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时日，皇帝很少上朝，每天拉着两府相公在他的御书房里议事，从早上到深夜，每日如此，吃饭在这里吃，甚至有时候午休就原地闭目养神，随后又开始讨论。
最终终于讨论出一个结果，用皇帝的话来高度总结：要想富，先修路！废完徭役再废赋！
被皇帝拉在在屋子里强行灌输各种奇葩理念整整半个月后，两府相公们脑袋里的脑回来也有一丝改变了，听皇帝说起来，好像是那么一回事。
基本上得出了半个多月前，皇帝提出的七条：
第一条，摆在最前面的是富国强兵战略，也就是说，要让国库和军队强大起来，需要重新定义税收和军队制度。
北宋的军队制度中有一条很不靠谱的就是更戍法：以禁军分驻京师与外郡，内外轮换，定期回驻京师，故称更戍法。
更戍军冠以驻泊、屯驻、就粮等名目。
通常出戍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荆湖、川峡、广东等地戍军，以三年为期轮换。
出戍边远条件恶劣地区的军兵，以半年为期轮换。
朝廷临时任命戍军统兵将官，造成兵不知将，将不识兵，易于控制。
此法虽对防止将领专权有利，却削弱了军队战斗力。
好在宋神宗时，罢废更戍法。
但是，更戍法带来的百年积弊，却并未消除，一直影响到现在。
赵桓的意思是将全国分为几大战区：燕云战区、西北战区、东南战区、西南战区和中央战区。
五大战区各配置有最高将帅，称之为经略使，经略使不再是临时委派，而是长期职务，另配置两名经略副使，协助经略使管理战区。
美其名曰是协助管理，其实是相互掣肘，为何是两名？经略使侧翻一名副使太容易，两名难度就大大增加了。
副使的权力也很大，不是简单的副职，统兵权在副职手中，发兵权由经略使向朝廷申报后，枢密院和皇帝批准可执行下去。
每一个战区配置五军，每一军常备军一万人，每一军下设三将，每一将下设三指挥使，指挥使下有都，以百人为单位。
经略使可根据战事向朝廷申报招募人数，由皇帝与枢密院签发文书后，放开招募。
赵桓这个独断专权的帝王此时才切身感受到发兵权的重要性，在这里面，相权对皇权依然有一定的牵制作用，例如招募与发兵，都必须还要经过枢密院。
到明朝的时候，就大不一样了，朱元璋集所有大权于一身。
为了巩固皇帝的实力，皇帝除了是国家最高元首，代天牧民以外，还被授予全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职位，这是赵桓强迫相公们答应的，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候，五大战区经略使的任命都是皇帝说得算，在行军打仗的时候，也直接听从皇帝派遣与任命。
用史学家的话来说，靖康新政对军政的改制，充满了****色彩，皇帝除了天下共主的身份以外，还有最高军事统帅的身份，这标志着军事主义在大宋的滋长，预示着扩张时代的来临。
这里面大大削弱了枢密院的权力，皇帝采用手段再一次加强皇权，逐渐开始架空西府。
第二条是兴人丁，人口在后世都是战略资源，更何况在古代。
彼时的大宋，拥有1.26亿的人口，是这颗星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赵桓觉得依然不够，人口越多越好，容纳人口的地方肯定多得是，中原装不下就殖民东南亚，东南亚满了就向西挥师两河流域，两河流域满了，就继续向西，跨国小亚细亚，越过君士坦丁堡，进军欧洲，或乘船越过太平洋，入主美洲。
总之，这颗星球足够大，人越多越好。
异想天开的赵桓提出废除人头税的税制，减轻民间生孩子带来的经济压力，并且一柄将各种苛捐杂税都废除掉，彻底释放普通平民的活力。
同时，严禁民间杀婴，杀婴者，连坐！
中国人自古有传宗接代的优良传统，宋代民间杀婴现在非常普遍，皆因为人头税和各种苛捐杂税太多，普通平民根本无法抚养一个小孩。
这引起了相公们强烈反对，如果一口气废除这些，收税会减少足足两成，按照去年的财政收入8000万贯，两成就是1600万贯，这是一笔巨大的数额。
一想到这个数字将从财政收入中抹去，户部尚书兼三司使周朝就跳脚，他几乎红着脸，粗着脖子吼出来，其他相公真是为了捏了一把汗，这位官家可不同上几任啊，周朝你这是在作死！
岂料赵桓并未发怒，而是笑着安抚周朝，不要在乎这点小钱，周朝更加激动，这特么还是小钱！皇帝平时你不看财务报表不知道劳资的压力有多大是吧！
这下气氛就搞得很紧张了，但是皇帝依然很耐心跟周朝解释着，算着皇帝的一本账。
这下相公们就觉得奇怪了，皇帝你不是向来就喜欢拿着刀子威胁人的吗！怎么今天突然转性了？脑子瓦特了？
其实人家赵桓刚来的时候，在朝堂上威胁大臣，那特么是被逼的好吧，完颜宗望都打到城下了，一些不靠谱的搅屎棍还在朝堂上咋咋呼呼，不剁几个人，如何给天下人表决心？
那现在局势又不一样了，皇帝要改制，需要这些大臣帮他做事，当然就要开始变得耐心一点，并且人家周朝是因公事而争执，是为国家好，他赵桓因这事发怒，以后谁还敢说真话？
所以，发怒不是为了发怒，发怒杀人，是为了立原则，皇帝的一言一行都被大臣们看在眼里，要让大臣们知道，皇帝不是一不顺皇帝心意就发怒，而是对国家有危害的，才发怒。
这下大家原本绷着的心也就慢慢松下来了，变得开始有点大胆了，在某些问题上还跟皇帝开始争论起来，但他们也知道皇帝的几个底线了，在皇帝的底线问题是，绝对不跟皇帝争论。
慢慢的，大臣们居然也跟皇帝有点默契了。
关于废除人头税和苛捐杂税，屋内的相公们分成了两派，以周朝为首，坚决反对废除人头税和杂税。
但是以李纲为首，却是赞同的，包括参知政事唐恪也赞同。
最后皇帝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最高期限两年，等海洋贸易和朝廷新兴的商行收入趋势呈现良好势头，必须立刻废除掉人头税和杂税。
这下相公们都赞同了。
那么问题来了，这就对朝廷的商行考验巨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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