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财政包干，是指国家为了处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利益分配关系而实行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其内容是，地方预算收支核定以后，在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地方超收和支出结余，都留归地方支配，地方短收和超支，中央财政不再补贴，由地方财政自求平衡。
通俗一点讲，也就是说国家设定一个财政总额，然后各省市凑这个数，有钱的多出点，没钱的少出点，往小了说，就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差不多。
不过，每个地方具体上缴多少财税，这就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去谈了。经过一番艰苦的博弈，然后双方商定一个数额，这个数额就是基数。
地方上财政收入超过这个基数的，就需要按比例上缴国家财政。低于这个基数的，国家不会补贴给你，你们当地政府自己想办法解决收支平衡的问题。
这就造成了地方上拼命的想抬高这个基数，国家拼命的想压低这个基数。地方上为了减少上缴的财政收入，把钱留在当地，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就比如之前唐伟东不停的说的，那句缴纳的“税和费”的问题。税和费是不同的两码事，税属于财政收入，包括在那个基数里面，税收的越多，就说明你的财政收入越高，达到或者超过基数，就要按比例上交给国家。而费就不一样了，他不在财政收入之内，可以完全归地方政府自由支配。
所以，地方政府往往通过一些政策和手段，给企业退税减税免税，然后再通过各种“费”的形式再把钱收回来，这样财政收入减少了，但地方上该收的钱一分没少。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企业无所谓，还是交那些钱，地方政府的腰包鼓了，只有国家的财政受损了，钱大多数都被地方截流了，国家根本没收到多少钱嘛。
同时，这也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地方上为了少给国家交钱，就会拼命的压低正常的财税收入（钱都换了个形式，用费的名义装进了地方政府的口袋）。地方上的财税收入低，国家自然也就收不到钱，国家财政没钱自然在发展上动力就不足。
最为关键的是，国家没钱，面对地方上政府的时候，说话就不硬气，像南方某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听宣不听调的苗头了，这可是要命的问题。
曾经有一个说起来可悲又可笑的事情。国家需要用钱的时候，财政却拿不出钱来，当时的财政大佬，厚着脸皮挨个省市去借钱，沪粤那几个地方，却抠抠搜搜的像打发叫花子。当西海省把本省攒了几年的财政结余八千万，全部拿出来上缴国家，支援国家财政的时候，一个省部级高官，竟然当场感动的泪流满面。
可想而知，当时的国家财政有多穷了，这才有了后来财政收权、国地税区分收缴的财政改革。
国家财政有钱了，这才有了后来“基建狂魔”的称号，这才有了高速高铁点滴开花的局面，这才有了军舰下饺子的盛况。这才有了国家的完整，没有出现各地割据自行其是的大一统，维护了国家的权威。
在青山县也不例外，河东村的企业享受了很多税收优惠政策，但省下来的钱，大多还是被以各种摊派和其他方式收回去了。在这一点上唐伟东非常注意，不管是税还是费，该交的一分不落，就是怕被秋后算账。
而且，当初青山县厚着脸皮弄下来的那个贫困地区的名头，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贫困地区本来应该上缴的财政就少，国家还时不时的给点政策和补贴，加上县里截流下来的收入，表面上财政穷的叮当响，实际上腰包里鼓涨的流油，小日子过得别提多舒服了。
要不然，你以为县财政哪来的钱补发以前欠下的旧账？又是给非正式的老师发钱发东西，又是修路，又是买车的，仅凭财政状况，他们能负担的起？对这种事，省市两级除了打打秋风，分润点好处之外，往往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肉烂也是烂在自己的锅里。
不过这些事都跟唐伟东无关，他现在还够不上这个层面，他要做的就是老老实实的、一分不差的交税交费就行了，至于交上去的钱是进了当地政府的口袋，还是入了国家的财政，都不是他能敢过问的。
唐伟东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扑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把头缩进壳里苟着，努力的经营着自己创办下的几份产业。争取能早日获得话语权，可以在这个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
有句话说的好:“力微休负重，言轻莫劝人。无钱休入众，遭难莫寻亲。”
人微言轻，出去发声，只能徒增笑料，平白无故的丢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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