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 年冬，为进一步扩大灌溉面积，绥远省政府以工代赈兴修民生渠，计划从黄河引水至归绥东部，因赈款不足，又向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贷借 200 万元补充经费。
1931 年，为加快工程进度，阎锡山调动驻绥部队 4000 余名官兵参与施工，官兵与民工共同奋战，历时三年终于建成。
民生渠全渠长 195 华里，设有进水闸、分水闸 10 余座，可灌溉田地 2.5 万余顷，每年产粮 250 余万担，成为河套地区规模最大的人工灌溉渠，沿线兴起数十个村庄，移民纷纷在此定居垦殖。
此外，在王文景主管绥远屯垦区水利期间（1934-1937 年），还勘测、设计并组织施工，开挖了川惠、华惠两条干渠，延伸灌溉范围至河套西部；在永济渠上改建百川渠（原新华渠）、西乐渠（原乐善堂渠），优化渠系布局。
在黄济渠上游开挖义惠渠、安惠渠，新增灌溉面积数万亩。同时，王文景结合当地传统埽工打坝经验，创新采用红柳、黄茨（当地耐旱灌木）与泥土混合筑闸，创建 “草闸工程”，先在永济渠、杨家河试建，因成本低、抗水流冲击能力强，随后在各渠道普遍推广，大幅降低了水利设施建设与维护成本，也提升了渠道的通水效率。
工业发展是阎锡山推动两地经济近代化的核心抓手，其思路是 “依托资源、兵工带动、民生为本”。山西凭借丰富的煤炭、铁矿资源，成为工业发展的核心区域。
1917 年，阎锡山在太原创办山西兵工厂（后改称太原兵工厂），初期以生产武器弹药为主，随着规模扩大，逐步拓展至民用机械制造领域，工厂内设机器厂、炼钢厂、火药厂等多个分厂，不仅能生产步枪、火炮，还能制造机床、发电机、纺织机等民用设备。
兵工厂的发展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的兴起：为解决能源问题，政府在太原西山开办煤矿，修建铁路支线连接兵工厂，保障煤炭供应；为生产钢铁，在阳泉设立炼铁厂，利用当地铁矿资源冶炼生铁。
同时，太原周边涌现出一批配套小工厂，如生产机床配件的机械厂、加工煤炭的炼焦厂、制造水泥的建材厂，形成了以兵工为核心的工业集群。
除重工业外，阎锡山还注重发展轻工业以满足民生需求，1919 年创办山西火柴局，利用晋南的硫磺、硝石资源生产火柴，因质量稳定、价格低廉，迅速占据华北市场，年产量最高达 30 万箱。
1921 年创办太原平民工厂，下设纺织、针织、制鞋等车间，生产棉布、毛巾、袜子等日用品，产品不仅供应山西，还销往绥远、陕西等地。
为解决工业原料与产品运输问题，阎锡山力主修建同蒲铁路，1933 年全线通车后，将大同的煤炭、阳泉的铁矿、晋南的棉花通过铁路运往太原，再将工业产品运往各地，极大地促进了山西工业的发展，至 1936 年，太原已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山西工业产值在全国各省中位居前列。
绥远的工业发展则依托农业与畜牧业资源，以初级加工为主，服务本地需求。在包头，政府利用当地丰富的小麦资源，创办包头制粉厂，引进德国先进制粉设备，日加工小麦 50 吨，生产的面粉不仅供应绥远各地，还通过铁路运往蒙古地区。
同时，依托绥远发达的畜牧业，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创办毛纺厂，利用羊毛生产粗毛呢、毛毯、毛线等产品，虽规模不大，但填补了绥远毛纺工业的空白。
此外，为配合垦殖与军事需求，政府在归绥设立小型机械厂，修理农具（如犁、播种机）与军用器械，在包头设立制革厂，加工牛皮、羊皮，生产皮靴、皮箱等，这些工业企业虽技术水平不高、规模有限，但初步构建了绥远的工业体系，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经济整合层面，阎锡山通过 “统制经济” 与 “合作经济” 相结合的方式，整合两地资源，构建区域经济网络。
在山西，政府设立山西省银行，发行 “晋钞”，统一金融市场，同时控制煤炭、铁矿、硫磺等重要资源的开采与销售，确保工业原料供应稳定；推行 “合作社” 制度，组织农民成立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统一采购农具、种子，统一销售农产品，减少中间商盘剥。
如在晋南棉区，合作社统一收购棉花后直接运往太原纺织厂，既保障了纺织厂的原料供应，又使农民获得更高收益。
在绥远，政府依托垦殖与水利建设，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为辅的经济结构，粮食产量的增长带动了粮食贸易，包头、归绥成为华北与西北的粮食集散地，每年有数十万担粮食通过铁路、公路运往各地。
民生渠等水利工程的建成，吸引了大量移民定居，促进了商业、服务业的发展，沿线城镇如萨拉齐、托克托等地，中小商铺、旅店、运输行数量大幅增加，形成了围绕灌溉渠系的商业网络。
此外，阎锡山高度重视交通建设，除同蒲铁路外，在山西修建了太原至大同、太原至运城的公路，在绥远修建了归绥至包头、丰镇至集宁的公路，形成了以太原为中心，连接山西各县与绥远主要城镇的交通网络，加强了两地的经济联系，使山西的工业产品能够便捷地运往绥远，绥远的农产品能够及时运往山西，形成了 “山西工业 + 绥远农业” 的互补格局，推动两地经济整体提升。
阎锡山时期山西与绥远的经济建设，虽因抗日战争爆发、资金技术短缺等因素未能完全实现预期目标，且存在重工业（尤其是兵工）比重过高、轻工业发展滞后等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系列举措有效提升了两地的农业生产力、完善了水利基础设施、奠定了工业基础，推动了区域经济从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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