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
汉文帝刘恒为了巩固皇位开始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军权是最大的权，汉文帝深谙此道，所以在他进入未央宫的当天夜里，就命令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命张武为郎中令，巡察保卫宫中。
汉文帝刘恒知道自己在汉廷并无雄厚的政治基础，有的宗室认为他是“摘桃派”，仅仅是依靠一批老臣的拥戴而登上皇位的，他所面临的是不断壮大和日益骄横的诸侯王势力，所以他首要的任务是采取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来巩固皇权。
首先封赐诛诸吕有功之臣，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保留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汉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
立原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
后来，又立刘遂之弟刘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又徙封为淮阳王，后徙封为梁王；刘参为太原王，后徙代王；刘揖为梁王。
同年汉文帝刘恒根据群臣的建议，立长子刘启为太子。预立太子就成为华~夏传承的定制，同月立窦氏为皇后。
在汉初那片被柔和晨光与深邃暮色交替轻抚的广袤大地上，无为而治的政策如同细雨般悄无声息地滋养着每一寸土地与人心，却也悄然间为诸侯王的野心之种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诸侯国势力如同春日里疯长的藤蔓，悄无声息地缠绕着帝国的根基，逐渐显现出“尾大不掉”的危局。
汉文帝登基的那一刻，龙袍加身，金光熠熠，却也难掩宗室内部暗流涌动的阴霾。
皇位的宝座，既是无上荣耀的象征，也是权力斗争的焦点。继承问题的纷争，如同冬日里暗藏的冰裂，看似平静无波，实则一触即发。
汉文帝登基第三年的深秋，天际被厚重的铅云压得极低，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济北王刘兴居，这位久怀异志的诸侯，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躁动，如同被囚禁已久的猛兽，猛然间挣脱了束缚的锁链。
刘兴居高举叛旗，一声令下，万千甲士如潮水般涌出城池，誓要改写命运的篇章。
马蹄声轰鸣，战鼓震天，一场同姓王国对抗中央朝廷的烽火大戏，就这样在历史的舞台上轰然拉开序幕。
汉文帝闻讯，迅速调集大军，誓要平息这场叛乱，维护皇权的尊严与统一。
大军出征，旌旗蔽日，铁蹄踏破尘埃，每一步都踏出了帝国不可侵犯的威严。
两军对峙，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与紧张，仿佛连风都带着肃杀之气。
战斗打响，战场上刀光剑影，喊杀声震天动地。叛军虽勇猛，却难敌汉军严明的军纪与强大的战斗力。
随着战局的推进，叛军逐渐显露出疲态，阵脚开始松动。汉文帝亲自督战，其麾下将领更是身先士卒，英勇无比，将叛军逼入绝境。
最终，在一个阴云密布的黄昏，叛军彻底崩溃，土崩瓦解。
济北王刘兴居，这位曾梦想颠覆天下的枭雄，最终只能面对失败的苦涩。他深知自己已无路可逃，于是选择了最悲壮的方式~自刎于阵前，用鲜血为自己的野心画上了句号。
此役之后，汉文帝的威望更加稳固，同姓王国的叛乱之火也被彻底扑灭。
然而三年后，他的皇弟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罢去他的王位，将他发配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
两起叛乱虽被平息了，但汉初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实际上已成为对抗中央朝廷的分裂势力。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贾谊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时年28岁的贾谊上《陈政事疏》（即《治安策》），提出两点：第一，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即同姓诸侯王不比异姓王可靠。
第二，是强者先反叛，弱者后反叛，在这样的封国条件下，最后都是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的。
贾谊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刘恒的眼中闪烁着深邃的光芒，他紧握着手中的《治安策》，仿佛那是他心中燃烧的灯塔，照亮着前路，却也映出了现实的沉重与复杂。
刘恒深知，贾谊的每一字一句都如金石掷地，直击时弊，那《治安策》不仅是治国良方，更是对未来帝国安稳的深谋远虑。
然而，此刻的朝堂内外，风雨飘摇，经济复苏的嫩芽刚刚破土，政局稳定尚需时日，任何过激的举措都可能将这脆弱的平衡毁于一旦。
刘恒的心，被这份矛盾与期待撕扯着，他夜不能寐，反复思量。终于，一个转机悄然来临~齐文王刘则的讣告如惊雷般震动了朝野，无子承爵的消息，在权力的游戏中，成了一把锋利的双刃剑。
刘恒的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他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秘密召集心腹重臣密议，商讨着如何将贾谊的“众建诸侯”之策，化为现实，以削弱诸侯势力，巩固中~央集权。
随着刘恒的一声令下，一场无声的权力洗牌悄然拉开序幕。
齐国，这个曾经雄踞一方的诸侯国，被一分为六，如同被利刃切割的蛋糕，每一块都成为了新的力量制衡点。
同时，刘恒又着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分别册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为王。
这一举动，更是精妙绝伦，不仅削弱了淮南国的实力，还巧妙地利用亲情纽带，将潜在的叛乱风险扼杀于摇篮之中。
贾谊的《治安策》中的构想，在这一刻，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化作了一连串精妙绝伦的政治布局。
刘恒站在未央宫的高处，望着灯火阑珊的长安城，心中涌动着前所未有的豪情与自信。他知道，这一系列的举措，虽未完全按照《治安策》的激烈方式执行，却已足以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皇权和王权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分权和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刘恒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所以导致了未来儿子汉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的伏笔。
汉文帝刘恒以秦亡为鉴，深知百姓生活之乐苦对政权安定的意义。其性又节俭，故在位时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
同时汉文帝刘恒借用淳于意曾任齐太仓令，精医道，辨证审脉，治病多验。曾从公孙光学医，并从公乘阳庆学黄帝、扁鹊脉书。后因故获罪当刑，其女淳于缇萦上书文帝，愿以身代，为理由对秦朝时期商鞅定下的刑法废除和修改。
以后淳于意从前当过官，后来弃官行医，救死扶伤，深受民间尊敬。人们从四面八方，长途跋涉，找他求医。淳于意精于医术，替人医病，治愈了很多病人，这个‘缇萦救父’故事也成为了一段佳话。
因为在秦朝一旦被定罪，便如同被命运之锁永久囚禁，他们的余生，在无尽的苦役中消磨殆尽，汗水与泪水交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刻画着无尽的悲歌。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汉文帝以仁政之名，颁布那震撼朝野的诏令时，整个帝国仿佛迎来了一丝曙光。
汉文帝刘恒亲自下令，对陈旧的法律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每一条法律条文都被细细审视，力求公正与人性。
罪行的轻重，不再是模糊不清的界限，而是有了明确的标准与期限。
那些曾以为此生无望的囚犯，眼中重燃起了希望的火花，他们开始数着日子，期盼着服刑期满，重获自由，成为庶人，再次踏入那久违的人间烟火。
与此同时，汉文帝刘恒的另一项举措，更是如春风化雨，温暖了无数家庭的心田。
他毅然决然地废止了“收孥相坐律令”，这项残酷的连坐之法曾让多少无辜之人遭受牵连，或命丧黄泉，或沦为官奴，一生不得自由。
随着这一律令的废除，无数家庭得以保全，亲情的纽带不再被冰冷的法律割断，他们相拥而泣，感激这位仁君的慈悲与智慧。
至于秦代那令人闻风丧胆的黥、劓、刖、宫四刑，更是成为了历史的尘埃。
汉文帝刘恒深知肉刑之残忍，非人道所能容忍，于是下诏废除，改为相对宽和的笞刑。
这一变革，虽未能完全消除刑罚之痛，却无疑是对人性的一次巨大尊重与保护。
昔日那些因犯小错而面临毁容、割鼻、断足乃至宫刑的惨剧，至此成为了过往云烟，留给后人的，是无尽的反思与警醒，后来汉景帝即位以后又一次减轻了笞刑。
通过这一系列政策，汉朝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文化大兴，国力日益强盛。
汉文帝以作风俭朴、爱惜民力着称，君臣躬行节俭、励精图治，最终为了以后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基础。
不久汉文帝刘恒病逝未央宫享年四十七岁。
由儿子刘启成为西汉第六位皇帝，但是刘启十岁时期间因弈棋事件误杀刘濞之子，被刘濞怀恨在心，暗中伺机谋反。
现在汉文帝刘恒病逝，刘启即位后，先提拔晁错担任内史，然后又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之一。晁错经过分析，告诉刘启要特别提防诸侯势力最强大的吴王刘濞。
刘濞已经暗中准备了四十来年，他私自铸钱，又煮盐贩卖，为了积蓄力量，他还招纳逃犯，谋反之心越来越显露出来。所以，晁错极力主张刘启削夺各王的封地，即削藩。
刘启听从了晁错的建议，决定先削夺吴国的会稽和豫章两郡。刘濞见朝廷开始动手，不愿束手就擒，联合各地诸侯王打着诛杀晁错、安定国家的旗号反叛作乱。这次叛乱共有七个诸侯王参加，史称为“七国之乱”。
刘启得知七国反叛的惊天消息，面色骤变，殿内烛火摇曳，映照出他坚毅而复杂的神情。
刘启紧握双拳，眼中闪过一抹不容置疑的决绝，随即雷霆般下令，声音响彻整个宫殿：“传令，即刻派遣周亚夫，率麾下精兵强将三十六位，誓要踏破吴国、楚国之坚城，扬我汉室之威！”
命令之下，殿外铁蹄声起，尘土飞扬，大军如潮水般涌向边疆，誓师之声震天动地，紧张与决战的氛围瞬间笼罩了整个长安。
同时，刘启又密令曲周侯郦寄，以一腔忠诚与勇武，领兵直捣赵国腹地，誓要斩断叛军一臂。
而栾布将军，则受命率领精锐，疾驰向东，目标是那富饶而强大的齐国，一场场硬仗即将在齐鲁大地上演，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大将军窦婴，更是被赋予了重责大任，他领命屯兵荥阳，此地乃战略要冲，可进可退，窦婴深知其重要性，他亲自巡视防线，调兵遣将，目光如炬，誓要监视并牵制住齐国与赵国的任何异动，为前线争取宝贵的时间与机会。
在这紧锣密鼓的部署之中，窦婴还向刘启秘密引荐了一位关键人物~袁盎，这位曾身居吴国丞相之位的智者。
刘启深夜召见袁盎，烛火映照下的对话充满了紧迫与机谋。
袁盎言辞恳切，力陈利害，他提出以牺牲晁错为代价，换取国家暂时的安宁与叛军的动摇。
刘启闻言，内心挣扎，但最终为了大局，忍痛下令，次日清晨，晁错的血溅宫墙，消息一出，朝野震动，却也似乎为这场风暴带来了一丝微妙的变化。
然而，七国之乱并未因晁错的牺牲而平息，反而更加疯狂地反扑。
刘启见状，眉头紧锁，他再次调兵遣将，加固防线，同时密令各路将领，务必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保卫汉室江山，不容有失。
周亚夫采用截断叛军的粮道然后坚守不出的战略，最终击溃了叛军，用三个月将叛乱彻底平定。
七国之乱平定之后，刘启趁机将各诸侯王国的权利收回中央，又大量裁撤诸侯国的官吏数量。诸侯王不再有行政权和司法特权。经过七国之乱，诸侯王的割据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平定“七国之乱”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
汉景帝抑贬诸侯王的地位，剥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
刘启继承汉文帝黄老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重农抑商，轻徭薄赋，实行三十税一，厉行节俭，减轻刑罚，振兴文教，略修礼仪。同时采取“南抚劲越，北和强胡”策略，继续与匈奴和亲，对南越安抚，注重积极防御，在匈奴接壤地区设立关市，和匈奴贸易。但刘启因母亲窦太后的缘故大封外戚为侯，开启了汉代以姻亲封外戚为侯的先河；同时因劾奏之恨报复张释之、因吮痈之怨迫害汉文帝宠臣邓通、腰斩恩师晁错、冤杀大将周亚夫，成为了他一生的污点。
汉景帝刘启取得了“流民既归，户口亦息”“移风易俗，黎民醇厚”的治绩，开启短暂的文景之治，也为了为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汉文帝到汉武帝的过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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