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身寒微，矢志不渝
陈大受，字占咸，号可斋，湖南祁阳人，生于1702年。他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父亲以租佃土地耕种为生，家中经济拮据。然而，陈大受从小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和求知欲。他勤奋好学，利用为同族亲戚看家的机会，广泛阅读藏书，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为他日后步入仕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科举入仕，步步高升
雍正十一年（1733年），对于陈大受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他通过了科举考试，中了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正式踏入了仕途的大门。陈大受的科举成功并非偶然，而是他多年刻苦学习、勤奋努力的结果。自幼家境贫寒的他，没有因为生活的艰辛而放弃对知识的追求。相反，他利用一切机会读书学习，最终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
成为庶吉士后，陈大受进入了翰林院，这是一个培养高级官员的重要机构。在这里，他接受了系统的学术训练和政务实践，为未来的仕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翰林院的学习环境严谨而富有挑战性，陈大受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迅速崭露头角，得到了同僚和上级的认可。
乾隆元年（1736年），是陈大受仕途中的另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年，他参加了御试，这是皇帝亲自考核选拔人才的重要考试。陈大受在御试中表现优异，名列第一，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并担任日讲起居注官，成为了乾隆皇帝身边的近臣。这一任命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肯定，也标志着他正式进入了帝国的核心权力圈。
担任日讲起居注官期间，陈大受的主要职责是记录皇帝的言行，编写起居注，并为皇帝讲解经史典籍。这一职位要求极高的文化素养和政治敏感性，陈大受凭借自己的博学多才和忠诚可靠，赢得了乾隆皇帝的信任。他不仅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还在政务处理上表现出色，逐渐成为皇帝身边的得力助手。
随着乾隆皇帝对他的信任加深，陈大受的官职也不断晋升。乾隆二年（1737年），他被提拔为内阁学士，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咨询机构的成员。在内阁学士任上，陈大受参与了许多重大政务的讨论和决策，展现了出色的行政能力和政治智慧。
乾隆四年（1739年），陈大受又被任命为吏部右侍郎，负责官员的选拔和考核工作。这一职位不仅要求他具备深厚的法律知识，还需要他公正无私、严明执法。陈大受在吏部任上，秉持公平正义的原则，严格选拔和考核官员，为朝廷选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才。
乾隆六年（1741年），陈大受再进一步，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负责军事事务的管理。这一职位要求他具备丰富的军事知识和战略眼光。陈大受在兵部任上，积极推动军事改革，加强军队的训练和装备，为国家的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乾隆九年（1744年），陈大受被授予太子少保的荣誉职位，这是对他在政务和军事方面卓越表现的嘉奖。
三、勤政爱民，治绩斐然
陈大受不仅在官场上步步高升，更以其勤政爱民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尤其是在他担任安徽、江苏巡抚期间，正值荒年，他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来缓解灾情，展现了他卓越的治理能力和深厚的人文关怀。
乾隆年间，江南地区连续几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尤其是安徽、江苏两省，灾情尤为严重。庄稼歉收，粮食短缺，许多百姓流离失所，生活陷入了极度困境。面对这样的局面，陈大受没有坐视不管，而是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求最大限度地减轻灾民的痛苦。
首先，他下令打开官仓，将储备的粮食发放给灾民，以解燃眉之急。同时，他还命令各地官员将社谷（即民间的粮食储备）借给受灾的农户，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为了确保粮食供应充足，陈大受还积极协调其他省份，购买大量粮食运往灾区。这些举措有效缓解了粮食短缺的问题，确保了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其次，陈大受深知在灾荒时期，一些百姓可能会因饥饿而被迫做出一些小罪行，如盗取禾麦。对于这类行为，他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不予追究。他认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百姓的行为更多是出于生存的本能，而不是恶意犯罪。因此，他下令各级官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要以教育为主，尽量避免严厉的惩罚。
四、创新思维，以工代赈
面对灾荒，陈大受并没有墨守成规，而是提出了“以工代赈”的新思路。这一创新性的举措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还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展现了他卓越的治理能力和长远的眼光。
在乾隆年间，江南地区频繁遭受自然灾害，特别是安徽、江苏等地，连续几年的干旱和洪涝灾害导致庄稼歉收，粮食短缺，许多百姓生活陷入困境。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陈大受并没有采取传统的赈灾方式，而是提出了“以工代赈”的新思路。这一思路的核心是通过政府出资，组织受灾地区的民众参与城市建设、水利工程等公共项目，既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又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具体而言，陈大受首先成立了专门的赈灾机构，负责统筹管理和分配救灾资金。他意识到，单纯发放救济粮款虽然能暂时缓解灾民的饥饿问题，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他决定将一部分救灾资金用于公共项目的建设，如修筑城墙、疏浚河道、修建桥梁等。这些项目不仅能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还能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在实施“以工代赈”政策的过程中，陈大受特别注重工程质量的把关。他深知，如果工程质量不过关，不仅浪费资源，还会给未来带来更大的隐患。因此，他多次强调“用省工恶，他日修更倍之，作百年之计，不宜节于目前”。这一理念贯穿于每一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确保了工程的高质量完成。
例如，在安徽，陈大受组织民众修筑了一条长达数百里的防洪堤坝，有效防止了洪水的侵袭，保护了沿岸的农田和村庄。在江苏，他推动了多个城市的城墙修缮工程，不仅增强了城市的防御能力，还美化了城市环境，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此外，他还主持了多项水利工程，如疏浚运河、修建水库等，大大改善了当地的灌溉条件，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为了确保“以工代赈”政策的有效实施，陈大受还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他设立了严格的监督机制，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和工程的顺利进行。同时，他还鼓励地方官员和乡绅积极参与，形成政府与民间合力抗灾的良好局面。这种多方合作的模式，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
五、重视农业，保障民生
陈大受深知农业是国之根本，因此在任期间大力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他在多个地方任职时，始终将农业发展和保障民生作为首要任务，尤其是在安徽和台湾的治理中，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为当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安徽任职期间，陈大受面临的是连续多年的干旱和洪涝灾害，导致庄稼歉收，粮食短缺，许多百姓生活陷入困境。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陈大受并没有束手无策，而是积极寻找解决方案。他了解到，当地的稻田多位于易旱易涝的地区，传统的水稻品种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难以保证高产。因此，他决定引进和推广耐旱增产的水稻品种。
为了确保新品种的推广效果，陈大受亲自组织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试验和示范。他选择了一些典型的农田，将耐旱增产的水稻种子免费发放给农民，并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通过这些努力，新品种的水稻在试验田中取得了显着的增产效果。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自愿采用新品种。最终，这些耐旱增产的水稻品种在安徽各地广泛种植，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缓解了粮食短缺的问题。
除了推广新品种外，陈大受还注重改善农业基础设施。他组织人力物力，修筑了多条防洪堤坝，有效防止了洪水的侵袭，保护了沿岸的农田和村庄。同时，他还推动了多个水利工程的建设，如疏浚河道、修建水库等，大大改善了当地的灌溉条件，提高了农作物的抗旱能力。这些措施不仅在短期内缓解了灾情，还为未来的农业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台湾任职期间，陈大受同样将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作为重点任务。台湾地处东南沿海，气候多变，农业生产条件较为复杂。长期以来，台湾每年都有征粮任务，需要将大量的粮食运往大陆。但由于台湾相对贫困，农业生产能力有限，常常无法按时完成征粮任务，导致大量的粮食积欠。这不仅加重了台湾人民的负担，还影响了台湾与大陆的正常关系。
针对这一问题，陈大受深谋远虑，认为台湾是福建的重要屏障，一旦发生战事，粮草运输将变得极为困难。为了确保台湾的稳定和发展，他上奏朝廷，请求免除台湾历年积欠的粮税，并提出了一系列改善台湾农业生产的建议。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仅免除了台湾历年积欠的粮税，还拨款支持台湾的农业生产。
陈大受利用这笔资金，积极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和优良的作物品种，提高台湾的农业生产效率。他还组织修建了多条灌溉渠道，改善了农田的水利条件。通过这些措施，台湾的农业生产能力得到了显着提升，粮食产量大幅增加。为了进一步保障台湾的粮食安全，陈大受还推动了粮食储备制度的建立，增贮积谷40余万石。这些储备粮食不仅可以在灾荒年份提供应急保障，还可以在战时作为军需储备，确保台湾的稳定和安全。
六、坚持原则，不计个人得失
陈大受为人正直，处事果断，从不因为个人利益而妥协。他曾说过：“历事多而利害明，受害即在此。”这句话体现了他敢于承担责任、勇于面对困难的精神。清代文学家方苞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对那些平庸者的警示，也是陈大受人格魅力的体现。
七、历史评价
陈大受的一生，是勤勉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他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帝国的栋梁之才，不仅在政治上有所建树，更在民生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事迹和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铭记。陈大受的一生，是对“清廉有节操，善有善报”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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