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仁宗朝，包拯是享誉朝野、扬名四海的名臣、老臣、廉正之臣，甚至有“大汉第一肃臣”之称。包括他的政治对手们，也从不否认其能干与节操。
包拯的去世，使朝野内外无数有识之士扼腕叹息的同时，关于他的死因，还引发了大量猜测。有说他累死的，有说他病死的，还有说他是被气死的，以及被奸党害死的......
而“被害论”流传最广，引发的讨论最多，调动的情绪也最高。至于事实如何，并不是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这种传言最符合士民百姓对权贵、对官场的预期与想象。
而这，也能反映出一些正统二十一年前后，大汉帝国的政治形势，是怎样一种状态：紧张乃至浑浊。
从帝国内外廷的格局来分析，传言中所指的“奸党”，大抵指两派人，相党与阉党。这里的相党，单指尚书令王士廪一党，阉党则以内侍后省蔡诀为首的当代阉宦集团。
先说阉党，宦官集团在任何一个王朝，都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毕竟他们是作为皇权最可靠的附庸。在大汉帝国，宦官的能量，也从来不容忽视，仅看建国一百多年来，内廷之中出了多少“大宦官”就知道了。
当然，一直以来，宦官的影响力，主要限制于内廷，作为皇权最忠实的爪牙而存在。这其中，固然有帝国政治体制的约束，也跟过去几代帝王“成材率”比较高有关，使得宦官势力在壮大过程中，呈现一种利大于弊的结果。
但进入正统朝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宦官势力持续壮大，并且按捺不住爪牙，由内廷向外廷扩散。出现这种问题，根子还是在皇帝身上。
正统皇帝刘维箴，或许短于智慧，怠于政事，但对于自己的权力地位，看得还是十分重的，也尽力在维护。除了提拔王士廪等亲信之臣外，最重要的依靠，便是团聚在他身边的那些宦官了。
而帝国的宦官机制架构，可是由世祖皇帝构建了，经过百年的发展，权责职能已经相当成熟完善，内侍前后省+皇城司，基本能否覆盖整个宫廷。
也正是靠着一干忠心的奴仆走狗，刘维箴安居龙床的同时，方能对朝廷局势有个相对清楚、及时的了解。
在正统前十年，是帝国臣权最强的一段时间，那时宫廷还很平静，宦官爪牙也还算安分。然从范仲淹罢相之后，刘维箴的帝位也到了无人可动摇的时候，宦官也开始露出锋芒了。
简单地讲，就是宦官有些不甘于继续待在“传统领域”了，开始把手往外廷伸，开始干政了，明目张胆的那种。
而这，显然是不为当政权贵所容忍的，要知道，在世祖皇帝时期，都不断有朝臣敢于诤言，何况在他刘维箴。
于是，在正统十四年，时任尚书令的曹伦来了个大的，带领群臣，一起向皇帝施压，请罢阉党，杜绝宦官干政，以正朝廷风气。
虽然当了十几年皇帝，刘维箴哪里经历过这等阵势，他软弱的本质由此暴露，应对失措。最终迫于众情，选择了妥协，将石全彬、陈巍等几名权宦给黜落，风波由此平息。
然而，皇帝毕竟是皇帝，不是那么好得罪的。曹伦藉此，获得了巨大声望，但很快，就被王士廪给取代，毕竟影响了刘维箴对皇后的感情（虽然那时候刘维箴对曹皇后只剩下相敬如宾了）。毕竟都是曹家人，甚至可能影响到太子刘修远。
同时，在罢了石、陈之后，刘维箴又迅速提拔新人，蔡诀就是这个时候上位的。蔡诀，别看是个宦官，但此人绝非凡人，文武双全，足智多谋，出身也不普通，他的养父乃是世宗朝时皇城使蔡敬。
也正是在蔡诀的建议下，包拯才得以成功拜相，官拜都察使。须知，作为朝廷的第一大清流，包拯事实上一直是被当权者所排斥的，就是因为这个人“不畏权贵”。
包拯这个人，品性、作风如何，从他当年担任洛阳府尹如何，就能可窥一斑了，朝中掌权者也都清楚，把这么个人，抬进政事堂，绝对是自找麻烦。
因而，宁与封疆，也不可使其高居相堂，当年范仲淹曾尝试过，但最后还是因阻力太大，而外放东南转运使之职。
在这样的背景下，蔡诀向皇帝建议，把包拯从岭南巡抚使的位置上的调入中枢，拜相，还是都察使这样一个位置，对帝国权贵来说，是怎样一种约束与震慑。
事实上也是如此，包拯担任都察使以来，朝廷风气是有所扭转的，即便，包拯的努力，只是一种“唐吉坷德式”的冲锋与坚守。
当然，包拯并不领蔡诀的举荐之恩，他只是在其位，谋其政。同时，他也始终坚持禁止宦官干政，约束特务爪牙。在任以来，除了打击贪渎官僚、不法勋贵，对宦官集团仍旧重点“照顾”。
也就使京中传播着一种流言，说蔡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然，“包都察抗争权阉”的戏码，仅仅存在于民间的传奇故事之中。
事实上，包拯与蔡诀之间，从没有直接冲突，蔡诀上位后，并没有纵容宦官，相反对那些“宦子宦孙”，多有约束规制。包拯攻讦打击的宦官，也仅是就事论事。
只不过，权宦的名声，实在不太好听罢了。
再说相党，王士廪作为从龙之臣，也堪称刘维箴力压皇叔、成功承继大统的第一功臣，刘维箴在登基之后，予以了极其丰厚的回报。
从少府，到吏部尚书，哪怕是曹伦秉政时的财政使，无不是朝廷一方大佬，权力巨擘，并且，他始终被视为“帝党第一臣”，皇帝的良师益友。
曹伦之后，当王士廪向尚书令之位发起冲击时，也得到了刘维箴的支持。正统皇帝虽然是个垂拱天子，但他若真下定决心支持某一方，那哪一方获得优势也是无比巨大的。
因此，王士廪最终如愿，将曾公亮、富弼、庞籍几名主要竞争对手力压身后，顺利上位，成为权掌中枢、宰执天下的帝国第一臣。
王士廪才干绝对是有的，谋略见识，放眼内外，都是佼佼者，政治能力强悍，治事经验丰富，善于揣摩人心，对帝国体制之运转也有极深的认识，再兼深得皇帝信重，这样一个人掌握大权，对朝局而言，至少不会是什么太坏的事。
而过去的五六年，也证明了这一点，或许帝国自上而下，滋生着诸多问题，但整体而言，还算稳定，在赈灾、济民、固边、平乱、剿贼事宜上，更有突出表现，对关键事务，王士廪从不含糊。
只不过，同范仲淹那样的贤相不同，王士廪并没有太多家国情怀，在他身上，也基本上看不出什么“理想性”，这只是一个出身宦官、精于权谋的官僚，一个务实派，一个平衡家。
王士廪执政期间的很多决策考量，往往基于自身利益以及皇帝好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为国为民。
比如赈灾济民，他调粮派饷，并不迟疑，但最终对救灾官吏的考核评功，不是因为救了多少人命，而是看哪里的动乱最少，谁治下盗贼、流民最少，他看重的，是官员的“维稳”手段与能力。
而这种理念，显然与“民重于社稷、重于君”的思想相悖的，虽然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但王士廪在执政过程中，表现得过于赤裸。
因此，在王士廪执政的这些年，他的名声并不是太好，当然这份“名声”主要指那些士林、清流。但根本不影响大局，作为当权者，他根本不需要纡尊降贵去迎合那些清谈之辈，而士林、官僚之中，也最不缺附庸羽翼者。
在帝国统治阶级，尤其是那些真正的掌权派眼中，王士廪这个尚书令，干得实则还不错。大汉帝国这艘巨舰，在岁月的侵蚀下，已渐渐显出陈旧斑纹，但在他的掌控下，还算平稳地向前航行着。
包括包拯在内，也是一般，即便打心里，反对王士廪的理念，鄙视其德行，但本着一个“相忍为国”，也还能忍受，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为国尽忠，为民尽责，同样也匡补王士廪的不足（比如对权贵、贪腐、浪费的打击）。
真正让包拯对王士廪不满，并引发直接对抗的原因，还在于王士廪的恋权专政，不肯引退。到正统二十一年，王士廪担任尚书令，已经整整五年了。
按照从世宗时期起，就彻底形成的关于尚书令任期的政治原则，王士廪该退位让贤了。然而，已经逾期半年多了，王士廪竟一点卸任的迹象都没有，相反，他加紧在朝廷内外揽收权力、安插人手、培植党羽。
这样的行为，目的可谓昭然若揭，并且一定会引起公愤。而在众多口诛笔伐中，包拯是态度最为坚定与激烈的，他深深地明白，王士廪恋权占位之举，如果成功了，对帝国政局稳定的破坏与伤害。
于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间，包拯做了许多工作，包括且不限于私下劝说、上表陈情以及堵皇帝的门，希望刘维箴能够干预朝局，拨乱反正，朝廷回归正轨。
包拯自然失败了，皇帝的态度很暧昧，对王士廪尚没有一个结论，但对包拯也没有太多的好感。而经包拯的处处作对设阻，王士廪对他是深恨不已，也秘使党羽，与其为难，甚至认为包拯也有心染指首相之职。
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的矛盾，也越发尖锐。但是，包拯虽掌管都察院，又是德高望重的老臣，与尚书令直接诶对抗，也是力有不足。
当王士廪调动政治资源，全力打压包拯时，他的地位也是摇摇欲坠。包拯固然是清廉自律，忠于职守，从他个人身上，基本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但他的下属、家人、同学，可就不一样了。
在“王包之争”日趋激烈之时，包拯却突然撤火了，并很快死了，自然难免带给旁人诸多猜测。即便，包拯真的只是突发急症，不治而亡。
把包拯之死与“相党”扯上干系，自是为了引发士民百姓的同情，“迫害论”能够得到广泛传播，背后显然少不了一些权贵的推动，而其中隐含的政治目标、针对对象，不言而喻。
而包拯死后，针对对他盖棺定论的问题，朝廷内部也爆发了一场大争论，王士廪那一派自是要竭力打压，这种作为，更加引起公愤。
于是，大量臣子上表，为包拯说话，力护其清名、高名。比如大学士欧阳修，哀惋之余，亲自着了一份祭文，盛赞其品性、操守与功绩。
在群臣的争取之下，包拯方得一个“文肃”的谥号，当然，这其中，也跟王士廪的松手有关，或许他联想到了自己的身后之事......
但也从包拯开始，大汉帝国爆发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党争，激烈程度，堪称开国之最，就围绕着王士廪恋恋不舍的尚书令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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