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朝双方为是否继续南下激辩之际，美国的军政高层也在为接连失利后该如何脱困而苦思冥想。就在此时，麦克阿瑟再次对杜鲁门施压！
一封接一封的电报不断从东京发往华盛顿，麦克阿瑟强烈要求扩大战争规模，甚至不惜引发世界大战。他提议空袭中国东北，封锁中国沿海，并动用国民党军队入朝作战，还计划攻击中国东南沿海。为此，他甚至秘密邀请了何应钦访日，共同谋划国民党军队参战朝鲜。
关于扩大战争是否会导致苏联人参战，麦克阿瑟的态度简单明了，只要再给我四个师就足够了。否则，如果不满足他扩大战争的请求，那就从朝鲜撤退！到时候可别怪我，这可是你们拒绝了我的要求！
华盛顿的政坛老手，岂能看不出麦克阿瑟的那点小把戏。
国务卿艾奇逊挥舞着电报，一语道破麦克阿瑟的伪装：“这如果同意了，将成为被后世评判的文件。麦克阿瑟为了在局势失控时让自己免于责任，向我们施压，逼我们让步，这个桀骜不驯的将军已经无可救药。”
五星上将、深沉稳重的国防部长马歇尔，看到麦克阿瑟在电报中对部队士气低落的指责，不禁摇了摇头：“当一位将军开始抱怨他部队士气的时候，正是他该反思自己士气的时候。”
杜鲁门气得两眼发直，麦克阿瑟这个混账，为了自己的面子，竟然不惜让美国卷入一场世界大战。
1951年1月9日，在杜鲁门总统的批准下，参联会正式否决了麦克阿瑟建议对中国采取大规模报复行动的提议。同时，参联会再次向麦克阿瑟下达指示：在“首先保障你部队安全以及保护日本这一基本任务”的前提下，“坚守每个阵地”，并“尽可能重创朝鲜境内的敌军”；“如果你判断，为了避免重大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而撤退是必要的，你可以将部队从朝鲜撤回日本”。
麦克阿瑟认为，华盛顿的这一指令是个“陷阱”，因为它“懦弱地回避”了承担撤出朝鲜这一“棘手决定”的责任。他随即发回电报，提出了两个质问：
首先，当美军兵力不足以同时兼顾守住朝鲜和保护日本的任务时，究竟应将哪个作为优先重点？
第二，尽管华盛顿表示已授权他，在必要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从朝鲜撤出，以避免严重损失，但对何种程度的损失可以被视为“重大损失”，并未做出明确界定。
很明显，麦克阿瑟再次将“球”踢回了华盛顿。
是否撤离朝鲜，应该由华盛顿来做出决定，而非他自己。无非有三种选择：第一，继续努力在朝鲜维持长期驻扎；第二，在有限的时间内暂时停留；第三，迅速撤出半岛，尽量减少损失。他明确要求华盛顿给出明确答复，“从这三种选项中做出选择”。
参联会的回复表示：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在当前条件下，加上中国军队的持续进攻，我们不得不认为，长期坚守朝鲜阵地已不再可能。”
与此同时，杜鲁门以个人名义，耐心地给麦克阿瑟写了一封冗长的私人电报，一方面强调必须坚持在朝鲜作战，另一方面也坦承，军事上可能会面临不得不撤出朝鲜的局面。这封信由杜鲁门派往南朝鲜实地考察的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专程送到东京，亲手交给了麦克阿瑟。
在信中，杜鲁门向麦克阿瑟表明了这样一个“底线”：
如果在朝鲜本土据守一个关键地区已不可能，而你又认为某些上述的重要目标是合理且切实可行的，那么可以选择在朝鲜沿海的各岛屿，尤其是济州岛，继续进行抵抗，以支持这些目标。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如果不得不撤离朝鲜，必须向全世界明确表明，我们的这一行动是迫于军事上的需要，除非侵略者的行为得到纠正，否则我们在政治或军事上将不会承认撤离的结果。
艾奇逊评论说，这封信“措辞巧妙”，是“总统发挥想象力，为他的战区指挥官写的一封既亲切又周到的信件”。然而，其他一些美国人则认为这封信是“虚与委蛇的典型”，充满了“模糊和暧昧”。
实际上，杜鲁门在信中明确表达了他的意图：在不扩大战争的前提下，美国必须在朝鲜战场上继续作战，因为这对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除非遇到军事上无法承受的极端情况，否则美军绝不能从朝鲜撤退。
对此，麦克阿瑟根据自己的理解表示：“我们必将竭尽全力去完成这一任务。”
同时告知他的下属：
“诸位，我们关于是否撤离朝鲜的争论终于有了结果：我们决定不撤退。”
然而，麦克阿瑟对这场战争的认知始终未能达到杜鲁门的预期。不知为何，他坚信自己的立场与参联会“完全一致”。这一点让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极为不满，甚至斥责他“厚颜无耻地扭曲我们的意图，擅自发表意见”。
尽管麦克阿瑟声称“不会撤退”，但他的司令部仍然在为撤退进行计划准备。按照麦克阿瑟的指示，远东司令部的参谋们制定了详细的撤退方案，内容涵盖撤离地点、撤离所需的时间、撤离人数及其安置地点等，并明确了由哪支美军部队负责掩护最后的防御圈。由此可见，无论是华盛顿的决策层，还是东京的远东司令部，当时都将撤离朝鲜视为一个切实可行的选项。
然而在朝鲜战场的指挥官李奇微看来，彼时并不存在，未来也不会出现那种迫使美军撤出朝鲜的最糟糕局面。
虽然中国军队发起了攻势，李奇微本人进行了多次撤退部署，包括放弃汉江南岸阵地和撤离汉城等行动，但他从未真正考虑撤出朝鲜。他一直在寻求一条能够让美军立足，并在稍作调整后再次反攻的防线。
起初，他规划了一条从西南向东北延伸的斜线，连接水原、杨平和洪川，作为设想的防线。然而，很快他发现敌军在洪川方向撕开了一个巨大缺口，于是不得不进一步后撤，基于沃克之前设定的“d线”重新划定防线。
这条新防线从平泽-安城-长湖院里-原州，向东延伸至海岸。李奇微安排美军第1军在平泽至安城的防线上布防，第9军则在竹山里至长湖院北侧布防。他最终决定就在这条防线上抵御中国军队的进攻。
让李奇微感到意外的是，中国军队并没有继续向南推进，反而选择与联合国军脱离接触。凭借敏锐的战场直觉，李奇微迅速意识到这一变化的深刻含义。他判断，中国军队的攻势可能已经达到了难以为继的极限。
艾奇逊经过反复思考，运用他那法律人的思维，最终决定冒险设下一个外交陷阱。1951年1月13日，美国促使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先停火后谈判的“五步建议”，并将其递交给中国。
他推测中国必定不会接受这个提议，既然如此，美国不妨投赞成票，这样既能顾及盟友的意见，又不会让美国陷入必须接受不愿意承担的条件中。更为关键的是，这可以将拒绝和平的责任完全转嫁给中国。不得不说，艾奇逊对中国的心理判断非常准确，他设下的这个外交圈套果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就对联合国“三人委员会”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
该委员会成立之际，中国便作出宣布：
中国代表既未参与联合国成立该委员会的讨论，也未表示赞同，因此该委员会是不合法的，中国政府不打算与其进行任何接触。
这不仅让人想起抗日战争结束时，美国曾派遣马歇尔将军组成“三人小组”调停国共冲突，结果却导致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的历史教训。
1月13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决定：关于朝鲜问题，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但我们的立场是先谈后停，而非如美帝所愿的“先停后谈”。次日，起草了一份致朝鲜政府的备忘录，向朝方阐明中国的立场：目前美国因在朝鲜的失利急于寻找出路，最好是实现“光荣停战”，否则，将陷入“有限制的战争”。
然而，“光荣停战”是我们无法接受的，而“有限的战争”却让英国、法国、印度等国感到恐惧。因此，直到1月11日，联合国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才提出了先停战后谈判的提案。只要先实现停战，美国便能保存其实力，并帮助李承晚保留一定的地区和军事力量，而谈判则可能将停战的时间无限期延长。
如果联合国政治委员会通过该议案，我们在明确拒绝“先停战，后谈判”这一原则后，将主动提出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四项主张。
柴军武将此备忘录呈报给金日成，并作了说明：备忘录的内容“已经得到苏联政府的同意并愿意给予支持，中央非常希望了解金首相的看法”。与此同时，该备忘录也送达了大将军。
大将军在表示赞同备忘录所阐述的政策立场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若停战期限延至三月底，不但不会影响朝鲜的战事，反而有利于局势发展，因为这将减少敌机的活动频率，有利于各项准备工作的顺利开展。”
显而易见，大将军对于停火的看法，与备忘录中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作为前线的大军统帅，他更加关注战场的实际局势。在此时停火，不仅仅是对美国有利，对迫切需要休整的志愿军而言也是有利的，这可以为志愿军争取两到三个月的准备和休整时间，对未来的作战十分有利。然而，这一建议并未引起中央的重视，因为当时主导决策的仍然是政治方面的考量。
2月1日，我国复电联合国，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无法接受先停火后谈判的原则，实质上拒绝了联合国已通过的三人委员会方案。
我国的这一反应，恰好符合了美国的预期。
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满怀期待并确信，中国将会拒绝这项决议（事实也正是如此），从而促使我们的盟友回归较为理性的态度（这也果然发生了）”，从而“使美国在东西方世界都受益匪浅”。
艾奇逊精心策划的外交陷阱取得了圆满成功。
接下来，美国采取了一连串的举措：
在联合国中，策动联大提出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在欧洲，推动北约加速组建一体化军事力量；在日本，积极策划单独与日本签订和约，并加快日本的重新武装进程；在国内，强化实施扩军备战的各项措施，全方位提升继续进行战争的力量基础。
柯林斯、范登堡回美国后，他们带回的消息让华盛顿欣喜若狂——麦克阿瑟在放屁，战局已经好转。中国军队因运输线延长，补给困难，已不能有效作战。李奇微是个帅才，已经整顿得第八集团军日见起色。不但如此，他决定马上就要大反攻了！
美国政府立刻采取了强硬态度。与此同时，日夜奔波于前线的李奇微为第八集团军补充了大量老兵，并将从元山撤回的美十军部署到前线，还调集了许多新型武器。在此期间，李奇微在朝鲜重整部队的工作也取得了显着进展。第八集团军不仅稳固了现有阵地，还开始为反攻做好了准备。
此时，李奇微指挥的前线作战部队包括七个美军师、八个南朝鲜师以及两个英国旅，总兵力达到二十五万。而志愿军的一线作战部队仅有二十八万，其中志愿军仅有六个军、约二十一万人。尽管在兵力上稍占优势，但火力上的差距却是数倍之大，更不用说关键的后勤对比了。
由于外交应对不当，中国方面因此遭遇了许多不利局面。
其实，早在此之前，中央曾判断“打过三八线好谈”，然而，志愿军在第三次战役获胜并越过三八线，占领汉城后，却并未立刻按照这一判断采取行动。不仅未能有效利用西方阵营的内部矛盾和民族主义国家的和平愿望，给美国制造更大的外交困境，反而缓解了美国的外交危机，使自己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孤立。
从军事角度来看，拒绝停火带来的不利局面更是迅速显现。我们一再强调，先停火后谈判将会让美军获得喘息的机会，因此这是一个阴谋。然而，实际上，战场上不仅是美军急需喘息之机，几乎已处于力竭气衰、疲惫不堪的志愿军，同样亟需一个休整的机会。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地面战场由于双方军队暂时脱离接触而陷入短暂的平静，然而美军的空中打击却从未停歇。志愿军在后方的运输和部队调动，每天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在此情况下，若能实现停火，至少可以争取到一个相对安全的时间进行休整和补给，这无疑有助于志愿军为下一步的作战做更充分的准备。
此次外交处理不当，根本原因在于志愿军入朝后接连取得三次胜利所带来的乐观情绪。尽管志司一再强调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但包括主要领导人在内的许多人，对形势的认知仍然不够到位。这种普遍存在的倾向，成为在停火问题上决策失误的主观原因。
美国军事历史作家约瑟夫·格登对此发表了以下评价：
对于中国人而言，反对停战带来了巨大的人为灾难。他们自恃甚高，显然确信联合国多数成员会支持他们的主张，因此拒绝了一个比两年半后他们最终接受的条件更为有利的结束战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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