受到监军宦官的节制。
当然，随着宦官直接参与到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军事行动中，唐朝宦官的权利也就越来越大了。泾源之变发生后，唐德宗干脆不再信任武将，反而把中央禁军神策军的兵权彻底交给宦官，从而给唐朝后期的宦官乱政埋下了伏笔。
南疆在柬埔寨平定之后便不曾爆发过大战，后来夺取龙牙半岛时虽然也出动大军，但由于最重要的马六甲城是葡萄牙被迫和平移交，龙牙半岛上的一些小城邦不仅实力孱弱，而且还互不隶属甚至互有矛盾，导致这次出兵基本上属于武装游行级别。
再后来就是南洋群岛征服战。这次更是妥妥的降维打击，到处都是“天兵一到，望风披靡”，以至于黄止汀在向高务实打报告的时候几乎一笔带过，连战事进程的说明都懒得浪费笔墨——反正要么是“我军至，降”，或者“我军至，不降，破之”，确实没什么必要多说。
因为这样的客观现实，加上黄止汀是以夫人之尊受夫君所托坐镇南疆，所以南疆虽然成立了军令部，但军令部部长一职长期空缺，最后在近期才由高珗出任了副部长。
某种程度上来说，军令部部长在南疆或许可以比拟“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地位，但事实上这个职务更像是“兵部尚书”或者大明早期的“大都督府大都督”。
这其中的区别很简单，兵部尚书管理天下军务但不统兵，更不会直接领兵，统兵的权力在大都督府，领兵的则是临时任命的总兵(后来由临时改为定制了)。
这一次高渊南下，一开始京师来的命令不是很明确，只是下令调集一些军队去勃固，并且指定由高渊指挥，但是没有说明指挥他们做什么——当然，南疆官员将领都能猜到，可那是两回事。
现在不同了，“首辅”亲来，还是作为高渊的“协助”，这就太像唐朝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和“天下兵马副元帅”搭配了——“皇子”领衔，“重臣”主持。
南疆的官员们如何应对新的变化暂且不必一一描述，却说高渊这天下午视察军令部时，又干出了一点出人意料的事，只是有了逼高瑞雏让座之事在前，后来这点事的影响就显得小了不少。
什么事呢？他第一次见到了因故来迟而未能赶上接风宴的二舅黄应聘，并且在一番交谈之后决定让黄应聘从其世袭领地——安南义安府调来三千五百狼兵，与他此行带来的五百狼兵护卫组成一协兵力，加入高渊此次负责的西线军事行动。
黄应聘这个人在前文出现过，但着墨极少，这里需要介绍一下了。
黄止汀之父黄承祖共有一女二子。长女黄止汀嫁与高务实，诰封侯夫人，同时因为是土司出身，不受一般经制官性别限制，自身也做到了安南副都统，并奉圣旨代管暹罗。
长子黄应雷，自小性格乖张，成年后由于思明府大权在长姐黄止汀手中而心有不满。黄止汀遂先给于其一定权力，打算观察一段时间，如果黄应雷表现尚可，就打算让权退居。谁料黄应雷表现糟糕，甚至差点惹出内乱，逼得黄止汀只好收回权力并将之软禁。
后来高务实收复安南，思明黄氏随之移镇安南，黄氏作为大功臣之一，家族势力得到扩张，地位也因为高务实与黄止汀的婚姻而越发稳固。黄应雷再次得到机会，被用于与南掌公主比亚觉联姻。谁料这家伙仍不安生，又怂恿公主掺和进了南掌造反之事。
黄止汀亲自出马平定了这次内乱，黄应雷连同比亚觉公主一道被彻底圈禁，原本的黄氏一族应袭权力被剥夺，移交给了弟弟黄应聘。
黄应聘，黄承祖次子，比姐姐黄止汀小了近十岁，一直以来都没赶上什么大事，又因为兄长忒不争气，莫名其妙捡到了黄家的继承权。
不过，当时因为黄止汀独领安邦一府，如果黄家本家的领地再给太多，广西土司内部就可能出现矛盾，因此一开始的时候黄家本家就只得到山南和外清化两个小府。
但是安南在后续一些年中仍然时不时爆发叛乱，虽然负责平叛的主将是岑凌，但黄家本家和支系也都立了不少功劳，因此当后来局势稳定，高务实对土司们进行了一次大调整。
岑凌一家随着南洋群岛的获得而转封去了后世的苏门答腊岛，从领地面积上来说已经成为超级大土司，而他空出来的安南领地就方便腾挪改封了。
改封十分复杂，这里不多说，总之这一次黄家本家获利不少，得到了整个义安府。此时的义安府不仅包括后世越南的义安省、河静省，甚至还包括老挝的波里坎塞省约一半地区。
义安地区本来就开发得不错，治所英都以及演州、临安、德寿都算是富庶之地，再加上如今还有河静，那就更是繁荣了——因为高品位、大储量的河静铁矿，京华在河静不仅有钢铁厂，甚至还有火枪兵工厂。这些厂子虽然不归黄家，但是它们会带动相关产业和地方经济发展啊！
如此一来，黄应聘就成了土司之中的顶流，不仅地位特殊，而且富得流油。不过有意思的是，黄应聘对于“无聊的土豪生活”居然并不满意，他有他的志向。
黄应聘对姐姐的传奇生涯极其向往，非常希望能在战场上证明自己。为此，他虽然完全可以躺在自家的祖业上潇洒浪荡，但却选择了军营。
自他正式掌权，他就一门心思练兵。黄止汀得知后，婉转警告他不可随意扩军，因此他就把练就一支精兵当做自己的理想，不仅要求麾下狼兵坚持旧有的锻炼办法，还想方设法更新武器装备，进行火器训练。
如此数年下来，根据军令部“南疆大比”的表现情况来说，义安府黄氏狼兵的战斗力至少持平金港警备军，而且战斗意志肉眼可见的高昂。
好在，黄应聘对姐姐的话十分上心，把自家狼兵的规模控制得极好，坚定保持在高务实批准的两镇规模，也就是两万五千人。
顺便说一句，黄家在黄应聘的坚持下成为了第一个完全照搬警备军(也和大明禁卫军一样)编制的土司部队，即每镇官兵步、马、炮、工、辎重等兵种组成，每镇设一统制，一副统制，一参谋长，一后勤长。
每镇拥有军官及司事人员七百四十八人，战兵一万零四百三十六人，后勤辎重兵一千三百二十八人，共一万两千五百一十二人。
这一次高渊南下，南疆有头有脸的人物全部齐聚定南城，黄应聘作为舅舅自然要到，因此他也立刻动身。然而他此番运气却不太好，经过柬埔寨洞里萨湖地区时恰好遇到洪水，虽然没给他和他的随从部队造成多大损失，但却耽误了行程，甚至没赶上中午的接风宴。
下午赶到之后听说高渊去了军令部，黄应聘吃惊之余还很担心，生怕高渊追责他逾期不至。虽然“逾期当斩”这种事应该不会出现，但万一这外甥非要拿亲舅舅给自己立威呢？
谁料见了高渊才知道自己的担心多余了，高渊对他的态度十分亲热，不仅宽慰他洪水拦路非人之过，而且问明了他义安府狼兵在南疆大比中的成绩后当即决定，让他传令义安补派兵员，凑足一协之兵随征阿拉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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