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总结教训时，美国人又求和了。
尽管在第五次战役的尾声阶段取得了几次小规模的胜利，但美国人深知，这场战争已无望取胜。
面对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能够守住三八线已经是极限。当美军再次回到三八线时，美国以及其西方盟国中所有具备战略眼光的人都意识到，这是结束战争的最佳“心理时机”。
整个西方都意识到，朝鲜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并非在战场上拼搏的中朝和美军及其盟友，而是袖手旁观的那个大国。
英国人向美国指出，美中之间的冲突就像鲸鱼和大象打架，虽然双方互伤不多，但中国对美国、联合国，尤其是对英法的间接伤害却要大得多。
英国参谋长会议甚至认为，即使没有第三方干预，如果中国与西方正式开战，也将使西方遭遇致命的失败。
英国首相艾德礼多次告诫杜鲁门，那个大国才是主要敌人，挑衅中国是没有必要且不明智的。最终，美国政府痛苦地达成了共识：“在尚未触及共产主义世界核心的情况下，只有愚人才会选择与中国对抗。”
如今，美国及其盟友不得不直面一个残酷的事实：他们在朝鲜越是陷入困境，真正的敌手，便越能从中获利，而自身的损失也随之加剧。同时，与中国开战根本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与中国展开谈判！
在杜鲁门下达同意谈判的指示后，1951年5月中旬，美国国务院开始着手行动，努力寻求建立与新中国对话的外交途径。
1951年5月31日，美国外交部委托已经离任的前美国驻苏联大使凯南，以老朋友的身份拜访了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利克。
寒暄过后，凯南话锋一转，提到了朝鲜战争，并透露出美国有意停火的立场。马利克凭借职业的敏锐，很快察觉到凯南此行的真正意图，随即将这一消息迅速传递回莫斯科。
莫斯科随即与朝鲜方面取得联系，通报了美国的立场。
中国在朝鲜战场上已取得重大胜利，战线向南推进了四百公里，远离了中国边境。然而要彻底战胜美国，完全将其逐出朝鲜，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来说，是难以实现的。
中国不可能为了向苏联购买现代化武器，在朝鲜打败美国人而耗尽已经要见底的国库。
更何况，中国人省吃俭用购得的苏联武器中，竟有一部分是二战时期美国依据《租借法案》提供给苏联的装备，许多坦克是苏军在二战中使用过的旧货，甚至还有一些枪支是参加过一战的老式武器。
此刻，苏联对朝鲜的影响力，已经变得非常有限。无论金日成如何倾销矿石，都无法满足人民军对武器装备的需求。
6月10日，第五次战役结束，美军虽然勉强获胜，但依然未能将战线向北推进。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突然现身于一次联合国的官方活动，并发表了一段与活动主题无关的讲话。他表示，苏联认为，朝鲜交战各方已经到了展开停战谈判的合适时机。
当日，这一消息迅速引起了美国外交部的关注。紧接着，杜鲁门指示美国驻苏联大使前往会见苏联外交部长，询问马利克的发言是否可以代表苏联的官方立场。对此，苏联外交部明确予以了肯定的回应。
6月25日，美国故技重施，在一场与朝鲜战争毫无关联的典礼上，杜鲁门发表讲话，声称美国愿意在朝鲜战场展开停战谈判。
当天，人民日报刊发社论，表明中国方面支持马利克提出的和平建议。
6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致电李奇微，指示他在6月30日向朝鲜人民军通报以下内容，并要求通过所有可能的宣传渠道，包括传单和新闻广播等，反复加以发布。发布内容如下：
“本人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受命与贵军就以下事宜进行谈判：因获悉贵方可能有意进行停战磋商，旨在结束朝鲜战场上的一切敌对行动和军事冲突，并愿意适当保障停战协议的执行。
在收到贵方对此函的答复后，我将派遣我方代表，并提出会谈的具体日期，以便与贵方展开会议。我建议，会议地点可以选择在元山港的一艘丹麦医疗船上进行。美国陆军上将，马修·李奇微。”
7月1日，北京通过广播电台发布了中央拟定的答复文件，电文内容如下：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我们已经收到你在6月30日发布的要求进行和平谈判的声明。经授权，我们声明，同意与贵方代表会晤，商讨停战事宜。
关于会谈地点，我们建议选在38线附近的开城地区。如果贵方同意，我方代表计划于7月10日至7月15日期间与贵方代表举行会谈。朝鲜人民军总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
经过协商，双方同意在中国军队管辖的开城一个名为来凤庄的地方正式展开谈判。
7月10日清晨，联合国军代表乘飞机抵达距开城十公里的板门店，随后换乘汽车，悬挂白旗前往谈判地点。谈判现场由中朝方面的宪兵负责警戒，开城为中心、半径五英里范围内被划为中立区。
联合国军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中将乔伊，代表团成员多为职业军人，主要担任参谋职务，南朝鲜第1军团军长白善烨也在其中。中朝方面的代表包括朝鲜人民军大将南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以及参谋长解方。
“克农同志，我已点将让你前往开城，同美国人谈判，坐镇指挥。”
李克农，这位被誉为“红色谍报之王”的传奇人物，是中共情报界“前三杰”中唯一的幸存者。
李克农智勇双全，堪称奇才，他去世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竟放假三天，庆祝这位最可怕的对手的离世。李克农是人民解放军中唯一一位未曾上过战场的上将。在他传奇的一生中，谈判占据了重要地位。
这位神秘的幕后英雄时常走到台前，展现他炉火纯青的交流技巧。
长期的革命生涯铸就了李克农坚定的信念和严谨的作风，而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则赋予了他宝贵的对敌斗争经验和卓越的应变能力。
李克农如今身兼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和军委情报部长的职务。中央选派这样一位人物与美国人进行谈判，堪称知人善用。
李克农此时哮喘病严重复发。
多年来持续的战地生活让他的神经高度紧绷，如今战事结束，紧张的状态骤然放松，再加上胜利带来的喜悦，身体很可能无法承受如此剧烈的变化。
李克农担心自己病重误事，便提出是否让伍修权或姬鹏飞代替他前往朝鲜。
中央慎重考虑一番：“还是你去吧。”
李克农毫不迟疑：“我立刻准备出发。”
后来，李克农差点因为心脏病倒在朝鲜。
在随后的朝鲜停战谈判中，挑选了新闻局长乔冠华，作为李克农的助手共同参与谈判。
这位中共“南北双乔木”之一的南乔木乔冠华，才华横溢、思维敏捷，对国际问题有深入的研究，成为李克农的助手可谓再合适不过。乔冠华后来也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声名鹊起。
在谈判代表团即将启程前，中央明确指示他们的方针是：“行该行之事，止不可不止之步。”他强调，原则性问题绝不能妥协，而对于非原则性问题则应灵活处理。将谈判的重点放在撤出外国军队的问题上。
在致李克农的电报中，指示道：必须以对方同意将撤出全部外国军队列入议程为前提，我方才可以考虑对其他议题进行进一步商讨。
9月5日，柴成文特意从平壤赶到安东，迎接李、乔两人渡江，随后一行人拜见了金日成。
经过中朝两党协商，决定由李克农主持朝鲜停战谈判前线工作，乔冠华协助。按照中国传统的保密规定，中国的谈判代表团对外称为“工作队”，李克农被称为“李队长”，乔冠华则被称为“乔指导员”。
他们二人作为幕后核心，不直接露面，实际与美国方面接触的则是五位谈判代表。
首席代表为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将军，其余四位成员包括志愿军副司令邓华、参谋长解方，曾在抗战期间活跃于太行山的朝鲜义勇队员、现为人民军将领的李朝相，以及原八路军团长、现人民军第1军团参谋长张平山少将。
同时，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动员局局长金昌满少将担任首席联络官，中国驻朝武官柴成文则担任志愿军联络官。
为了隐蔽身份，他们按照战争时期共产党的保密规定都改了名字，金昌满改为张春山，而原名解沛然的志愿军参谋长，和中国驻朝武官柴军武分别更名为解方和柴成文。
由于李奇微来信表示美方三名联络官中军阶最高者为上校，金昌满少将不得不化名为张春山上校，而柴成文则仅具备令人发笑的中校军衔。在随后的谈判中，代表团被划分为三线。
第一线直接与美方展开针锋相对的交锋，由军队代表南日、邓华、解方等人担任；
第二线是具有丰富外交斗争经验的乔冠华，他主要负责贯彻中央指示并提出具体的谈判方案；第三线由中国政府代表李克农坐镇指挥全局。
谈判一开始，白天由前线军队的代表与对方代表面对面争吵，夜晚则由一线和二线人员向李克农汇报，共同研究新出现的问题，最终由李克农进行归纳总结，并发电请示国内。
在第一次会议上，美军代表团率先进入会场，径直坐在了会议室中面朝南的座位上，并在桌上放置了一面联合国的小旗帜。根据国际惯例，南向的位置通常由胜利方占据。
在第二次会议中，中朝代表率先进入会场，占据了面朝南的位置。他们还将面朝北的位置上的椅子换成了一排矮凳，并在台面上摆放了一面巨大的朝鲜国旗。
随后，双方围绕地点和会议程序展开了长时间的磋商与博弈。
随谈判代表团一同到来的还有双方的记者。由于谈判期间几乎每日讨论的内容都相似，他们感到极度乏味，于是开始在会场外打牌和赌博。
其中最受欢迎的赌注是“这次谈判将持续多长时间”，而设定的最长期限为五个星期。他们可能无法想象，仅就会议程序达成一致，双方就花费了半个月的时间。
在中朝紧锣密鼓准备谈判的同时，美国任命了远东海军司令乔埃海军中将担任首席代表。
这位海军中将给中朝谈判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随后的谈判过程中，他表现得非常沉着老练，其谈判技巧给中朝方面的许多新手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然而，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只能坚定执行杜鲁门、艾奇逊和李奇微的指示。显然，在几次谈判中，他的态度并非出于个人意愿，而是在返回后才接到命令改变立场。谈判联络官柴成文在回忆录中对这位美国首席谈判代表给予了公正且不乏褒奖的评价。
乔埃受命后，推荐了他的副参谋长勃克少将担任谈判代表。除此之外，还有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克雷齐少将、范弗里特的副参谋长霍治少将以及南朝鲜第一军军长白善烨少将共同担任代表。
柴成文用简练的笔触勾勒出这些人物的特征：“克雷奇将军善于分析，富有辩才；霍治将军……为人朴实，心直口快，不善言辞，总是叼着一根雪茄；而勃克将军虽然确实智慧过人、才华出众，但在谈判中并未显现出明显的优势。”
柴成文没有对南朝鲜的白善烨做出评价，因为他不过是个傀儡。
其实，仅从双方谈判代表的构成，就能看出中美两国与各自盟友之间的实质关系。中朝一方的五名代表中，有三位是朝鲜人，这表明在战场上承担了大部分任务的中国，依然对危难中的朝鲜保持着完全平等和尊重的态度。
而对方的五名代表中，美国人占了四个席位。在自视甚高的美国人看来，南朝鲜能有一个名额，已经是给了李承晚很大的面子。
在谈判过程中，白善烨充分显示出他不过是个摆设，几乎没有被允许开口。与张春山、柴成文等三位中朝联络官对接的，是态度轻佻傲慢的美国空军肯尼上校和举止较为文雅的美国陆军穆莱上校。
这位肯尼上校在与中朝方面首次接触时，竟直接坐在了志愿军代表的座位上。
当朝方联络人请他坐到指定位置时，他竟傲慢无礼地回道：“不，我坐在这里挺舒服。”
回去后，这位肯尼上校竟然还不知羞耻地向乔埃上将邀功：“第一个回合我赢了。”
还有一位南朝鲜的可怜联络官李树荣中校，美国人从未对他有过重视。一次休会期间，他们竟然忘记了这位中校，任他滞留在中朝方面的区域内，吓得他当场尿了裤子。
中朝方面只好用言语安抚，还请他吃了一顿饭，随后通过无线电话通知美方前来接人。
7月10日上午10时，双方代表在庄里的过厅内会晤后，走进大厅会场就座。
美国代表乔埃中将的脸色极为难看。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在战场上却无法击败一个刚成立一年的贫穷国家，而他自己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的代表前来对方控制区进行谈判，这使得乔埃以及其他美国代表心中充满了痛苦。
同行的南朝鲜联络官李树荣中校因过度紧张，坐下时竟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这个尴尬的意外没有引来会场上任何人的笑声。双方在战场上已是杀红了眼，他们心知会场虽然没有枪炮声，却同样是一片激烈的战斗场地。
朝鲜停战谈判在尴尬的李树荣中校再次落座后正式开始，这实际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次正式谈判。
从7月中旬起，双方终于展开了关于停战的讨论。
中朝双方带着极大的和平诚意参与谈判，曾认为谈判会迅速结束，因为他们的原则性建议并不过分。他们仅仅要求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同时停止所有敌对的军事行动，确认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并在最短时间内撤出朝鲜的所有外国军队。
中朝方面在后期才意识到，参与谈判的乔埃等人也希望尽早达成协议。乔埃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他曾预计只需两个月便能完成谈判。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场谈判竟然拖延了整整两年，期间双方还付出了数十万官兵的伤亡代价。
美军代表指出，现有的战线并未充分体现美军的真实实力，因为停战线不仅仅涉及领土，还涵盖领海和领空。
当时，美军的飞机能够自由进出朝鲜全境，海军舰艇也可以驶向任何港口。因此，中朝方面必须在陆地上退让，以弥补美军在海空领域的优势。根据美军设定的停火线，中朝军队需让出1.2万平方公里的实际控制区域。
中国方面参谋长解方表示，正因为美军在海空力量上占据优势，志愿军才只控制了这么小的区域，否则早已将联合国军驱逐入海。
虽然美军在海空方面占有优势，但中朝军队的陆军实力同样强大。当前的战线恰恰是双方力量对比的真实体现，并不存在谁弥补谁的说法。
由于美方始终拒绝将“撤出所有外国军队”纳入谈判议程，双方各执己见，谈判一度陷入僵持状态。
随后，美国不仅拒绝了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要求，甚至还否认了自己此前提出的以三八线为界停火、恢复战前状态的建议。
当时，双方在战场上各自控制了部分原本属于对方的战前区域。中朝方面占领了三八线以南的开城地区和延安翁津半岛，而美韩方面则掌控了三八线以北的金化至杆城一带。相比之下，美韩方占领的区域比中朝方稍大一些。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两次公开提议在三八线停火，但令人意外的是，当谈判正式开始后，中朝方提出将东部山区归还美方，而将西部平原让给中朝方，以恢复战前三八线的边界时，美国方面却拒绝了这一提议。
他们的理由十分奇怪，他们认为，若以三八线为分界，从地形上来看，美军在东线撤退后难以重新夺回，而中朝在西线撤退后则容易再次收复。
对此，被称为“军中诸葛”的解方，立即驳斥了提出这一观点的霍治将军，使他哑口无言：“我们现在讨论的究竟是停止战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还是在商量停火后再打更大的战争呢？”
中央一眼就看穿了美国人的意图：“美国为什么原本支持在三八线停战，而现在却反对呢？原因就在于三八线停战具有政治意义。因为如果在三八线停战，就更加明确地表明是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侵犯了北朝鲜的独立，而现在则是恢复了原状……”
美国人现在的提议是，不仅要求在当前他们略占上风的军事实际控制线上停火，还要求中朝方面单方面从现有阵地全线后撤三十六至六十八公里，腾出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对其海空优势力量的补偿。
李克农异常敏锐：“看来，对方已经不再像凯南与马立克约会时那般急切了。”
确实，美国政府中的鹰派认为与中国进行谈判已经很失面子，而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完全能够争取更多的利益。美国人也意识到自己的要求并不合理。美国之所以能够维持现有的战线，依赖的是陆、海、空三军的协同作战。
李奇微后来也曾表示：“要不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火力、经常得到近距离的空中支援，并且牢牢控制着海域，中国人可能早已将我们压垮了。”
会议进行到第24天，8月4日中午，一支全副武装的中国连队为了抄近路，在行军途中徒步穿过了美国代表团的驻地。美国代表团随即上前阻拦，双方爆发了言语冲突，但未发生武力交火。
美方随即向中朝提出抗议，指责中国军队违反了“中立区”内不得驻扎武装部队的协议。中国方面虽立即表示歉意，但美国代表因早已不满，随即宣布会议无限期休会。
然而，五天之后，美国代表再次联系中朝双方，表示可以重新召开会议。
美军此时主动恢复会谈，源于李奇微的新一轮策略。谈判停滞后，李奇微多次向华盛顿致电，提出若不对中国军队施以痛击，谈判将难以取得进展。
而在第五次战役中，尽管联合国军兵力处于劣势，却成功遏制了中国军队的攻势，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因此，李奇微判断，再发动一次攻势，能够迫使谈判桌上的中国人让步。
8月中旬，华盛顿回复表示同意该方案。
8月19日清晨，九名中朝军事警察在中国排长姚庆祥的带领下，于中立区执行巡逻任务，突然遭到南朝鲜军队三十余人的乱枪袭击，姚庆祥立刻倒在血泊中。
尽管手中持有武器，他并未还击，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是国际问题，宁愿牺牲自己……”他直至牺牲也坚持履行谈判协议。
一位朝鲜母亲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紧紧抱住姚庆祥，泣不成声地说：“不要把他送回中国，他是为我们朝鲜献身的，让他永远留在这里吧！”
在场的中朝战士和当地群众无不为之动容，纷纷落泪。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中立区枪杀国事警察姚庆祥事件。
随后，美国飞机竟然多次对中朝代表团驻地进行轰炸扫射。美国联络官肯尼上校在现场勘察时，指着弹坑中的弹片，吹了声口哨说道：“见过炸弹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会是炸弹。你们说飞机来了，那架飞机有几个发动机？”
中朝代表气得浑身发抖。
类似事件层出不穷。
中朝代表团的成员们，除了张春山和柴成文带着一部无线电报话机留在开城与对方保持联系外，其余人员被迫进行疏散转移。一会儿搬到这里，一会儿转到那里，工作无法进行，连日常生活也变得无法正常进行。
最终，李奇微在东京宣布：“凭借‘联合国军’的力量，我们能够到达‘联合国军’代表团所要求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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