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奭在位期间，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刘奭要去城外祭祖，忽然突发奇想，要坐船去
。我们前文说过，刘奭是个文化人，艺术家，这样的人自然很浪（漫），出门不走寻常路，完全寻常。但那一天风很大，船不稳，再说祭祖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坐船看着风景去，也太不庄重。御史大夫薛广德摘了帽子跪在车队前，请走陆路。
刘奭不爽之极，我坐个船怎么都这么费劲。
刘奭发话，请薛大夫把帽子戴起来。意思就是，一边站着去。
薛广德忽然面色狰狞，大声喊道，陛下今天不走陆路，我就当场自刎，用我的血污掉车轮，脏车不能入宗庙，陛下将祭祖不成！
刘奭流下一滴汗，这薛广德太夸张了...场面僵在那里了。
光禄大夫张猛跳出来打圆场，有圣主才有直臣，有薛大人如此，先恭喜陛下。这个自古水路危险，陆路安全，薛大人的话还是没错的。
刘奭不情不愿地说，张大夫讲得还是比较通透的，走路去吧。
这件事情很无聊，也没什么后续剧情。但懂一点历史甚至看过一点古装宫廷剧的都该知道，薛广德演的这一出，叫死谏。
薛广德是一个开端，后来这种事花样百出，有真心的，有表演的，还有演砸了的。基本上来讲，从薛广德开始，想跟皇帝说点话，变得很难很难。
刘邦当年赖在咸阳皇宫不走，张良一句话，刘邦刺溜就走了；文皇帝飙车，袁盎毫不客气勒住缰绳，根本不用请示；景皇帝要提剑杀野猪，郅都立即伸手拦住。这些事情前边写的时候，根本没什么味道，但跟今天的刘奭薛广德轻轻一对照，不得不让人生怀旧之慨。再往前，读孟子，读左传，看那个时候君臣之间怎么说话，再从刘奭一直向后看，看到现在。什么东西好像失去了，尊严啊，平等啊之类。
前文好像提过这个事情，失去的叫纯真，而且再也没在中国历史出现过。
有关纯真，现在能做的，好像只有“纯真从未远去，是我们把这个世界想得太复杂”。
发生变化的绝不止这些。
刘奭给自己修墓，初陵，下了一道红头文，大概意思说这个往年每个皇帝修陵，都要从全国各地搬迁大量住户来填充陵地周围，搬迁是个大事啊，谁都想安居乐业，谁也不想被折腾来折腾去，远离故土，远离祖坟，远离家业，这都是悲剧。
诗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次我修初陵，大家就不用搬了...
本来要搬迁的都是些什么人，前文有过无数次描述，就是所谓的关东豪强。我们称之为地方上潜在的，也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豪强大户们称霸地方，左右政府，控制物价，组织黑社会等等等等，当然，不是所有的豪强都这样，但有句话怎么说的来，好人寥寥。豪强们制造的最大的麻烦就是买地，行话叫大肆兼并土地，因为秦汉的土地是私有的，随便买卖。有买地的就有卖地的，有卖地的就有失地的，失地要么去租地，要么变成流民、难民。无论租地者还是流民难民，一旦遇上天灾，一旦遇上连续的天灾，令多么淡定的皇帝惊恐的事情便会发生，民变。所以对付豪强，一直是国策。
怎么对付这些人，前文也提到过无数次，从秦始皇开始，就两条，搬家，或杀掉。这两条是相通的，基本也是同时进行的。
我们现在讲共同富裕，有个定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后富起来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或者，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消灭富不起来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这两个表述现在是一个意思。当年的人们可能没有现在这么高的概括抽象水平，但他们明白一个古老的道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无论搬家还是杀人，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分配尽量不那么悬殊，尽量让大家都有口饭吃。搬家属于软的，温柔的措施，搬到关中天子脚下来，国家给你解决生计，这个地方你们不敢闹事，闹事也不怕；杀人，当然是硬手段狠手段了，从郅都，到张汤，到不久前刚写过的田延年，这些知名度极高的所谓酷吏，他们的形象都差不多，额上月牙印，手持狗头铡，职业斗地主，有钱我就杀。
没有对错，不讲人道主义关怀，也没什么严格的法律依据，更不要提春秋大义了，来就是吃大户的，谁让你们是，杀。
他们做的事情，概括一下基本是，允许消灭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大家一起过不那么富裕的美好生活。
简直丧尽天良，灭绝人性，人类耻辱，历史退步。
但是它管用，洋人喜欢讲一句话，it works.
但是刘奭一纸红头文把这一国策嘎然废止了。
皇帝的红头文，或曰诏书，都是宪法，发一次红头文就在宪法里增加一条，后世继任的皇帝都要照着执行的，这叫先例。除非后来的皇帝就类似事件发了新的红头文，这相当于宪法修正案。所以刘奭这封诏书，寥寥几个字，但影响远。
至于刘奭为什么这么做，可以照着他的诏书理解，刘奭以读书人自居，心肠软，怀仁天下，看不得大家抛弃祖业，千里迢迢搬到关中。
这么解释当然很通。
刘奭尽管是个有些务虚的人，但他的脑袋绝对不糊涂，不会吃饱撑的觉得哪里不爽了非要改一下，那是拿国家开玩笑。搬迁这一国策，从刘敬对高皇帝刘邦建议并实施以来，每任皇帝期间都至少会执行一次，而且是正经严格地执行甚至不惜见血。一百五十多年的古老国策被废掉，原因只有一个，刘奭感到了某种压力。
财政压力吗？政府没能力给搬迁户提供支持了？大概有这个成分，但财政问题一般是其他问题的反映，再说哪任皇帝没有财政压力，武皇帝时期那么打仗烧钱，该下搬迁令毫不客气，甚至还搬出了大侠郭解的故事，这个前文写到过。
这不是核心问题，这个问题甚至不解决都无所谓。
这个压力从武皇帝时期就开始出现了，到现在不过积攒到了一定当量。
武皇帝之前，中央政府的官员，甚至地方政府的官员，几乎全部是外戚和开国功臣以及他们的后人，靠血统和裙带做官。这个不用论证了，翻翻前文就知道。
外戚和开国功臣的家，自然都安在长安，至少绝大部分是。也就是说，武皇帝之前，从丞相到郎官到地方官，几乎家业都在长安以及周边。所以要出搬迁令，整个政府没一个人跑出来反对，因为根本搬不到他们头上，事不关己，既得利益者从来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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