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物出身
胜海舟，讳义邦，通称麟太郎，号海舟，明治维新后改名为安房，后又改为安芳。他的家族背景颇为复杂，但充满传奇色彩。胜海舟的父亲胜小吉是江户幕府旗本小普请组41石的下级幕臣，虽然职位不高，但家族背景却有着不凡的历史。
胜海舟的曾祖父男谷银一本是越后国三岛郡长鸟村的贫苦农家子弟，不幸的是，他在一次雪夜中失明，倒在了江户幕府医官石坂宗哲的门前。石坂宗哲不仅救了他，还借给他1两2分的资金。凭借这笔资金和自己的理财才能，男谷银一在江户从事高利贷行业，逐渐积累了财富，成为了江户府内17处地主，并通过买官获得了朝廷盲官的最高官位——检校，被称为“米山检校”。银一的长子忠之丞通过买官获得了御家人的身份，成为男谷家的家主。忠之丞的孙子，即胜海舟的父亲胜小吉，原本是男谷家的三子，以婿养子的身份过继到胜家。
胜家自天正3年（1575年）以来就是御家人，家族谱系中不乏显赫的人物。到了宝历2年（1752年），胜家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被正式纳入旗本之列，成为资深的幕府官员。然而，胜小吉本人并未继承家族的辉煌，终其一生也未有大的作为，这使得胜海舟的童年生活并不富裕。
胜海舟出生于文政6年1月30日（1823年3月12日），出生地是江户本所龟泽町，当时他生活在父亲的实家男谷家。幼年时期，胜海舟在亲戚阿茶局的介绍下，结识了第11代将军德川家齐的孙子初之丞（德川庆昌）。初之丞后来成为德川御三卿之一的一桥家当主，因此也被称为一桥庆昌。两人结伴游历江户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胜海舟本有机会成为一桥家的家臣，但由于初之丞在14岁时早夭，这个愿望未能实现。胜海舟在男谷家生活到7岁时，搬到了赤坂本所入江町。
二、刻苦自学
胜海舟，一位在日本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他的早年生活充满了刻苦自学与不懈追求的精神。在长达三十三年的幕府未录用期间，胜海舟没有放弃自我提升的机会，反而以此为契机，广泛涉猎剑术、禅学、兵学以及西洋军事知识。
从十六岁起，胜海舟便开始在男谷精一郎的道场学习剑术，后又师从岛田虎之助深造直心影流剑术。在虎之助的引导下，他又涉足禅学，于江户牛岛的弘福寺修行。同时，他还学习了山鹿流兵学，不断充实自己的军事素养。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胜海舟意识到剑术已无法适应现代战争的需求，于是他在观看了高岛秋帆的西洋火炮发射和枪阵演习后，毅然决定舍弃剑术，转向学习西洋武器和军舰等军事知识。
在兰学领域，胜海舟虽未能如愿在箕作阮甫门下求学，但他并未因此气馁，而是转而拜永井青崖为师，刻苦攻读兰学。他凭借超凡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不仅在短时间内掌握了兰学知识，还亲自从事枪炮、炮台的设计制造等技术实践。他甚至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抄写了两部多卷本的《兰日辞典》，一部自用，一部出售以补贴租书和购买文具的费用。
在此期间，胜海舟得到了兰学家佐久间象山的赏识与指导，开始主修西洋兵学。他在田町开设私塾，讲授兰学和西方军事学，吸引了众多学生前来求学。同时，他还雇佣锻工，根据兰书设计制造步枪，这一创新之举赢得了诸藩的青睐，纷纷前来订货。
三、入身幕府
嘉永6年（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的到来（黑船来航）震动了整个日本，迫使幕府不得不面对外部世界的压力。日本国内陷入了茫然和混乱之中，如何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成为当务之急。首座老中阿部正弘在处理开国问题上表现得极为谨慎，他决定广泛征集幕臣、诸藩大名乃至町人的意见，以制定更为周全的对策。
在这个背景下，江户幕府目付兼海岸防御御用挂大久保忠宽（大久保一翁）向胜海舟提出了撰写《海防意见书》的建议。胜海舟凭借其深厚的西洋兵学知识，迅速完成了这份详细的海防方案。《意见书》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防御措施，还强调了建立强大海军的必要性。这份意见书的深度和专业性立即引起了阿部正弘的注意。阿部正弘对胜海舟的才能给予了高度评价，不计门第身份，破格任命他为异国应接挂附兰书翻译御用，负责西洋书籍的翻译工作。这一任命不仅为胜海舟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也使他得以进入幕府的核心圈。
安政2年（1855年）初，胜海舟被选入海防挂视察团，负责调查伊势至大阪湾一带的防备体制。这次视察使他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日本沿海的防御现状，也为他后来的海军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年，胜海舟进入长崎海军传习所，担任海军传习生头役（相当于海军军校学生总队长）。在这里，他师从荷兰教授威廉·卡腾代克和佩尔斯·瑞杰肯，系统学习了航海术和海军战术。由于他精通荷兰语，还兼任教监，负责传习生（军校生）与荷兰教官之间的沟通联络工作。他的学生中有矢田堀景藏、永持亨次郎等后来成为日本海军骨干的人才。
在长崎海军传习所的五年时间里，胜海舟不仅自身学到了先进的海军知识，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海军人才。他的教学方法和管理能力得到了广泛认可，为日本海军的初步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60年，胜海舟从长崎海军传习所毕业，返回江户担任军舰操练所教师方头取（相当于海军士官学校教授部主任）。在这一职位上，他继续推动海军教育的发展，培养了更多的海军军官。值得一提的是，胜海舟的才能不仅得到了幕府的认可，还受到了幕末“四贤侯”之一的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的赏识。
四、思想解放
胜海舟在长崎的五年时光，不仅是他军事技能飞速提升的时期，更是他思想解放的关键阶段。在荷兰军官的指导下，他系统地学习了炮术、航海术和造船学，成为了一名海军专家。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与外国人的直接接触，胜海舟逐渐树立了现代国家的概念，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幕府末年的日本，处于大名分裂割据、国防能力薄弱的状态。当时的日本人普遍将自己的藩视为国家，例如萨摩藩士认为萨摩就是他们的国家，而整个日本则被笼统地称为“天下”。这种地方主义的观念严重削弱了日本的国家凝聚力。在长崎海军传习所供职的一位荷兰海军中尉曾在其着书中指出，一旦国家有难，国民必须有同心合力保卫祖国的义务。然而，这位中尉发现日本人的这种义务观念似乎很淡薄。他曾问过一位日本商人：“如果长崎遭到外国人的侵略，你能保卫自己的城市吗？”商人回答说：“非我所知，那是幕府的事。”这番对话让中尉深感震惊，他认为如果这样，荷兰军舰的舰长只需带领一名军官和四十五名陆战队员登陆，就能轻而易举地占领长崎的所有要害。他还指出，萨摩藩等强大的西南诸藩与幕府之间尖锐的政治对立，更是外国势力可乘之机。
胜海舟深刻认识到，荷兰这样一个小小的海军中尉都能对日本的国情做出如此精准的分析，更不用说俄、英、法、美等大国的外交官，他们拥有详细的情报，密切注视着日本的动向。这让他深感幕府必须为了日本整体的利益，考虑京都朝廷和诸藩的立场，在适当的时机实行“奉还大政”，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以避免沦为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
胜海舟的这一思想得到了一些开明派进步志士的理解和支持。其中，高杉晋作和五代友厚是他的主要支持者。高杉晋作是长州藩的志士，曾前往中国、荷兰、英、美、俄等国，与外国人有过广泛的接触，熟悉兰学。五代友厚则是萨摩藩的士族，同样具有国际视野，对西方文化和技术有深入了解。这些志士都意识到，只有通过改革和统一，日本才能抵御外来侵略，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
胜海舟的思想解放不仅体现在他对国家统一的倡导上，还表现在他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视。他认为，建立强大的海军和国家，需要一批有远见、有才能的人才。因此，他在长崎海军传习所期间，不仅自己刻苦学习，还积极培养下一代海军人才。他的学生中，如矢田堀景藏、永持亨次郎等人，后来都成为了日本海军的骨干力量。
通过与外国人的直接接触，胜海舟深刻认识到日本必须打破传统的藩国观念，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他的这一思想不仅影响了他自己，也影响了周围的一批志士，为后来的明治维新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远渡重洋
江户幕府在与美国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后，为了交换条约批准书，决定于万延元年（1860年）1月向美国派出使节团。最初的计划是由一桥派的幕府重臣岩濑忠震出使，但因受“安政大狱”的波及，岩濑被迫引退。于是，幕府重新组建了使节团，由新见正兴担任正使，村垣范正为副使，小栗忠顺为目付，乘坐美国波哈坦号军舰横渡太平洋赴美国。为了确保使节团的安全，幕府海军的咸临丸号军舰被指定为警卫舰。胜海舟主动请缨，要求随行，并获批准，担任咸临丸号的舰长，指挥官为军舰奉行木村喜毅。
咸临丸号是从荷兰购买的四百余吨的军舰，集中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船上除了胜海舟外，还有军舰奉行木村喜毅、军舰操练所教授方头取佐佐仓桐太郎、铃藤勇次郎、小野友五郎等人。美国海军“库柏”号测量船舰长约翰·默瑟·布鲁克海军上尉实际上是咸临丸号的指挥官。随船的还有翻译中滨万次郎和木村的随从福泽谕吉。
尽管咸临丸号是一艘先进的军舰，但在管理和使用方面，幕府海军依然沿用封建的陈规旧习。许多位居高官的海军军官并没有实际的海军知识，这导致了美国军官对日本海军军官的嘲讽。美国军官们认为，这些日本军官缺乏基本的航海技术和海军知识，根本无法有效地指挥和操作这样一艘先进的军舰。胜海舟对此感到无比愤慨，他深刻认识到，现代化的舰只必须由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人去操纵，而且人与人的关系也必须与之相适应，这样才能使先进的军舰发挥应有的作用。
咸临丸号在胜海舟的指挥下，战胜了太平洋上的惊涛骇浪，历时三十七天，终于顺利抵达美国旧金山。这是日本人首次横渡太平洋的成功壮举，不仅展示了日本海军的实力，也为日本与西方国家的进一步交流打开了大门。
在旧金山，胜海舟亲身接触并观察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美国社会。他参观了工厂、学校、政府机构，与当地的政要、学者和普通民众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这些经历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日本必须打破封建的藩篱和束缚，为有才能的人提供发挥作用的机会。
六、开办军学
归国后，胜海舟的仕途迎来了新的高峰。他被任命为蕃书调所头取和讲武所炮术教授，负责翻译和研究西洋书籍，以及教授军事技术。文久2年（1862年），随着幕政改革的推进，胜海舟复归海军，担任筑地军舰操练所头取（相当于幕府的海军士官学校校长）。同年闰8月17日，他晋升为军舰奉行并，开始在幕府的行政高层崭露头角。
文久3年（1864年），幕府决定在兵库和西宫建造炮台，以加强沿海防御。胜海舟被任命为总指挥，负责这一重要工程。同年4月（1863年6月），他随第14代将军德川家茂巡视大阪湾，在生田川河口（神户村内）登岸。经过德川家茂的批准，胜海舟在此设立了海军的操练局。这一举措不仅加强了当地的海防，也为培养海军人才提供了重要的基地。
胜海舟在神户设立的私塾海军塾，旨在“从一切阶层挖掘人才”，他不仅招收了来自萨摩和土佐的鲁莽汉和脱藩者，还吸引了许多有志青年。这一开放的招生政策，打破了传统藩国的限制，为不同背景的人才提供了平等的学习机会。海军塾的教学内容涵盖了航海术、炮术、造船学等多个方面，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海军军官。
文久4年（1864年）2月，胜海舟正式设立神户海军操练所。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幕府和西南诸藩一大共有之海局”，希望通过这一机构，确保建立抵抗欧美进一步侵略东亚的战略据点。神户海军操练所的成立，不仅为幕府和各藩培养了大量航海人员，也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海军储备了宝贵的人才。胜海舟的弟子中，包括了坂本龙马、伊东佑亨、陆奥宗光等后来在明治维新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
元治元年5月14日，胜海舟再次晋升，被任命为军舰奉行，职俸2000石，升格为大身旗本，授予武家官位从五位下·安房守，成为幕府的重要重臣。这一系列的晋升，不仅反映了幕府对胜海舟才能的认可，也显示了他在推动海军现代化方面的显着成就。胜海舟在神户海军操练所的办学理念，充分体现了他的开明和远见。
七、开明幕臣
胜海舟虽然身为幕臣，效忠幕府，但他对幕府官员的因循守旧、腐败无能和门阀之见极为反感，经常发表激烈的言论，因此惹起了世人的非议，遭到了保守派的嫉视。元治元年（1864年）7月，禁门之变爆发，幕府内部的保守势力进一步巩固了权力。胜海舟反对幕府发动征伐长州（第一次长州征伐）的战争，认为这种做法不仅徒劳无功，还会加剧国内的分裂和动荡。然而，他的观点与幕府的保守路线相抵触，同年10月，他被召回江户，11月10日被罢免了军舰奉行的职务，甚至被迫接受“蛰居生活”（闭门反省）一年半的处分。与此同时，神户海军操练所也被迫关闭。
在蛰居期间，胜海舟并没有消沉，而是利用这段时间博览群书，进一步充实了自己的学识。他与木户孝允和西乡隆盛等开明派志士保持联系，共同探讨国家的前途和改革的方向。元治元年（1864年）9月11日，胜海舟与西乡隆盛在大阪首次会面。当时，西乡对神户港开港延期甚是忧心，胜海舟向他阐述了应对之策，西乡在给大久保利通的书信中对胜海舟大加赞赏，称其为“当代罕见的才智之士”。
胜海舟的这些行为和言论，使他成为幕府体制内的开明派代表。他不仅反对幕府的保守政策，还积极寻求与志同道合的人士合作，为国家的未来出谋划策。尽管遭受打击，他仍然坚信日本必须进行改革，才能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
庆应2年（1866年），第二次长州征伐失败，幕府的威信受到了严重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德川庆喜重新启用胜海舟，任命他为军舰奉行，负责调停会津藩和萨摩藩之间的矛盾，以及与长州藩的停战交涉。胜海舟临危受命，只身前往宫岛大愿寺，与长州藩的代表进行谈判。凭借其出色的外交才能和坚定的信念，他成功说服长州藩停战，达成了初步的和平协议。
然而，当胜海舟带着停战协议返回江户时，却发现德川庆喜并没有真正打算执行这一协议。庆喜将停战敕命放在抽屉里，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这一行为让胜海舟感到极度愤怒和失望。他认为，幕府的这种态度不仅辜负了他的努力，也会进一步加剧国内的分裂和动荡。因此，他毅然提出辞职请求，并返回江户。
八、无血开城
1866年末，一贯压制倒幕派的孝明天皇去世，年仅14岁的明治天皇即位，这使得形势变得有利于倒幕派。倒幕派以天皇的名义命令长州和萨摩讨伐幕府。此时，全国各地爆发了城市暴动和农民起义，幕府已经完全失去了民心。将军德川庆喜接受了前土佐藩主山内容堂的建议，企图在形式上让天皇执政，而实权由自己掌握。于是，他在庆应3年（1867年）10月实行了“奉还大政”。然而，德川家仍拥有四百万石的领地，德川庆喜试图通过担任新设立的诸侯会议的议长继续施展影响力。讨幕派的公家岩仓具视和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主导了12月初的王政复古大号令以及小御所会议（王政复古政变），认为必须叫庆喜“辞官纳地”，剥夺其领地，摧毁其经济基础，否则便不能算是真正推翻了幕府。
庆应4年（1868年）1月3日至6日，旧幕府军和以萨、长两藩为主力的讨伐军（新政府军）在京都郊外发生冲突，史称鸟羽、伏见之战。尽管幕府的兵力是政府军的三倍，但其主力步兵毫无斗志，最终惨败。德川庆喜逃回江户，近畿以西的各藩立即向新政府宣誓效忠。1月7日，新政府以天皇名义发表诏书，东征讨伐幕府。新政府军沿东海道向江户进军，对江户采取了包围形势。各国声明在天皇政府和将军政府的内战期间保持中立。
在幕府内部，关于是否抵抗新政府军出现了主战和主和两派。主战派以小粟忠顺、榎本武扬、大鸟圭介为代表，主张接受法国援助，同讨幕军一决死战。主和派则以胜海舟、大久保忠宽为代表。主和派指出，幕府陆军已陷入土崩瓦解，江户市民深深痛恨幕府，关东一带人民起义频繁，德川庆喜最终放弃了抵抗企图。
另一方面，新政府及左右新政府的英国公使同样担心人民的起义。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胜海舟被委以重任。1月23日，他被任命为德川家之家职陆军总裁（相当于陆军部长），2月25日又被全权委任为军事总裁（相当于幕府全军最高统帅）、旧幕府方面的全权代表。
庆应4年3月9日，胜海舟派山冈铁舟去骏府城会见讨幕军参谋西乡隆盛，商定七项和解条件。然而，讨幕军庆应4年3月15日（1868年4月7日）总攻江户的预定日期未变，大军继续向江户逼近。在总攻日前的3月13日至14日，胜海舟与西乡隆盛会谈。胜海舟鉴于当时的形势，一面进行谈判，一面准备谈判破裂后的应对方案。他的作战方略参考了库图佐夫在俄法1812年战争中阻击拿破仑入侵所采用的战术，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让将军庆喜亡命英国，以确保其安全。
在江户实行焦土战术，使进入江户的讨幕军无立足之地。
护送将军家眷和江户居民向房总疏散，确保平民的安全。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江户消防官新门辰五郎准备了大量火药，计划在街市放火。同时，调集了江户周边地区的大小船只，为难民确保粮食供应。幕府舰队准备用军舰舰炮炮击东海道，切断新政府军的退路和粮道，并安排庆喜逃亡到驻扎在横滨港的英国舰队政治避难。
经过紧张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以保全将军庆喜的性命和德川氏的家名为条件，江户城于1868年4月未经战斗便开城投降，让给了讨幕军。幕府领地完全落入新政府手中，德川幕府被推翻，日本向完成民族统一和消灭封建制度迈进了重要一步。
会谈之后，戊辰战争仍在继续，但胜海舟作为旧幕府方的重臣，坚决反对抵抗新政府军。他预见到，即使在战术上取得胜利，也难以在战略上取胜。内战的长期化将导致英国支持的新政府和法国支持的旧幕府将日本一分为二的结果。在胜海舟的思想观念中，相较于幕府的存续，日本的国家统一更为重要。
九、明治时代
明治维新后，胜海舟一度拒绝了明治新政府的邀请，选择随德川家退居静冈藩骏府。然而，作为旧幕臣的代表人物，他在明治2年（1869年）重新参与明治政府的工作。1868年5月22日（明治元年闰4月2日），他被委任为江府镇抚万端取缔，拣选大总督府参谋。同年12月18日（明治元年11月5日），他被委任为大总督御用挂、付书夜兼行出府。1869年8月25日（明治2年7月18日），他任外务省外务大丞，但仅一个月后，即9月18日（明治2年8月13日），他依愿免官。同年12月25日（明治2年11月23日），他又被任命为兵部省兵部大丞，但1870年7月10日（明治3年6月12日）再次依愿免官，转任东京府御用挂。
1872年6月15日（明治5年5月10日），胜海舟被任命为海军省海军大辅。明治六年政变后，他于1873年（明治6年）3月3日至1875年（明治8年）4月25日任太政官参议兼海军卿（相当于海军大臣同平章事）。随后，他于1875年4月25日至11月29日任元老院议官。1887年（明治20年）5月9日，他被特旨列入华族，依维新功勋被授予伯爵爵位。1888年（明治21年）4月30日至1899年（明治32年）1月21日，他任枢密顾问官。
尽管德川庆喜在幕末的混乱期曾因多次意见对立而疏远胜海舟，但胜海舟为争取德川庆喜获得明治政府的赦免而竭尽全力。在他的努力下，德川庆喜觐见明治天皇并被特旨授封公爵爵位，在德川宗家之外另设德川庆喜家（德川公爵家）。此外，胜海舟还努力照顾旧幕臣的就业和生活保障，将因幕府崩溃造成的混乱和反乱抑制到最小限度。他利用在新政府的职爵权限和人脉，在维新后的30余年间一直持续这项工作。
明治6年（1873年），胜海舟作为勅使与西四辻公业南下鹿儿岛，召岛津久光北上东京。在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阶段，他以枢密顾问官的身份参与枢密院的审议，但始终保持沉默。胜海舟喜好座谈，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新政府要人相比，他更愿意开陈自己的意见。然而，他自身的政治姿态也受到团团珍闻等媒体的严厉批判。
明治7年（1874年），胜海舟因反对政府出兵台湾（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提出辞职。明治10年（1877年）以后，他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尽管如此，胜海舟仍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他发起了西乡隆盛复权运动，为江户无血开城和明治维新的中心人物西乡隆盛的名誉恢复积极奔走。在他和黑田清隆的努力下，明治22年（1889年）随着《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西乡隆盛得以平反，追授正三位，以维新之功勋叙侯爵爵位，并在东京上野公园为西乡隆盛树立铜像。
胜海舟被视作日本海军的缔造者。他批评明治政府的脱亚入欧政策，主张中日提携，反对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战败自杀殉国后，胜海舟撰写了追悼文发表在报纸上。他认为，人们自恃战胜而气势高涨、简单追随欧美的殖民主义政策是愚蠢的。他解释了中国大陆的广大和中国现状的真实情况，主张中日联合共同对抗欧美。三国干涉还辽对日本造成的高压态势也在胜海舟事前的预料之内。他严词批判足尾矿毒事件，支持田中正造反对公害、维护人民权益的运动。
退出政治舞台后，胜海舟在东京的赤坂冰川町的邸宅吟诗作画，为文着书。他参与了明治政府的修史事业，接受政府资金援助，撰写、口述、编纂了《吹尘录》（江户时代的经济制度大纲）、《海军历史》、《陆军历史》、《开国起源》、《水川清话》等着作。他还与向山黄村组织旧幕臣进行《德川氏实录》的编纂计划，但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而未能实现。
胜海舟晚年经历了许多个人的不幸。他的嫡长子早逝，孙子也因丑闻而困扰，使他在孤独中度过晚年。1899年1月19日（明治32年1月19日），胜海舟因脑溢血去世，终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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