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到60年代。
随着三年自然灾害问题差不多快要结束后，爷爷也成立了自己的小家。
我第一次看到爷爷奶奶结婚时的照片，第一印象就是奶奶的头发长得很好，两只麻花辫又长又粗。
黑白照片下，一身花布衣裳并不显得俗气。
奶奶牙长得也很好，牙齿很齐。不像后来我见到的很多跟她差不多年纪的老太太，一张嘴就是满口龅牙。
这方面，大伯跟我的看法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每每聊到奶奶年轻的时候，他总会习惯性的提及到奶奶那乌黑浓密的头发。
毕竟，在当时那个遍地黄毛丫头的年代，奶奶的这一特征无异于是在向外人展示她的健康。
60年代末，由于众所周知的缘故，爷爷响应国家号召，被分派到新疆某生产建设兵团，参加三线建设。
他本人也光荣的成为了这场伟大的工业洪流当中的一员，更是亲历者和见证者。
他走以后，家中大小事全由奶奶操劳。
他所在的农场距离罗布泊不远。
而在他来新疆的前几年，罗布泊这里就发生过一件大事。
公元1964年10月16日下午15时，新疆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场，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枚原子弹“邱小姐”爆炸成功。随着蘑菇云的升起，世界也为之震动......
70年代初，爷爷又从新疆的某军工企业被调到了江苏沛县，在那里的一所被称之为“姚桥煤矿”的国有煤矿单位做钻井工。
在地下作业没几年，就又调到了地面工作，比地下要清闲和安全很多。
在医疗保障和退休待遇这块儿，政府也算是给到了一些特殊关照。
每次生病住院，基本都是安排的干部病房，一个房间最多3个床位，大部分都是2个床位。
有电视、有单独的卫生间，采光和装潢都很不错。
而且他的医疗费用报销力度也很大，对子女来说几乎谈不上什么压力。
在退休工资这块儿，也是每年都有上调。
每过一年，月退休金都会比去年多个一二百块钱。
作为仍在一线岗位工作的子女，自然是十分羡慕的。
但老人家本人对此还是颇有微词的，认为退休金涨的还是少了些，上调幅度慢了些，多多益善嘛。
后来，父亲还曾在爷爷就退休金的问题上牢骚满腹时，不止一次地怼过他：
“老头儿，别不知足啦。你还以为你为国家做出多大贡献吗？全中国那么多跟你一般大的老头老太太，一年给你涨个一百多块钱，看着好像不多，可问题是不光是给你一个人涨，几百几千万的老头老太太都涨啦，那就不是一笔小数目啦。再说啦，你这都退休多少年啦，上了岁数，活儿也干不了，相当于白吃国家空饷，还有啥不知足的。你们那时候又没养老保险一说，我们这代人都得自己缴社保啦，不然退休了连养老金都没有。我们都没说啥，你还整天牢骚的......”
爷爷一听这个，顿时失声。
很明显，在他这个小儿子面前，争斗起来令他时常处于下风，我看作是他们八字不合。
我记得有一次，他俩下象棋，突然聊到了国家大事上。
这仿佛是男人之间交流的通病，话题总也离不开政治。
其中，当他们聊到历史上某一时期的舵手和助手是谁的时候，就因为俩人各执一词，爆发了争吵。
关于舵手这块儿，爷爷说是胡xx，父亲说是赵xx。
关于助手这块儿，爷爷说是朱xx，父亲说是李x。
后经过我查询相关资料，确实父亲说的是对的。
但那时的爷爷已经上了年纪。
按照父亲的说法，岁数越大，脑子越糊涂，脾气还越拧。
偏偏我父亲还是一个向理不向情，做不到违心附和的直肠子。
最后争执的结果，经常是以姑姑来调和，大伯把我父亲拽走，而不了了之。
我父亲窝起火来，也会忍不住说上一句：“老头儿，你就是个无理之人......”
所谓“今生父子，前世冤家”，怕是讲的就是他们爷俩儿这种关系。
因此，我父亲去看我爷爷的次数也逐渐减少。
倒不是他不孝，主要还是因为下班以后不顺路。
加上那时候他还没考驾照，没买车，下班都得跟单位的包车走，晚点了只能叫出租，他是懒得来回折腾。
何况，跟我爷爷也是三两句话说不清就要开始磨牙，大家都不开心，犯不上的。
按照我爸的说法，距离产生美，心里念着、想着，还能多叨叨对方的好，不然一见面就吵，反而伤感情。
这不禁让我想起电视剧《少帅》中，张学良痛失父亲张作霖后的旁白：
我父亲对我很特别，我俩的关系很特别。所以我说，千头万绪涌上心头……
我想，或许我父亲跟我爷爷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而让我父亲置身于戏里的主人公遭遇，忽感千头万绪涌上心头的那天，毫不夸张的讲，对于我们这个家族的人来说，都是比较突然的。
那一天，是公元2023年的1月4号。
清晨7点多钟，我就醒了，自此再无睡意。
也没有看手机的想法，只顾发呆似的盯着天花板。
似有心事，若有所思，却无头绪。
恰在此时，放置在床头柜上充电的手机突然“嗡嗡”得震动起来。
我拿起一看，是妈妈的电话。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会忌讳起这种非正常时间段打来的电话。
从手机震动时所发出的那种颇为急促的声音就不难感觉到，似乎是有什么不祥的事情要发生……
接通电话后，妈妈先是问我在干嘛，并随口说了一句，半夜我爸跟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我都没接。
随后告诉我的，便是爷爷走了的消息。
我问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妈妈说，具体时间不知道，不清楚是前半夜还是后半夜。
大概凌晨两点多的时候，护工老吴起夜，顺便问了问爷爷要不要去解个手。
过去每天夜里这个时间段，爷爷也都有解手的习惯。
但那天夜里，老吴喊了几次都没回应。估计老吴当时也纳闷儿，心说今天怎么睡得那么沉，叫几遍都叫不醒呢。
直到他走到爷爷的床头，拍了拍爷爷的肩膀，抓了抓他的手臂，这才发现，爷爷的身子已经硬了。
他慌忙打开灯，发现爷爷整个人是侧躺着的，身体还保持着习惯性的睡姿。
只是人无论怎么叫，都再也唤不醒了。
惊恐之余的老吴，忽觉大事不妙，心里一边暗自叫苦，一边拿起手机，先给我大伯打去了电话。
拨通后第一句话就是：“你得抓紧来家里一趟，老头儿可能没了……”
大伯当时还“阳”着，身体正虚的时候，但听说老父亲没了，还是一刻没停地起床穿衣，准备出门。
出门前，大伯先后给姑姑和父亲也打去了电话，通话的内容无独有偶：
“那个……你们现在最好赶紧过来一趟。刚刚老吴给我打电话，说老头儿可能已经没了，我现在也准备过去……”
后面我看了未接来电的时间：凌晨3点多钟有一个，将近4点多钟有一个，5点半前后还有一个，都是我爸打来的。
但我手机设置了静音，一个都没听到。
等我匆匆赶回到沛县以后，灵棚早已搭好，大伯、大妈、父亲、母亲皆坐于灵堂内，身披重孝、低头无言。
姑姑是基督教徒，按照她们的信仰，是不参与守孝的。
大妈带我去她家里换孝服的时候，姑姑正独自坐在主卧内，翻看着老照片，怆然而泣。
而在三日后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这是我在爷爷去世后第一次见到他，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
远远地看着他的遗体被人从告别大厅的后门推进来，只见他静静的躺在上面，脸色苍白，双眼紧闭，看着他日益瘦削和有些缩水的脸庞，内心瞬间涌起一阵酸楚……
眼泪好似开闸的洪水般夺眶而出，偌大的告别大厅内瞬间被此起彼伏的哭嚎声所笼罩。
那几天，我心里一直在重复问着自己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爷爷真的走了吗？
也许还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他还会回来的，对吗？
直到追悼会结束，遗体火化完，大伯抱着爷爷的骨灰盒走到我们面前的那一刻，我才不甘心地在心底里长叹了一口气。
从那时起，我知道，爷爷真的走了，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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