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物身世
居鲁士大帝的离奇身世，被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其巨着《历史》中详细记录。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在一次睡梦中，梦见女儿芒达妮的后代将夺取自己的王位并成为亚细亚的霸主。为了防止这一预言成真，阿斯提阿格斯决定将女儿嫁给地位较低且性格温顺的波斯王子冈比西斯，希望借此削弱女儿后代对王位的威胁。然而，事与愿违，芒达妮怀孕后，阿斯提阿格斯再次被噩梦惊醒。这次，他梦见从女儿的肚子里长出的葡萄藤，遮住了整个亚细亚。为了确保自己的王位安全，阿斯提阿格斯决定将即将出生的外孙处死。
这个新生的婴儿就是居鲁士。他一出生，就被交给国王的亲信大臣哈尔帕哥斯处理。哈尔帕哥斯虽然接到了处死婴儿的命令，但他内心不忍，最终将婴儿转交给一位牧人，命其将婴儿遗弃在荒野。牧人的妻子斯帕科，恰好刚产下一个死婴，他们决定留下居鲁士，用自己的死婴顶替交差。斯帕科在米底语中意为“母狼”，因此后来流传着居鲁士童年时曾得到母狼哺育的传说。
居鲁士在牧人家庭中长大，直到10岁时，他在一次和同村孩子的游戏中被推举为“国王”。在游戏过程中，居鲁士鞭笞了一个抗命的贵族之子，这件事逐渐传开，最终引起了阿斯提阿格斯的注意。阿斯提阿格斯亲自介入调查，发现了居鲁士的真实身份。宫廷祭司解释说，这个孩子已经在游戏中成为国王，不会再第二次成为国王了。阿斯提阿格斯听后，消除了疑虑，决定将居鲁士送回波斯。
回到波斯后，居鲁士迅速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在米底与巴比伦的战争中，年轻的居鲁士曾率领波斯军队为阿斯提阿格斯作战。当时，居鲁士还不到20岁，但他以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带领波斯骑兵进行了漂亮的奔袭闪击，成功夺取了巴比伦的重要重镇哈兰。
二、征服米底
公元前559年，居鲁士成为波斯人的首领，统一了波斯的10个部落。这一时期，波斯仍处于米底王国的统治之下，但居鲁士的崛起很快改变了这一局面。曾奉命处死居鲁士的大臣哈尔帕哥斯，在得知居鲁士仍然活着并成为波斯首领后，开始密谋复仇。哈尔帕哥斯的仇恨源于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的暴行：当阿斯提阿格斯发现哈尔帕哥斯未杀死居鲁士时，一怒之下，将哈尔帕哥斯13岁的独生子杀死，并烹成菜肴，强迫哈尔帕哥斯当面吃下。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哈尔帕哥斯“没有被吓住，也没有失去自制力”，他将仇恨深埋心底，开始策划如何推翻阿斯提阿格斯的统治。
公元前553年，居鲁士在哈尔帕哥斯的支持下，决定起兵反抗米底。为了说服波斯人追随自己，居鲁士采取了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手段。他命令全体波斯人携带镰刀集合，要求他们在一天之内将超过3公里见方的土地开垦出来。波斯人按照命令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疲惫不堪。次日，居鲁士又发出第二道命令，让他们沐浴更衣后集合。这一次，居鲁士宰杀了他父亲所有的绵羊、山羊和牛，准备了丰富的酒和美食，犒劳全军。波斯人聚集在草地上，尽情饮宴，欢声笑语充满营地。
在这欢乐的氛围中，居鲁士提出了关键的问题：“各位波斯人啊，如果你们听我的话，就会享受无数像本日这般的幸福；如果你们不肯听我的话，那就要受到无数像去日那样的苦役。”波斯人纷纷响应，表示愿意跟随居鲁士对抗米底。居鲁士的这一举动不仅展示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也成功激发了波斯人的斗志，使他们团结一致，共同抵抗米底的统治。
居鲁士的起义迅速得到了波斯各部落的支持，波斯军队士气高昂，战斗力倍增。哈尔帕哥斯作为内应，也在米底内部制造混乱，削弱了阿斯提阿格斯的力量。公元前550年，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战，居鲁士终于攻克了米底的都城埃克巴坦那（Ecbatana），推翻了阿斯提阿格斯的统治，正式建立了波斯帝国。居鲁士属于波斯人的阿契美尼德家族，因此他所创立的帝国也被称为阿契美尼德王朝。
三、征服吕底亚
波斯的西方强邻吕底亚的国王克洛伊索斯（croesus）在目睹居鲁士大帝日益强大的势力后，感到极大的不安。他担心波斯的崛起会对吕底亚构成威胁，决定趁波斯立国未稳之际，出兵将其灭掉。在出征之前，克洛伊索斯派使者前往着名的希腊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祈求神谕。神谕告诉他，如果他出兵攻打波斯，一个大帝国将毁灭。克洛伊索斯对此感到欣喜，认为这预示着他将摧毁波斯帝国。为了进一步确认，他又请求神谕，得到了一个更为具体的回答：“如果一匹骡子变成米底国王，你这个两腿瘦弱的吕底亚人，就必须沿着多石的海尔谟斯河逃跑。”克洛伊索斯认为米底国王永远不可能是一匹骡子，因此他对神谕的解释充满了自信。公元前547年，克洛伊索斯大胆出兵，攻打波斯。
克洛伊索斯的军队首先焚毁了他们遇到的第一座波斯城市普特里亚（pteria，今土耳其中部）。闻讯赶来的居鲁士在这里与吕底亚军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会战（普特里亚战役）。吕底亚军队中配备了长矛的骑兵在技术上占据了上风，但居鲁士的军队在数量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并且使用了一些新式武器，如高台炮车。尽管如此，双方互有伤亡，未能分出胜负。克洛伊索斯见状，决定暂时退兵，计划在冬季过后再集结更多的军队进攻波斯。
然而，出乎克洛伊索斯的意料，居鲁士并没有按兵不动。为了防止克洛伊索斯集合更多的军队再次进攻，居鲁士果断决定主动出击，直接攻入吕底亚本土。仓促应战的吕底亚人不得不在首都萨迪斯（Sardis，今土耳其西部）郊外的辛布拉平原（battle of thymbra）与波斯军队展开决战。
在辛布拉平原的决战中，吕底亚人依然依赖他们的长矛骑兵，试图在战场上占据优势。然而，居鲁士早已想好了对策。他将随军运载粮食和行李的骆驼集合起来，配备骑手，走在军队的最前面，步兵和骑兵紧随其后。当吕底亚的骑兵遇到这些骆驼时，马匹因害怕骆驼的气味而变得狂躁不安，纷纷转身逃窜。吕底亚的骑兵失去了战斗力，局势顿时陷入混乱。尽管吕底亚人是西亚最勇武好战的民族，许多士兵跳下马来与波斯军队肉搏，但最终还是难以抵挡居鲁士的精锐部队。吕底亚军队溃败，残余的士兵逃回了萨迪斯城。
居鲁士随即对萨迪斯展开了围攻。经过两周的激烈战斗，波斯军队终于找到了一条通往城墙顶部的绝壁路径，成功攀爬进入城内。萨迪斯城陷落，吕底亚王国灭亡。克洛伊索斯被俘，至此才明白德尔斐神谕的真正含义：他出兵攻打波斯后被摧毁的正是自己的帝国，而骡子则隐喻居鲁士，因为他是波斯人与米底人的混血儿。
三、征服巴比伦
公元前546年春季，大量犹太人依然居住在当时的世界第一大城市——巴比伦。他们的故土耶路撒冷已经被新巴比伦王朝的军队拆毁，圣殿也一同被夷为平地。犹太人被迫集体迁徙到两河流域的世界中心，成为新主人的国家奴隶。这样的境遇对于犹太人来说，或许并不陌生。近千年前的先知摩西，就带着一群处境类似的先民，从埃及出逃，摆脱了原先的法老奴隶身份。但这一次的情况又有所不同，犹太人在巴比伦城内的数量并不显着，他们的社区被巴比伦本地人、新征服者迦勒底人和行商的腓尼基人聚居地所稀释。因此，除了少数还说得上话的祭祀外，他们在实际上缺乏统一的强力核心。要摆脱这一历史上着名的“巴比伦之囚”，就需要外力的帮助。
就在这一年，波斯帝国的军队已经攻克了小亚细亚半岛西部的强国吕底亚。居鲁士大帝在短时间内将自己的版图从扎格罗斯山脉以东，扩张到了爱琴海东岸。过去由米底、巴比伦和吕底亚三方瓜分的世界中心文明圈，如今已经有三分之二落入了他的手中。不满足于此的居鲁士，还在策动更大规模的扩张。曾经支持他击败米底帝国末代君主的北伊朗贵族们，也需要更多封地和战利品来犒劳自身的付出。在这种形势下，居鲁士将南方的巴比伦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但在条件成熟之前，他还需要解决很多周边的中小势力。
于是，当巴比伦的君主开始筹备即将到来的战争时，波斯帝国的军队正分兵两路横扫亚洲腹地。居鲁士亲自率领主力部队向东，征服伊朗高原以东的广大农牧混合生产区。帮助他上位的米底贵族哈尔帕哥斯，则率领一支由米底人为主的偏师，继续在小亚细亚沿海活动。前者将在数年内征服呼罗珊、锡斯坦、巴克特里亚和河中，兵锋直指印度河流域。后者则在这段时间里，逐个击败那些分布在沿海的希腊城邦和其他一些民族团体。
居鲁士的东征不仅扩大了波斯帝国的疆域，还为他积累了一支经验丰富的军队。这支军队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锤炼出了极高的战斗力和组织能力。他们使用了多种武器和战术，包括骑兵、步兵和战车，能够在各种地形和环境中有效作战。居鲁士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在这一系列的征服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与此同时，巴比伦的君主纳波尼德（Nabonidus）和他的儿子伯沙撒（belshazzar）也在积极备战。然而，巴比伦内部的政治动荡和民众的不满情绪，使得他们的准备工作显得不够充分。居鲁士的军队在经过多年的征战后，士气高昂，战斗力强，而巴比伦的军队则在长期的和平中逐渐松懈。
公元前539年，居鲁士终于发起了对巴比伦的最后攻势。他巧妙地利用了幼发拉底河的水势，通过挖掘渠道引水，使河水变浅，从而让波斯军队顺利渡河，攻入巴比伦城。在几乎没有遭遇强烈抵抗的情况下，居鲁士顺利占领了巴比伦。与之前的征服者不同，居鲁士采取了一系列仁政措施，尊重当地的文化和宗教信仰，甚至释放了被囚禁的犹太人，允许他们返回故乡重建圣殿。这一举措不仅赢得了被征服民族的尊敬，也使居鲁士被誉为“上帝的牧人”。
作为新巴比伦帝国的末代君主，那波尼德斯（Nabonidus）从继位起就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强势君主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给他留下了一个横跨地中海到波斯湾之间的庞大政体，同时也为后来者带来了几乎环绕四周的众多对手。在波斯帝国突然崛起之前，巴比伦人就已经在北方的亚述平原上，面临着米底帝国的挑战。双方曾在掀翻亚述帝国霸权的起义中合作愉快，但随着共同敌人的败亡，两股新势力间的冲突很快孕育而生。两河北部的战略要地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结果，还在米底军中服役的居鲁士，在这里第一次体会到了战胜敌人的喜悦。
丢失战略要地的巴比伦人，在居鲁士领导的波斯起义中再次出兵。他们北上亚述的军队成功地吸引了米底宫廷的注意，分散了其兵力。然而，那波尼德斯未曾料到，新的波斯帝国比过去的米底人更具扩张性。分布在他们四周的古国埃兰、亚美尼亚、卡帕多西亚和吕底亚，迅速被波斯帝国征服。任何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波斯军队的南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那波尼德斯的另一个困扰发生在巴比伦城内部。自汉莫拉比（hammurabi）时代开始，掌握宗教特权的祭祀阶级就是巴比伦当地最顽强的一支势力。祭祀阶层与军事贵族之间的矛盾，经常帮助外敌从内部蛀空权力的根基。即使有尼布甲尼撒时代迁入的大量外族人，国王依然无法树立起可以与祭祀阶层对抗的核心力量。
心灰意冷的那波尼德斯甚至诉诸于扶持新的宗教势力。他相中了南方沙漠边缘地带的新教派，后者的信徒基本上是与迦勒底征服者同出一系的阿拉米人。结果，堂堂巴比伦国王，经常远离自己的王城，委身于西南方的纳巴泰城市。那里是古代乳香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可以为巴比伦提供巨额收入。因此，他不断给那里的神庙捐款，并鼓励当地祭祀在巴比伦之外的很多城市布道。
如果没有外力的强势打断，那波尼德斯的计划可能会收获成功。但掌握财富与关系网的巴比伦土生祭祀们，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对那波尼德斯的政策持强烈反对态度，认为他背离了传统的宗教和文化。祭祀阶层的反对不仅削弱了那波尼德斯的统治基础，还加剧了国内的政治动荡。
与此同时，波斯帝国的崛起和居鲁士的军事扩张，使得巴比伦的外部威胁日益增大。居鲁士的军队在短时间内征服了多个强国，迅速扩张了波斯帝国的版图。波斯军队的南下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那波尼德斯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内部的分裂和外部的压力使他难以集中力量应对波斯的威胁。
公元前540年秋季，居鲁士大帝已经完成了对亚洲各周边区域的战事，并为对巴比伦的战争筹备了大量粮草物资。一支来自五湖四海的部队围绕波斯人的核心力量被征集起来。这些举动显然也逃不过南方巴比伦人的眼线。
经过将近12年的打拼，波斯帝国军队的作战模式在当时基本定型。以步兵起家的本族军队，由大量熟练使用复合弓与投矛的山地步兵组成。这些步兵还配有盾牌、战斧和短剑，帮助进行肉搏。在战场上，这些波斯步兵习惯于组成10人纵深的方阵横队，前5名士兵负责肉搏，后5名士兵进行投射掩护。与他们装备类似的米底人、希尔卡尼人通常布置在其左右。希腊人和亚述人重步兵则成为重要的近战补充。
相比之下，波斯骑兵的数量不多，战斗力也不算强。居鲁士军队中的骑兵主要由米底人和更为北方的游牧部落来担任。他们受斯基泰骑兵影响，广泛装备了致命的草原复合弓。精英骑兵则装备全套护甲，并会给自己的战马也配备当胸一类的护具。他们既可以用长矛和战斧近战，也可以投掷标枪并弯弓射箭。这是南方巴比伦人军中所没有的重要军事力量。
除此之外，不少来自小亚细亚山区和内亚腹地的军队也在居鲁士麾下。他们中既有善于使用标枪作战的游骑兵步兵，也有同样使用复合弓与短矛的中亚弓箭手。更有各自民族领袖提供的骑兵做补充。许多装备不佳的苦力与差役以工兵身份加入军队，为新一任世界之王打造攻城器械、修筑交通要道。支撑整支大军后勤的畜力队伍，从扎格罗斯山脉以东的埃克巴坦，绵延到幼发拉底河以西。
巴比伦人的军队则要传统的多。作为从南方荒漠地带带来的蛮族后裔，建立王朝的迦勒底人在实际上接受了一整套亚述帝国的军事制度。主力重步兵使用巨大的盾牌掩护正面，并以纵队百人厚度的纵队发起冲击。精锐的披甲弓箭手在两翼进行攻击，并得到轻装长矛手的保护。巴比伦本地以盛产弓箭手而着称，因而在他们的军中也不缺乏大量的投射火力。
但和波斯人占据优势的骑兵部队相比，巴比伦军队的同类型部队就非常不堪重用了。作为弥补侧翼机动力量不足的老办法，亚述人留下的驷马重型战车依然会被委以重任。这让他们在野战中非常吃亏。
当然，从尼布甲尼撒二世的时代开始，巴比伦人就一直在用其他手段解决自己骑兵羸弱的困境。类似中国古代长城的防御工事，从东面的底格里斯河岸一直修筑到西面的幼发拉底河为止。这段长城将美索不达米亚一分为二。因最初被用于抵御米底帝国的骑兵队伍，被形象地称呼为米底长城。在整段工事的前面，还有一条方便内陆水运而开挖的运河掩护。
居鲁士大帝显然不希望自己的军队在攻坚战中磨损太多。尽管他手中不乏来自吕底亚、希腊和亚述的工程师，却还是别出心裁地进行了分进合击。这一年，波斯军队开始在伊朗高原西北部的金德斯河进行了大规模土工作业。金德斯河是底格里斯河的重要支流，居鲁士原本计划让军队用皮筏和架桥的手段渡河，但在自己轻率地骑马入水后，发现河水过于湍急。于是他下令在两岸挖出了多达360道壕沟，将河水逐渐排出去。整个工程期间，另有一支由仆从为主的波斯军队从北方直接南下，同巴比伦人的守军沿着米底长墙对峙，吸引对方的注意。
第二年，即公元前539年的秋季，完成土工作业的波斯军队迅速越过金德斯河南下。驻守在米底长墙一带的守军惊慌失措，处境就像两千多年后被德军迂回了马奇诺防线的法国人一样无助。居鲁士的部队渡河南下后，很快抵达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与米底长城防线隔河呼应的欧比斯城。这座城市是巴比伦人防御长墙防线侧翼的一个重要据点。由于担心波斯军队绕开这里，守军主动出城迎战。
之后发生的欧比斯战役，成为了一场一边倒的屠杀。巴比伦军队以传统的亚述军阵布置，用战车和轻骑兵掩护侧翼，利用重步兵的中心突破来击穿对方防线。但笨重的战车很快就遭到波斯与米底骑兵的夹击，并被迅速击败。掩护战车的轻骑兵也被伊朗铁骑们杀得四分五裂。波斯步兵的各种中远程火力，成功压制了巴比伦人。当轻步兵被击溃后，坚持作战的重步兵纵队就陷入了波斯各族部队的包围。纵然有重甲和大盾牌的护卫，也无法在体力消耗后继续维持严密的队形。
最终，欧比斯城的守军主力被屠杀殆尽。米底长墙的侧翼防御被彻底击溃，整段工事上的守军都成了瓮中之鳖。那波尼德随即下令全军从北方撤退，自己则带着主力军队北上救援。居鲁士则成功越过底格里斯河，同仆从军们汇合，迅速向南追击。
但巴比伦军队的反应速度还是超出了居鲁士的估计。在那波尼德率领的主力军队赶到后，他们又在南方的西帕尔附近建立了第二道防线。守军用就地挖掘的泥土，迅速构筑了一条新的临时长墙，并用挖掘出的壕沟作为掩护。居鲁士只得再次进行迂回作战，在留下仆从军进行仰攻后，带着最精锐的部队渡过幼发拉底河，直接杀向巴比伦主城。
公元前539年秋末，波斯军队准备包围世界第一大城市——巴比伦。然而，他们很快发现这座横跨幼发拉底河两岸的雄伟城市，实在是太大了。波斯军队有限的兵力根本不足以完成包围任务。尽管那波尼德将大量军队带去了北部防线，但留在城内的守军和临时动员起来的民兵，数量上依然多过波斯人的快速前进分队。更何况，巴比伦本身的防御设计在当时堪称最佳。
在波斯人拿下巴比伦城后的一个世纪，古希腊历史学者希罗多德曾拜访过这座威名远播的大城。当时的巴比伦虽然已经因为屡次反叛而被波斯人拆除了防御设施，但留下的巨大遗址仍然让希罗多德惊叹不已。整座城市以一个巨大的正方形横跨在幼发拉底河两岸，由泥砖和沥青建造而成的城墙不仅高耸而且厚实，其宽度足以让一辆驷马战车在城墙上驰骋。为了保护城墙不被外敌攻占，城墙上的塔楼往往沿着城墙的前后两侧成双成对地建造，这种严密程度在当时的世界上可谓绝无仅有。
在宽广的护城河内，是8座以城市信仰的神的名字来命名的城门。城门本身由青铜浇筑，非常坚固。最大的是以巴比伦的战争和生育女神伊西塔命名的北门。此门毗邻幼发拉底河，连接护城河的河道宽达1里，也正好从这个门的边上贯穿全城。由于此门的重要性，尼布甲尼撒二世曾三次对这个门的设施进行修缮，筑起了四个塔楼组成的防御网络。
至于城市的内部，还有诸如王宫和主神马尔杜克的神庙等坚固建筑，这些承担卫城要塞职责的建筑为守军提供了坚实的防御依托。城里平均高度可达3-4层的普通住宅和复杂的街道也是守军进行巷战防御的有利条件。因此，要拿下巴比伦，强攻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然而，巴比伦城也难以出现很多超级大城市所会面临的物资匮乏。除了城里的储备物资，内城的东面、北面和南面都有大小不等的农产区，这些田地由外城的坚固城墙保护。即便被包围，巴比伦城内依然可以进行农业生产。当地的优质耕地可以确保小麦的收成达到种子的200-300倍之多。无花果、橄榄、葡萄以及枣椰子树，也可以提供各类其他口粮。
既然强攻与围困都效果不大，居鲁士便只能采用智取的手段。波斯军队开始在城市的北面和东面挖掘壕沟，随后用壕沟内挖出来的土堆砌成几座大土堆。在这些土堆上，波斯人将几辆两层楼高的重型战车推了上去，对付巴比伦城墙上的弓箭手。在靠近河岸的伊西塔门附近，居鲁士命人砍伐了大量棕榈树，制作成攻城塔。这一切在守军看来，都是波斯人准备进行强攻的迹象。但他们却没有注意到护城河的水位正在缓慢下降。
每当夜幕降临，居鲁士就会派遣一些战斗力不强的部队去北面的河床边上挖掘新的壕沟。其中一条最大的壕沟成为了泄洪的引水渠，将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引向附近的一大片沼泽地。这片沼泽地原先是巴比伦人为了泄洪而引水形成的人工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片人工湖渐渐荒废成为沼泽地，这时又成为了波斯军队挖壕沟泄洪的最佳蓄水池。由于此地不在巴比伦城的视距范围内，工程又多在夜间进行，所以巴比伦城内的守军一直浑然不觉。
不久，巴比伦城的宗教节日来临。在守军和市民在美食和酒精的帮助下进入狂欢之夜时，波斯军队打通了壕沟与幼发拉底河的河道。随着水位的急速下降，居鲁士也分兵两路进攻城市。一支偏师被派往西面去攻击巴比伦城位于幼发拉底河西岸的西城区，而居鲁士带领着最精锐的部队迂回到城市的南面，准备从他们没有设立封锁区的那段河道钻入城墙之内。
波斯军队沿着宽阔的河道，走过没有关闭的闸门，而早已与他们勾结的祭祀集团，马上将他们迎入城内。西面的偏师也乘机一起攻击，在内应的帮助下拿下了防御薄弱的西城区。讽刺的是，由于狂欢的噪音和城市太大，东城区的巴比伦人还没有意识到西城区已经陷落。当波斯军队接着攻入东城区的街道时，城里的军民才发现大难临头。入侵者在自己的箭矢上涂抹了棕榈油，点燃后射击房屋的木质部分。伴随着熊熊烈焰，波斯军队的攻势席卷全城。
混乱中，那波尼德带着一支部队从城市的东门回到了巴比伦。由于不确信波斯迂回部队是否是一支分散他注意力的小分队，这位国王带回来的部队非常有限。在遭到波斯大军的迎头痛击后，一行人躲入了王宫据守。这时，对国王多有不满的巴比伦祭祀阶层继续发挥效果。他们献出了自己的马尔杜克神庙，接着从里面打开了王宫大门。波斯人蜂拥而入，那波尼德的随从和卫队被杀红了眼的入侵者一扫而空，国王的儿子伯沙撒被杀，国王本人被俘。盛极一时的新巴比伦王国，就此寿终正寝。
居鲁士占领巴比伦后，马上与城内的祭祀达成了共识，将那波尼德曾经怠慢多年的巴比伦主神马尔杜克再次扶正。作为回报，居鲁士被祭司们宣布为神的使者和巴比伦之王。恢复城市运转的工作得以展开，被波斯人攻击中打坏的城墙和城门也开始整修。所用的资金来自那波尼德留下的国库，接受雇佣的工人也是巴比伦本地人，所有事情仿佛又逐步回到了辉煌的往昔。
之后，居鲁士以巴比伦之王的身份命令余下的巴比伦军队停止抵抗。三周后，坚守在北方防线的军队开始投降。完成缴械的他们从北面的伊西塔门回到城内。居鲁士则马不停蹄地向巴比伦控制过的各地派遣军队，叙利亚与黎巴嫩海岸成为了重中之重。当这些城市接连投诚后，居鲁士又开始分配不同民族的军队到当地驻守。巴比伦城内的犹太人，开始映入他的眼帘。
对于犹太人而言，居鲁士的征服和统治手腕，堪称从天而降的福音。奴役他们的巴比伦王权被摧毁，他们自己也成为了波斯人统治帝国的重要棋子。居鲁士解除了对他们的囚禁，让他们全部返回故土定居。这些犹太人在新的大王政令下，开始重建圣殿与耶路撒冷，并压制了留守当地的本土犹太人后裔，成为了圣地的实际控制者。
这个重建的新犹太王国，在波斯帝国时期都是帝国主人的忠实盟友。他们将居鲁士奉为救世主，给予极高的评价。同时，犹太人为波斯后来在埃及的统治提供了不少驻军。《圣经》中的《以斯拉记》记载了居鲁士的这一善举，称他为“古列王”（cyrus the Great）。犹太人的回归和重建，不仅标志着他们民族的重生，也巩固了波斯帝国在中东地区的统治地位。
四、逝世
波斯的威胁总是来自东西两边，但它没有能力在两线同时作战。在西线稳定之后，居鲁士大帝才得以抽出精力对付来自东北方的游牧人。公元前530年，他出兵征讨里海东岸中亚广阔草原上的马萨格泰人。马萨格泰人由寡居的女王托米丽司（tomyris）统领。
居鲁士扎下营盘，只留下部分军队守卫，自己带领大部队悄然后退。马萨格泰女王的儿子率部劫营，杀死留守的波斯军人后，在原地饮宴。居鲁士回兵歼灭敌军，俘虏了女王之子。王子因羞愤而自杀。女王派使者告诉居鲁士：“我凭着马萨格泰人的主人太阳发誓，不管你多么嗜血如渴，我也会叫你把血喝饱的。”
双方的大战是居鲁士一生经历过的最残酷的战斗。在双方弓箭手射完所有的箭之后，两军展开肉搏厮杀，最终的胜利属于马萨格泰人。波斯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居鲁士阵亡。马萨格泰女王找到居鲁士的尸体，割下他的头颅，放进盛满血的革囊。她以此实践自己的誓言，让居鲁士“饱饮鲜血”。
后来，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cambyses II）继承了王位。他打败了该部落，运回了其父的尸首。居鲁士的遗体归葬故都帕萨尔加德（pasargadae，位于今伊朗法尔斯省）。他赢得了永久的尊敬。200年后，灭亡波斯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从希腊东征到此，不仅没有毁坏他的陵墓，相反还下令加以修葺。居鲁士陵2500年来屹立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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