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这就是终点，却没想到，再次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刺目的白。
不是北大荒的雪原，而是洁白的天花板，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味。
我当时还以为天堂就是这样的，没有寒冷，没有饥饿，没有打骂，我当时想着这也太好了。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自己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然后，更惊人的发现接踵而至，我看到的日历，显示的是二零二二年。
我触碰到的，是一具年轻、健康、充满活力的陌生身体，而不是我那破败不堪、身上满是伤疤、手上满是冻疮的身体。
通过床头的证件和零星信息，我知道了这个身体也叫李时愿，刚刚大学毕业。
巨大的震惊和恐慌几乎将我淹没，这是怎么回事？借尸还魂？还是……一场光怪陆离的梦？
我掐自己，会痛，我看窗外，车水马龙，高楼林立，那些飞驰的“铁盒子”（汽车），人们手中拿着会发光的“小镜子”（手机），一切都超出了我的认知范畴。
我害怕极了，这个时代太陌生，太喧嚣，太……不可思议。
我害怕被人发现这具身体里换了一个灵魂，会被当成怪物，被抓起来研究。
幸好，这个“李时愿”似乎是独居，刚毕业，与大学室友也少有联系，这给了我宝贵的缓冲时间。
我像个刚出生的婴儿，或者说，像一个刚从古墓里爬出来的古人，比古人稍微好一点的就是我认识这里的文字，小心翼翼地观察、学习、模仿着这个世界。
我学会了使用手机的基本功能，学会了乘坐地铁，学会了在超市购买食物……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在这个过程中，我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这个世界的“李时愿”的父母。
他们从南方的蓉城打来电话，语气里的关切和思念几乎要溢出来。
每一次接电话，对我来说都是一场酷刑。
我不得不模仿着记忆中“儿子”应有的语气，简短地回应，生怕多说多错。
我能感觉到，电话那头的他们，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
我的沉默，我的疏离，我与过往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都让他们感到困惑和不安。
那个李时愿是活泼的，开朗的，和父母无话不说的，而我是一潭死水，只知道沉默和回避。
那种敏锐的直觉，是父母对孩子天生的雷达，更不要说是这明晃晃的不对劲了。
我意识到，他们可能已经怀疑，这个“儿子”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果不其然，两人第二天就飞到了北京，他们还没有猜到自己的孩子已经换人了，他们只是以为我出了什么问题不敢和他们，看我目前没有工作，都劝自己回蓉城。
但我怎么可能回去，回去肯定会露馅的。
没想到见我不回去，父母竟然留了下来。
以前电话里面的关心，我还能勉强适应，但现在这种面对面的关爱，我发现我已经适应不了了。
不是不喜欢，是不适应，还有一种害怕。
果不其然，就一起住了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就发现了各种端倪，就是各种试探。
不到一个月他们应该已经试探出我不再是他们的儿子了。
这个认知让我更加恐惧，也更加愧疚，我占据了他们孩子的身体，却无法给予他们应有的亲情慰藉。
他们没有拆穿，只是和他疏离了很多，还是很关爱他的，但是没有了亲密，他们夫妻俩一起回了蓉城。
在这个陌生世界挣扎求生一年后，我逐渐摸到了一些生存的门道。
我知道，我这个秘密绝不能暴露，同时，与那对隔着电话线都能感受到他们悲伤和疑惑的父母相处，对我而言是巨大的心理压力。
我无法坦然接受他们的关爱，那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卑劣的窃贼。
我也无法像真正的儿子那样回报以亲昵，我早已失去了与亲人正常相处的能力，上辈子的创伤让我对“亲情”二字本能地排斥和恐惧。
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离开，离开这个可能暴露我身份的环境，离开那对让我无所适从、满怀愧疚的父母。
去哪里？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我选择了大连。
那是我真正的故乡，是我黑暗人生中唯一的光源所在地。
虽然我知道，几十年的变迁，那里早已物是人非，但我渴望回到那片熟悉的海边，或许，能在海风中找到一丝心灵的慰藉。
我订了去大连的车票，然后给蓉城的父母打了个电话，用尽可能平静的语气告诉他们，我决定去大连发展。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然后，母亲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
“……好，你去吧，照顾好自己。”
他们没有阻拦，没有追问。
那一刻，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知道了。
知道这个“儿子”身上发生了巨大的、他们无法理解的变化。
而我的离开，对他们而言，或许也是一种解脱。
不用再面对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不用再承受那种“睹人思人”的煎熬。
我来到了大连。
这座城市与我记忆中的模样早已天差地别，但那海风的味道，那潮湿的空气，依然能触动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我租了一个小房子，面对着大海。
我需要一份工作，一份不需要太多与人交流，能让我安身立命的工作。
偶然间，我拿起了一支笔，在纸上胡乱涂抹。
我画了记忆中的军区大院，画了父母模糊的轮廓，画了北大荒的无垠雪原……
我发现，当我沉浸在绘画中时，内心的孤寂、恐惧、愤懑似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我没有任何基础，全凭着一股本能和内心汹涌的情感去画。
我的画风古怪，带着一种与现代格格不入的沉郁和挣扎，没想到，这种独特的风格，反而引起了一些小众画廊的注意，居然让我勉强靠着卖画维生，还积累了一点点微末的名气。
对于蓉城的父母，我始终心怀复杂的歉疚。
我占据了他们儿子的身体，却无法回报以亲情。
我能做的，似乎只有金钱上的补偿。
我将卖画收入的一大部分，定期汇给他们。
我知道这很苍白，很冰冷，但这已经是我这个内心荒芜、不知如何表达关心的“冒牌货”，所能想到的、唯一能履行的“责任”了。
我听说他们从未动用过那笔钱，这让我在失落之余，也隐隐松了一口气。
这至少证明，他们还在等待着，或许有一天，他们真正的儿子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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