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阳光明媚的11日下午，省公安厅刑科所的两位重量级人物——足迹专家郑德才和法医室主任王天平，接到了省厅领导的紧急召唤，他们迅速收拾行囊，踏上了前往案发现场的征途。
郑德才，这位56岁的老刑警，可是公安界的一棵常青树。自从1983年踏入公安大门，他就对足迹步法检验情有独钟，更是拜了内蒙古赤峰市的那位足迹大师马玉林为师，虚心求教，孜孜不倦。
足迹步法检验？这工作可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它变化多端，难度极高，风险也不小。但郑德才却乐在其中，多年来，他搜集了两千多枚不同人的足迹石膏模型，仿佛是个足迹博物馆的馆长。正是凭借这份深厚的造诣，他成为了多起重大疑难案件的破案关键。
就说1995年的那个夏天吧，焦作市北孔庄村后公路旁的一条水沟里，发现了用塑料布包裹的两条人腿。这明显是一起凶杀碎尸案，但死者身份却成了个大难题。焦作市公安局在调查了本市及周围县的26名失踪者后，发现有三人的情况与现场检验分析吻合，可这两条人腿却没有任何特殊标记，让警方陷入了困境。
就在这时，郑德才接到了召唤。他毫不犹豫地赶到了现场，面对那高度腐败的尸腿，连周围的警员都忍不住掩鼻。可郑德才却像没闻到那股臭味似的，他先是小心翼翼地清洗、擦干那两条赤足，然后涂抹上油墨，拿着人腿在白纸上模仿行走动作，认真捺印了二十多枚赤脚印。接着，他又开始比对嫌疑人的鞋内底污垢脚印痕、鞋帮内侧磨损痕与掠下的印痕。
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郑德才终于锁定了三名嫌疑对象中的靳香花。焦作市公安局根据他的判断迅速展开行动，五天后，已经外逃的凶手——死者的丈夫就被缉拿归案。
这次，郑德才和王天平再次联手，他们知道，前方的路还很长，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气，去揭开更多的谜团。
在公安界，有一位传奇人物叫郑德才。十几年间，他就像一只猎鹰，多次盘旋在重、特大疑难案件的现场，还顺便攻克了多个科研项目。他的足迹检验技术，不仅在河南地界上响当当，全国都排得上号。因此，他荣誉满身，1996年还被公安部授予了“全国公安科技先进个人”这一金光闪闪的称号。
某天，开封城发生了一起特大抢枪杀人案，惊动了整个城市。省公安厅的领导一听这消息，立马想到了郑德才这位大神，急忙下令让他火速赶赴现场。
郑德才一到，就迫不及待地投入到了工作中。他先是像个侦探一样，把现场重新梳理了一遍，然后仔细地查看了已经提取的足迹样本。
那些足迹啊，可真是让人头疼。总共22枚，但条件极差，有的只留下了前掌的一小部分，有的模糊不清，连一个完整的都没有。不过，这可难不倒郑德才。他手持放大镜，就像是手握神器，瞪大了眼睛，动足了脑筋，开始利用他的拼接技术。
时间仿佛凝固了，只有时钟在嘀嗒作响。郑德才的目光透过放大镜，紧紧盯着那些足迹，仿佛能从里面看出什么名堂来。几个小时过去了，他终于在那些混乱不清的足迹印痕中，找到了三种特征相同的足迹：一号足迹前掌花纹像是一排犬齿；二号足迹前掌花纹是横直道交织，还有五环图案；三号足迹前掌花纹的横直道特别细小，像是精细的工艺品。
经过一番推理和比对，郑德才终于得出了结论：这22枚足迹是三个人留下的！接下来，他就要根据这些线索，开始他的追踪之旅了。
郑德才站在那翻墒的墙根边，眯着眼睛，就像一位侦探在寻找线索的蛛丝马迹。他注意到一张射击桌，那上面残留着一小块，仅仅2平方厘米的足迹。他心中一动，仿佛听到了线索在轻轻呼唤他。
“嘿，小家伙，告诉我，你们有几个人？”郑德才对着那块足迹打趣道。
他小心翼翼地分析着那块足迹，眼中闪烁着精光。不久后，他拍了拍手，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哈哈，一号足迹出现了，看来‘一号’这家伙确实来过这里，是个犯罪分子没跑了。”
接着，他又在小桌帐上找到了另一块2平方厘米的足迹，这次他确认是二号足迹。“二号”也进入了中心现场，同样是个犯罪分子。
中心现场虽然被犯罪分子用拖把清扫过，但郑德才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就像一只狡猾的狐狸，总能从细枝末节中嗅出真相的味道。在外围现场，他发现了两枚三号足迹压在一号足迹上，还有两枚二号足迹压在三号足迹上。
“哈哈，这三个家伙果然是一伙的！”郑德才拍着大腿笑道，“他们同时在这里活动，一个都跑不掉！”
几个小时的艰苦工作下来，郑德才终于确定了犯罪分子的数量——三人作案。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心中满是成就感。
但郑德才并没有满足于此，他还要通过足迹为犯罪分子“画像”，提供他们的年龄、体貌特征。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丰富的办案经验和高深的理论水平。但郑德才可是个中高手，他让三种足迹“说话”了。
“一号”，身高170－173厘米，年龄27岁左右，体态中等稍胖，走路姿势端正，行动利索；从鞋底印痕看，鞋九成新，是香港雅特路牌青年式单皮鞋，当地商场有售。
“二号”，身高172—175厘米，年龄二十六七岁，体态中等偏胖，走路姿势正常，该人身体素质应较好。
“三号”，身高171－177厘米，年龄约20－30岁，体态中等。
三名犯罪分子的年龄、体貌特征都渐渐显露出来。更重要的是，他们所穿的鞋都是当地商场买的——这可以排除外地人流窜作案的可能性，基本确定犯罪分子为本地人。而且中心现场的痕迹被他们用拖把清扫过，这说明他们具有反侦查能力，很可能是有过前科或负案在逃的人员。
“哼，这些家伙虽然狡猾，但想在我郑德才面前隐藏身份？门儿都没有！”郑德才得意地笑道，“接下来，就让我看看你们还能耍出什么花样吧！”
在开封市公安局的刑警支队里，有一位照相室主任名叫于明，他可不是一般的照相师，而是专门负责勘查犯罪现场的轮胎印痕高手。这次，他来到了射击俱乐部大门外的人行道上，面对着六枚车轮印痕陷入了沉思。
“咦，这些轮印有点意思啊。”于明嘀咕着，开始仔细分类。很快，他就发现了三种不同的汽车轮胎印。第一种，显然是报案人的汽车；第二种，是南关公安分局接到报案后火速赶到的警车；而第三种，却有着特别的行走踪迹——在射击俱乐部门前有明显的倒车痕迹。
“嗯，这第三种轮印，肯定有问题。”于明心里暗想，“犯罪分子抢了保险柜，肯定得用交通工具运走。看这倒车痕迹，肯定是装货用的。”
于明瞪大了眼睛，盯着这轮胎印不放。他量了量轮胎间距，又量了量胎冠宽度，心里渐渐有了数：“看来不是大型汽车，应该是那种‘昌河’、‘松花江’或者‘长安’之类的微型面包汽车。”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于明还请来了交警支队的同志们，结果大家鉴定结果一致。接着，他又找来了一辆相同类型的微型面包车，装上几百公斤的东西，进行现场模拟试验。嘿，还真别说，这种车在负重情况下留下的轮胎印痕，和第三种轮印一模一样！
“哈哈，这下可找到线索了！”于明高兴得跳了起来，“犯罪分子用的交通工具，就是这种微型面包汽车！”
而在另一边，省公安厅刑科所的法医室主任王天平，正在射击俱乐部对死者进行解剖。他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次的任务是务要查清死因、作案时间、作案工具等重要因素。
王天平先是从尸体表面开始检查。死者嘴里含着一块还没咀嚼的硬馒头，左颈部有几处锐器造成的轻伤，显然是凶手用刀等凶器威逼所致。更可怕的是，死者头上被钝器打击了两次，造成两处表皮挫裂伤，部分颅骨都暴露了出来。
王天平皱起了眉头，开始剥开头皮探查死因。他发现与表皮创伤对应部分，形成了两处颅骨凹陷和颁骨放射状骨折。但这些创伤并未伤及大脑和大血管，显然不是致命伤。那死因是什么呢？
他看了看现场，地上和被子上都有大量鲜血，估计有两千毫升之多。王天平心里一动：“难道是失血过多？”他赶紧检查死者的胃内，发现里面的馍外表湿润但里面还没泡透，吃下的炒莲菜也是成型的。
“看来死者是在进食过程中遭受了突然袭击。”王天平恍然大悟，“头部遭受钝器打击后昏死过去，没有及时得到救治，出血过多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
于明和王天平的细致勘查和解剖工作，为破案提供了重要依据。接下来的日子里，开封市公安局的刑警们将沿着这些线索继续追踪犯罪分子，为死者讨回公道。
在繁华的都市中，隐藏着一家射击俱乐部，其经理王大卫是个头脑灵活的家伙。有一天，他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陈忠敬老人的故事。
陈忠敬，大家都叫他陈老头，是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家，没有家也没有子女。白天，他在一家幼儿园里挥舞着锅铲，为孩子们烹制美味；而到了晚上，他则成了射击俱乐部的守夜人。值班室里摆满了简单的炊具，老人就在这儿凑合着吃口热乎的（据说，那天值班室里的炊具里还留着没吃完的馍和炒莲菜）。
记得2月10日晚上19点，陈老头准时来值班。王大卫临走时关切地问：“你吃饭了吗？”老人摆摆手：“还没呢，等会儿再弄。”
谁料想，这一等，就再也没有了机会。从种种迹象看来，老人应该是在2月10日19点以后遭遇了不幸。
法医们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根据尸温、尸僵、尸斑等综合分析，得出结论：老人的死亡时间应该在2月10日深夜23点左右。
现场勘查发现，造成老人脖子上威逼伤的菜刀，正是值班室内的；而造成他颅骨破裂的钝器，如榔头之类，却神秘地消失了。王大卫挠挠头，表示俱乐部里从未有过这样的东西。
与此同时，社会面的调查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大家都希望能尽快找到线索，为老人讨个公道。
王明义厅长是个急性子，他急需了解案件进展。在他身边，有一位得力助手——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指挥中心主任刘凤山。刘凤山深知厅长的工作风格，他明白，无论是思索还是分析，都需要有扎实的材料作为支撑。
于是，在2月11日晚20点，王明义厅长紧急召开了一场案情汇报分析会。省公安厅副厅长王济景、省公安厅、开封市委、市政府、公安局的领导同志们齐聚一堂，认真听取了现场勘查人员、法医、社会面调查人员的汇报。
开封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文章、许大刚和刑侦支队长张天增首先上台，汇报了现场初步勘查的情况。王明义厅长左手支颐，右手把玩着一支铅笔，表情严肃，浓眉紧锁。他知道，这起案件不仅关乎一个无辜老人的生死，更关乎整个社会的安宁和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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