啰嗦两句，与朋友们解释一下背景、人设基础。
一是书中银子数量和明末经济大背景，二是宁远伯李成梁的争议和辽东‘固有印象’。
1
朋友们不用怀疑大明权贵的银子数量，明朝的穷鬼是‘朝廷’，不是明人。国家财政崩溃是朝政问题，不是皇家财政崩溃。
不算中原本来的金银，明末清初海外流入中原二十亿两白银，对，您没看错，是二十亿…亿…亿。
16世纪末、17世纪初，明朝土地兼并突然进入高潮，有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原因：全球商贸停滞。
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明朝的闭关锁国是个‘假口号’，不说成祖下西洋的壮举，从宪宗孝宗起，片板不得下海，就变成了角落里的‘老朱遗命’。
武宗朝海贸已公开化，朱厚照允许葡萄牙人在沿海交易（小佛郎机人，他们开辟了远东商业航线），但嘉靖朝把倭寇引来了，打败倭寇以后，到隆庆朝，朱明中枢已明白海贸不可避免。
‘隆庆开海’是隆庆皇帝最大的历史功绩，明朝在泉州和定海正式设立两个市舶司，允许商人缴税出海。
但万里海疆，两个市舶司怎么能管住，万历朝士绅豪商吃的满嘴流油，交易量急速膨胀，海贸避开朝廷，蓬勃发展。
自正德朝葡萄牙人开辟远东航线，一百二十年来，大明朝只卖不买，纯粹的贸易顺差。
瓷器、茶叶、丝绸远销两洋，欧罗巴从美洲抢到的白银、倭国银矿冶炼的白银齐齐流入中原。
还不止货物贸易，因欧罗巴和明朝悬殊的金银兑换比（明朝1:8~10欧罗巴1:12~15），每年都有‘银船’带几百万两银子从欧洲远洋九万里，到沿海兑换黄金，掏空大明朝黄金。
可惜银子在士绅豪商手中，与朝廷毛关系都没有。
这种畸形的、与朝廷‘无关’的、纯出口贸易模式，在明末短短三十年间，遭到毁灭性的猛烈反噬。
因为…‘客户’同时没了，交易量锐减、锐减、再锐减。
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倭国江户幕府开始严格执行闭关锁国政策，不允许商船随便进入倭国。
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欧洲爆发三十年宗教战争，整个欧罗巴乱成一锅粥，金银全部投入战争。
明朝太倒霉了，同时失去唯二的对外贸易大户，江南海量的纺织品卖不出去，士绅豪商手里堆积海量的银子无法投入生产和雇工周转。
结局如何，我们现在任何一人都能想象，银子涌向土地，手工业凋敝，物价飙升，恶性循环，富者越富，贫者越贫。
若说明亡于财政崩溃，外部原因至少占三成，百年来流入中原的银子，把老朱设计的定额缴税模式彻底摧毁，这才有了教科书中‘明末出现资本萌芽’的论据。
“定额缴税”，是老朱在定鼎天下、丈量土地后，按土地数量给每地税赋定额，但这个定额永远无法收齐，有的士绅免税、赐藩王权贵免税、受灾免税、受灾减产…二百年来缴税土地越来越少。
好多人可能不知道，明朝才是律法确定的‘永不加赋’王朝，且为了鼓励开垦，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宣布新开田地不计入税赋。
牛不牛笔？
很牛笔，但逐渐也变成了空喊。
税赋主体架构没有丝毫变通，积难重返，说垮就垮。
2
说说李成梁。
因几位大佬的几本畅销书，九成网文采用相同人设，李成梁在正史以外，完全变成努尔哈赤的‘教父’形象。
历史中李成梁是张居正的人、是楚党盟友，书中李成梁采用的是正史人设，与很多网文略有区别。
且因为李成梁弟弟和侄儿降清，读者难免对李成梁曾孙李尊祖带‘固有印象’，选择性忽视李家直系后裔、无兵无权的末代宁远伯血战农民军，是勋贵少有的殉节殉国将门（很少有人提吧？）。
抛开李成梁与努尔哈赤的私人交集，与大家谈谈军事角度的李成梁，以及他‘争议’来源，借此说明一下辽东当时的民情。
万历朝前期，张居正专注财政改革，边镇采取西守东攻战略，但朝廷没有钱粮支持辽东对图们汗的抵御反击作战，于是张居正抖了个机灵，给予李家充分信任（政治盟友），不允许任何人干涉他指挥，让他‘自决赏赐’。
李成梁没有赏银，把于谦曾经用过的策略逆转：官田全都分给边军。
简单的一招解决了钱粮问题，诞生了明朝最大的军阀集团，影响整个史册走向。
李成梁在缺粮缺饷的情况下，力抗鞑靼人二十万大军三十年，一人战功赛过满朝勋贵。
李家万余精锐家丁，带辽东边军，把二十万鞑靼人左右揉搓、最终打的分崩离析。
到万历二十年后，年年入关、劫掠成性的鞑靼人已不敢轻捋虎须。
此人作战勇猛、部将悍勇、战场智慧卓越。
他是明成祖之后，唯一可以纵横千里草原的将军。
是明朝中后期无可争议、最成功的将领。
是明朝中后期唯一武勋封爵的将军（南明那一堆拉拉不算）。
他们父子的爵位和谥号（宁远伯、李忠烈）可以说明一切。
李成梁这个人，打仗之前就把打仗的事做完了，纵横捭阖、善利妒怨、分化拉拢，剩下的就是快速奔袭，直取中军，政治智慧利用到了极致（努尔哈赤与他打法类似，很多书把这作为论据）。
万历朝前期，戚少保与李成梁在张居正面前都自称‘门下走狗’，但戚少保打的是倭寇，是民族英雄。
我们现在来定论，李成梁肯定不算，因为他打的是…自己人。
且相对于戚少保的‘听话’，李成梁与中枢文官博弈了三十年，楚党倒台后是浙党、齐党当朝，李成梁的精力完全在‘求生和家族传承’，最终因贪墨、冒功被罢官十年。
这十年间图们汗又来了，辽东战死八位总兵，导致后来的将领一听有可能被调到辽东，立刻称病辞官。
高下立判，不得已，明廷又启用李成梁。
可惜辽东将门消耗大半，且他儿孙战死，本人心灰意冷，再无进取之心，加上失去楚党支持，官场处处掣肘，军事行动处处保守，最终辞官回京病亡。
对史官的‘春秋笔法’，我们得从文武之别看：李成梁封爵后，政治地位完全不同，所代表的群体也不同，是勋贵中唯一的外镇领兵大将，辽东巡抚无法领导他，‘以文御武’的国策出现大漏洞。
还得从人性角度看：人不会对弱者产生愤恨，只会痛恨一个杀不掉、离不开、惹不得的对手。
错的不是李成梁，他打败了与明朝纠缠二百年的北元大汗，明朝没有消化这个战果，皇帝惰政，中枢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专注于党争，让女真暗中做大。
这就是李成梁存在争议的基础原因。
但是…
重点来了。
他的争议出现在清朝以后的近代，百年前文人是为了贬低满清、振奋人心，现在则完全是了流量。
明朝当时对李家可没有争议，功是功，过是过，万历皇帝早把李成梁这茬揭过去了，更别说泰昌、天启、崇祯。
奏折、皇帝实录、志录等史料表明。
当时辽东的官，上任第一件事是弹劾他的前任推卸责任，扣剥辽民、奴役辽民、压榨辽民，民不聊生、无力养军防御…是大家共同的词汇。
这些原因往上追根溯源，会追究到万历皇帝的一堆心腹，辽东监军太监、矿监、税监。
这是事实，导致天启、崇祯有苦难言，只能被动接受。
明朝皇帝、士大夫、将军都明白，辽东丢失的根本原因是失心（对辽民的不信任），并不是单纯的军事失败。
据统计，当时辽东人口大约四百万，萨尔浒之后，一半死于战事，百万人逃往三个地方（辽西、登莱、朝鲜），剩下约百万人投降了满清，很多边将只要努尔哈赤一联系就投降了。
辽西到处是女真的探子，对此我们恨得牙痒，又难以理解。
女真可是蛮夷中的蛮夷、野人中的野人，为何他们放弃天朝上国的身份，抛弃尊严，背叛祖宗，背叛皇帝，去做一个奴才？
还是一个没有富贵，没有名声，没有未来的蛮夷！
以当时的视角看，百姓根本不会幻想努尔哈赤能称帝，更不会幻想女真入主中原。就连努尔哈赤都没这么想过，他到死的时候，理想的版图都只是关外，战略目标是把明朝撵回关内后议和共存。
只有一个解释：是朝廷压榨、抛弃了他们，绝望、绝路、绝境的选择。
关内、关外，我们现在说起来没有任何感觉，但17世纪的明朝，中原王朝臣民的内心深处，却是‘我们’、‘他们’之别。
辽民是中原移民、游牧民族融合后代，部分是半岛后裔（李家就是），正是经历明末的战乱，这片土地才再无人提什么外族。
就像我们也是几次民族大融合的后代，那里只不过迟了几百年。
换个思路，拉长时间线，历史其实都很清晰。
一切的混乱和不解，可能只因我们抱着‘结局’看待‘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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