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少有志
裘曰修出生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在一个官宦家庭中长大，这样的家庭背景为他后来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在那个时代，读书人追求的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价值。裘曰修从小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和对知识的渴望，这种才华和渴望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和发展。
到了雍正五年（1727年），也就是裘曰修十六岁时，他已经在学业上取得了显着的成绩，成功地考取了附生资格，并且很快就被补充为廪生。廪生是明清时期对有一定成绩的学生的一种奖励形式，意味着他已经开始接受政府的资助继续深造。不久之后，裘曰修又参加了顺天府的乡试，并且顺利通过，这意味着他离成为一名正式的官员更近了一步。
经过多年的努力学习和准备，裘曰修终于在乾隆四年（1739年）中了进士，这是科举制度下的最高荣誉之一，标志着他正式踏入了仕途。中进士之后，裘曰修并没有满足于现状，而是继续积极进取。很快，他就被改做庶吉士，这是新科进士中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他们在翰林院学习一段时间后，通常会被授予重要的官职。
从庶吉士开始，裘曰修的职业生涯逐步攀升。他从编修做起，这是一个负责校勘、编辑等工作的职位，虽然职位不高，但是却是一个能够展示其才华的好机会。此后，裘曰修经历了五次升迁，每一次晋升都见证了他不断增长的经验和能力，直至最后被提升为侍郎。在这期间，他先后在兵部、吏部、户部任职，这三个部门都是清廷的重要部门，分别负责军事、人事管理和财政事务。
二、出兵平叛
乾隆二十二年，正值大清帝国鼎盛之际，边疆的稳定成为乾隆帝治国理政的重要一环。面对准格尔部的持续叛乱，乾隆帝决定采取果断行动，以维护国家统一与边疆安宁。在此背景下，裘曰修，一位以才干着称的官员，被委以重任，入 值 军机处，直接参与筹划平叛大计。
裘曰修深知此次出征非同小可，不仅关乎军事胜利，更涉及边疆民族关系的微妙平衡。他首先向朝廷提出了关于西部地区回民部落与厄鲁特人混居的复杂情况，特别指出厄鲁特首领阿喇布坦的暴行已激起回民深重的仇恨，这为朝廷利用民族矛盾、分化瓦解敌人提供了战略思路。他建议朝廷授权地方伯克额敏和卓，对任何越界的厄鲁特人实施严厉打击，并设立奖赏机制以激励民众参与，同时强调要警惕谣言，避免不必要的恐慌与冲突。
随后，裘曰修亲自率领筹备军需物资的队伍前往巴里坤等地，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足准备。他精心组织，确保粮草、军械等物资充足且运输顺畅，为前线将士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然而，就在平叛行动即将全面展开之际，裘曰修因需处理其他紧急事务而暂时返回京城
三、治水有功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黄河在山东、河南、安徽等多地出现决口，导致洪水泛滥，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灾害。为了应对这一紧急情况，乾隆帝在南巡回程途中，特别召见了山东、河南、安徽三省的巡抚，并命令裘曰修与他们共同前往灾区，视察各地的洪水状况，寻求有效的解决办法。
裘曰修与安徽巡抚高晋深入灾区实地考察后，向朝廷提出了一系列详细的治水方案。他们认为安徽宿州、灵璧、泗县等地频繁遭受洪水侵袭，主要是因为北部的虞城、夏邑、商丘、永城等地区积累了大量的洪水，一旦这些地区的水位升高，就会迅速涌入宿州一带。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们提议对宿州的睢河、泗县的潼河以及泗州与宿迁、桃源交界处的安河进行疏浚，以确保洪水能够顺利流入洪泽湖，并从清口排出。同时，他们还强调每年都需要定期清理河道中的水草，以保持水流畅通无阻。这一建议得到了乾隆帝的高度认可，并下令每年都要执行这项工作，确保江南地区的安全。
随后，裘曰修前往河南，与当地巡抚胡宝瑔合作，共同探讨治理方案。他们注意到黄河南岸的洪水虽然通过荥泽下游各河流向东流入睢河，再向东南方向汇入淮河，但这只是起到了临时缓解的作用，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他们建议对商丘境内的丰乐河、夏邑境内的响河、永城境内的巴河（实际上是同一条河流的不同段落）以及贾鲁河、惠济河、涡河等进行疏浚。此外，他们还计划在永城府至汝宁府之间建设新的沟渠，以便将积水引向主要河流或沼泽地，从而减少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
抵达山东后，裘曰修与山东巡抚鹤年联合提出了动员当地民众参与河堤加固工作的建议。他们提议，由官府提供资金和粮食支持，组织运河附近的州县居民参与到河堤的修缮工作中。不久后，鹤年被调往两广任职，原大学士蒋廷锡的儿子蒋洲接替了山东巡抚的职务。裘曰修与蒋洲一起向皇帝汇报了他们的计划，强调山东地区需要重点治理的河流集中在兖州和曹州两地，并具体指出了需要治理的河流和堤坝的位置。这一建议同样得到了乾隆帝的支持，并下达了相应的指令。
在安徽，裘曰修与当地官员讨论后，提出了针对颍州府的治水策略。他主张不仅要疏通宿州境内的睢河，还要拓宽清口的大坝门，以便更好地控制洪水流向。这一策略因其针对性强而得到了朝廷的赞赏。随着各项工程的陆续完成，裘曰修的工作也逐渐显现成效，他因此而被调任户部侍郎，继续在新的岗位上为国家服务。
四、屡排险情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裘曰修在治水方面取得显着成果后，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高度赞扬，并赐予了表彰的诗篇。然而，面对各省因自然灾害而导致的粮食短缺问题，裘曰修提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解决方案。他认为，虽然天灾发生时应当减免粮食税，但如果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市场上粮食供应紧张，进而被商人囤积。因此，他建议照常征收粮食税，同时加强市场监管，防止商人过度操控市场价格。这一提议被提交给了九卿讨论。
同年，京城出现了粮食平价销售的情况，但裘曰修观察到，由于价格过低，反而刺激了一些商贩囤积粮食。于是他建议将粮食的价格每石降低一百钱，以打击囤积行为。这一措施实施后，市场上的粮食供应情况有所改善，粮价趋于稳定。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天津发生了一起涉及盐商牛兆泰的案件，而裘曰修与牛兆泰有过交往。此事引起了乾隆帝的关注，导致裘曰修失去了在军机处的职位。尽管如此，裘曰修的才干并未被埋没，他很快被授予了仓场侍郎的职位。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黄河在杨桥决口，造成严重水患。裘曰修被派遣到河南负责救灾工作。他提出了多项措施，包括开设粥厂以救济灾民，并建议提高疏浚河道所需材料的价格，以便更快地推进工程进度。与此同时，朝廷派遣了东阁大学士刘统勋和协办大学士乌雅·兆惠监督黄河治理。裘曰修勘察了下游河流后，提出应当截断部分河流的水流，以减轻黄河的压力，避免再次决口。
治水工程完成后，朝廷制作了中州治河碑以表彰裘曰修及其同事们的贡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裘曰修的母亲去世，他不得不回家奔丧。在丧期结束后，裘曰修被召回京城，担任吏部侍郎，并监督直隶地区的水利工作。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由于直隶地区频繁遭受洪涝灾害，裘曰修被召回京城，担任吏部侍郎，并负责直隶的水利事务。在治水工作结束后，他请求将生母接到京城奉养。同年，江南河道总督高晋接手治理睢河的工作，裘曰修建议采用蓄水冲刷的方法来降低河床高度，这一建议得到了乾隆帝的采纳。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裘曰修继续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先后担任户部侍郎、礼部尚书、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要职。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裘曰修的生母去世，他再次回家奔丧。在丁忧期间，他被提前召回京城，重新担任刑部尚书。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裘曰修被派往沧州勘察大运河，并提出了改进方案，旨在通过改变河道走向和调整水闸位置来提高运河的排水效率。他的建议再次被朝廷采纳，并被任命为工部尚书，进入南书房工作。这一年，他还负责了北运河的疏浚工作，继续为国家的水利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五、落叶归根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裘曰修再次被朝廷委以重任，监督疏浚永定河、北运河等重要河流。这次任务对他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因为他深知自己在水利治理方面的专长和经验能够帮助解决这些地区长期存在的水患问题。在执行任务期间，裘曰修深入一线，仔细观察了河流的实际情况，并与当地官员和百姓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在实践中，裘曰修发现了一个普遍的问题：一些地方官员和百姓出于眼前利益考虑，采取了短视的做法，即在洪水退去后立即开垦土地，修建堤坝以保护耕地。这种做法虽然短期内可以增加耕地面积，但从长远来看，却增加了洪水泛滥的风险，一旦洪水再次来临，不仅会摧毁这些新垦的土地，还会威胁到周围的安全。
基于这一观察，裘曰修上奏朝廷，提出了治理河道的两种基本方法——堵和疏，并指出在实际操作中，“堵”往往不如“疏”更为有效。他建议朝廷下令禁止地方政府和个人私自开垦增高堤坝的行为，认为应该让河水有其自然的去处，而不是一味地限制其流动。这一建议得到了乾隆帝的认可和支持，皇帝随即下达旨意，严禁私自开垦增高堤坝的行为，以确保河流的自然流向不受干扰。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裘曰修被任命为《四库全书》馆的总裁，负责这部文化巨着的编纂工作。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体现了乾隆帝对裘曰修的高度信任和对其学问的认可。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裘曰修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他感到身体不适，向朝廷请求允许他返回家乡休养。
乾隆帝得知裘曰修患病的消息后，非常关心他的健康状况。他回忆起之前钱陈群也曾因病请求归乡，并考虑到钱陈群年纪较大，因此批准了他的请求。但裘曰修才刚刚六十岁，正值壮年，乾隆帝希望他能继续为国家服务。于是，乾隆帝赐予裘曰修一首诗以示慰问，并多次派遣使者前去探望。
然而，裘曰修的病情并未得到明显好转，反而日益加重。乾隆帝决定派遣御医前往治疗，并加封他为太子少傅，虽然这一职位是虚衔，但它象征着皇帝对裘曰修的尊敬和对其贡献的肯定。
尽管得到了精心的治疗，裘曰修最终还是未能战胜病魔。在1773年的某个时刻，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学者、治水专家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一岁。乾隆帝对裘曰修的去世表示了深切的哀悼，并追赠他“文达”的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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