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巨济岛，是该国的第二大岛屿，风景优美，如今已是旅游胜地。而在几十年前的朝鲜战争中，这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随后参战，截止到1951年6月，一年的时间里，联合国军共俘虏了朝鲜战俘约人、志愿军战俘约人。
1951年11月，美军开始在韩国第二大岛--巨济岛，建立了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战俘营，大部分人民军战俘和志愿军战俘被关在巨济岛上。联合国军将所有的战俘按照国籍分开关押，大部分被关在第71、第72和第86号战俘营。
巨济岛位于韩国釜山西南10公里处，地理环境十分特殊，岛上山石遍布，荒僻险峭，几乎找不到大块的平地，极度缺乏可供营建和分散设点的场所。
在这个硕大无朋的临时禁地里，划出了4个大区，每区之间又被划成8个临时战俘营，每个营计划收容6000名战俘，1952年，邻近的小岛蜂岩岛也被纳入了美国的司法体系统之内。
这里根本不是战俘营，而是集中营，是人间地狱。
五层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将各个营区围得严严实实，四个角上设有岗楼，高高耸立，哨兵荷枪实弹，一有动静即可射击，来来回回照射的探照灯，将夜晚也照得亮如白昼。每当战俘们走进收容所，美国士兵们便一哄而上，将俘虏们所有的东西抢个精光，然后每五十人推进一个帐篷。
军用帐篷一排排整齐有序地按大队、中队、小队排置在营场上，被俘人员就住在这些帐篷当中。每顶帐篷住50人，从中央挖一条排水沟，两侧铺上席子，没有床，每人只能睡30厘米宽的地方，2人睡一张直接铺在潮湿地上的草席，坐卧都在上面。不准说话，甚至不准东张西望，连上厕所都要打报告。
这条排水沟在两年零三个月里，一直是战俘们挨打罚趴的地方。很多同志在三十年后说到“趴”还心惊胆战。被罚趴在沟里的战俘必须躬腰收腹，仅用四肢着地，坚持不了一会儿，汗水就会从全身每一个毛孔涨出，谁若是坚持不住腹部碰地，大棒就会拦腰打来。
每天的口粮是400克发霉的米饭，开饭时每个战俘只有半小碗饭，70%是带壳的大麦，其余是碎大米，开水5天才供应一次，美军时不时断水断粮，战俘们经常饿得头昏眼花。
平时战俘们要到码头给美军装卸货物，修房子、挖水沟、修公路，动作稍慢一点就要受到毒打或杀害，很多人累倒了，再也没能站起来。
这一切都严重违背了《日内瓦公约》对战俘应给予人道待遇的要求。而更为悲惨的还在后面。
每当一批战俘送到的时候，战俘营的美军就会让其中的指挥官或干部站出来，但是在中国军人的历史传统中，宁可马革裹尸沙场，也不能沦为俘虏，把做俘虏当做最大的耻辱。基本上被俘的中朝指挥官，都没有站出来的，并且在被俘登记的时候，也不会登记自己的真实职务，一般都自称士兵。
但是，不站出来，不代表这些被俘军官会忍气吞声、甘做俘虏。在日后，这些军官暗中组织被俘人员，在集中营成立党支部和各种“回国小组”和美军展开了斗争。这让美军发现，虽然这些中朝军人被俘了，但是他们的革命意志依然十分强烈，甚至坚不可摧。
美军十分恼火，见无法利用中朝战俘中的军官，便决定选拔一支效忠美军的俘虏官。大量美国军队和宪兵随时待命镇压战俘的同时，大批来自美、韩、蒋的特务也渗入了战俘营。他们帮着美军从战俘中选出“俘虏官”，与美国的指挥和行政官员合作，让俘虏官管理普通战俘，建立起一个极为残酷的统治网络。这种管理办法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解决了美军兵员不足的问题，因为管理庞大的战俘，需要大量的美军来确保安全；
第二个好处是可以通过俘虏官来虐杀与美军“不合作”的战俘，这样不仅杀了人，还不脏手。不用承担国际舆论的非议和批评！
这借刀杀人，可谓狠毒至极！
我们都知道，任何时候，都会有汉奸。
汉奸一旦沦为敌人手中的工具，在对待同胞的时候，往往会比敌人更狠毒更残忍更决绝更无底线。这是一种非常奇怪而扭曲的心理体现，汉奸希望通过残忍地对待同胞来换取敌人对他们的信任！在巨济岛战俘集中营，在那里的败类身上，得到了非常集中的体现。
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全国上下纷纷响应中央号召抗美援朝！一个叫李大安的，趁机进到了辽宁省公路局做了一名司机，没干多久，因李大安的驾驶技术不错，被介绍进了东北军区运输四团。再接着，李大安也随着抗美援朝的军队开往朝鲜。
但是朝鲜战争进行得很惨烈，李大安哪里吃得了这苦，加上贪生怕死，于是便在执行一次运送任务——把春川前线的伤员运送后方的时候，他趁夜揣着一张美军散发的诱降传单叛国投敌了。
李大安投敌后，被押往釜山集中营调查科中国战俘小队。当时，和李大安一块来的，还有两个同类：王耀庭和王琪。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大安来到战俘营的当天夜里，就吸引来了另一名败类，叫唐巨升，东北人，曾在国民党207师当过班长。在唐巨升的撺掇之下，第二天早上，李大安和唐巨升跑到美军看守那里把战俘营里的几十名共产党员全部出卖。
美军看守管理部门见李大安一来便立功，加之李大安虽然身材不高，但是粗壮结实、横肉满脸，三角眼看起来很凶狠。便觉得此人是个俘虏官的极佳人选，当天便宣布成立战俘营警备队，让李大安做这个警备队的队长。
这是中朝志愿军战俘营中第一支由投敌战俘组成的暴力组织，在接下来的很长时间里，以李大安为首的暴力组织将会做出更多惨无人道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我军在解放战争后期补充了大量国民党俘虏进入入朝部队，因审查不严，一些坏分子在朝鲜战场上主动投降敌方。
比如，俘虏营中职位最高的联队长王顺清，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营长，俘虏中首任国民党支部书记魏世喜，原来则是国民党的一个中尉（这两人后来成为特务，均被我军捕获并严惩）。后来我方估计，确有约三千名所谓的“反共战俘”不愿回国。这些人与美、李特务勾结，迫害同胞的手段，甚至比特务更为残忍。
从此之后，战俘营里多了一个杀人恶魔——李大安。李大安随身必带两件东西：
第一件是一根结实的粗木棒。根据后来各种资料显示，被李大安的木棒打过的战俘高达上千名，被李大安用木棒打成终身残废的中国志愿军战俘更是多达百人。
第二件是一把是锋利的匕首。李大安手里的那把匕首也很有来历，竟是美军第八宪兵队中校司令从一把美式卡宾枪上取下的刺刀，上面还刻着两个英文字母：US。李大安用这把匕首杀死过4名同胞战俘，剜出过同胞战俘的心脏，甚至还割下了很多同胞战俘的身体上的肉。因此，战俘营中都说，李大安的匕首是被志愿军战俘的鲜血磨亮的。
自从李大安做了战俘营的俘虏官之后，便变成了一个杀人恶魔，有人说他是活阎王。他不断根据美军的意思，殴打、虐待、迫害志愿军战俘。但他不以伤害同胞为耻，不以做汉奸为耻，反而以杀人为荣、以打人为乐。
比如在巨济岛战俘营时，那里有一位被俘的志愿军营长叫杜资明。他在狱中联合共产党员战俘，组成了一个战斗小组叫“回国小组”，想以此把大家团结起来，和美军做斗争。但很不幸的是，此事被汉奸俘虏官知道后，李大安带着警备队员将杜资明吊起来狠打，而且专打身体的关节，残忍至极，把杜资明打得浑身不能动弹。
类似之事，实在是家常便饭。
巨济岛战俘营第七十二联队，这个被美军对外宣传的“模范战俘营”，全由李大安等叛徒等人控制。在这里面发生了非常多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残忍之事。战俘营里的志愿军战俘，不甘于被叛徒败类控制，进行了勇敢的斗争。比如在1951年9月和10月的时候，就发生过“共青团员敌后斗争小组”与李大安等争夺战俘集中营控制权的斗争。
但是因为战俘营的情况复杂，以张达为组长、丁先文等人为组员的共青团员敌后斗争小组被叛徒黄正权出卖，结果被李大安带着警备队抓起来，进行毒打，打得皮开肉绽。尽管如此，坚强的张达依然不屈服。
后来张达和丁先文因身体病重被转移到济州岛战俘医院，病好后，让他们回七十二联队，他们说“宁可自杀，也绝不回去”。美军再强迫，张达就装疯，丁先文自杀未遂，此事引起巨大震动，美军只得把丁先文送到由共产党员志愿军战俘控制的七十一联队。在战俘营，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胜利。
虽然张达在七十二联队组织的斗争失败了，但是不久由志愿军某团参谋长杜岗暗中成立的“回国同志战斗总部”，在斗争中取得了惊人突破。
他们趁七十二联队一百多名战俘到美军储运站做苦力的机会，精心组织了一次破坏行动，把美军的两个木结构的大仓库给烧掉了，还全身而退。美军十分恼火，但是却没有查出到底是谁干的。
在1951年11月初的时候，七十二联队在所谓的“自由大礼堂”搞了一场话剧。在战俘营里，这是战俘们的一种娱乐方式。也就是战俘自己组团排练节目，然后供大家欣赏。
那天上演的话剧内容是一个志愿军战俘不堪忍受战俘营的虐待，最后胜利逃脱的故事（原来是台湾特务指定的剧目，被舞台上临时改编）。这让负责治安的李大安等人恼羞成怒，便把话剧的主演林学逋抓了起来。
林学逋在参加抗美援朝之前，是川大的一名学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在志愿军某部担任英语教员。不过林学逋非常不幸，他的生命在战俘营里没能走到最后，在1952年4月7日，他的心脏被杀人恶魔李大安用匕首剜了出来，最后残忍杀害。
张子龙烈士遭遇更惨。因为拒绝参加“示威游行”和呼喊反动口号，特务们一拥而上，先狠狠抽了张子龙一顿耳光，然后把他吊起来用皮鞭抽了6个小时。6小时后，特务们又将张子龙倒吊起来，用木棒猛击他的头部，用火烧他的肚子，用大铁钉钉他的脑门儿，用刀子扎进他的太阳穴……
“还没有死，他没有死，割掉他的生殖器！”特务们发疯地喊叫。
鲜血染红了张子龙脚下的土地……
更大规模的强迫“甄别”开始了。美国人在巨济岛上的空地上搭起一个高大的审查室，所有的战俘都要在刺刀威逼下走进审查室听候宣判。
审查室的出口处由特务排成两条窄窄的通路，一条铺满鲜花，这是到对岸的“自由与光荣之路”?；另外一条路两侧是握着刺刀、匕首的特务，这是“回国之路”?。想回国就必须提着脑袋从这里往外冲，跑慢了不是刺伤就是刺死。第一个往外冲的志愿军烈士石振青，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砍死。
1951年8月3日，李大安为了表现自己的奴才忠诚，率先第一个在左臂上刺了字，以示忠诚，接着又有二百余叛徒跟着他一起刺了字。
接着，李大安为首的所谓的战俘俘虏官开始威逼利诱志愿军战俘刺字，开始的时候以刺字之后可以吃好、不用出工为诱，尽管如此，那些坚强的志愿军战俘依然不为所动，坚决不刺。
李大安见诱惑的效果不明显，便开始强逼，凡是抗拒者，除了毒打，还要进行各种审讯，比如疲劳审讯。更可恨的是，白天不给饭食，晚上把被子没收。
结果很多战俘最后被折磨晕厥或直接打晕，然后李大安便令人趁战俘晕厥，在他们身上刺字。在动员刺字的第一天，当天就有两名战俘被活活打死，一个叫曾玉田，一个叫张克武。
在那白色恐怖中，好多战俘在醒来后，发现身上的字，非常悲痛，便找到刀片忍痛刮去。还有人试图上吊自杀，为此李大安令人把被迫刺字之人的裤带、以及便于自杀之物尽数没收。
比如在志愿军某部担任见习参谋的张达，回忆战俘营的生活时，他写道：
“李大安叫人把我抓去，他们又用木棒打我，被折磨昏死几次，他们把我绑在帐篷杆子上，给我刺了字，我回到集中营，立刻用刮脸刀片把胳膊上的字刮掉了。但这个伤疤还留在我身上……”
一开始，李大安还令人把字刺在胳膊上，后来随着该事件的发展，战俘身上不仅增加刺侮辱性极强的字，而且还配了侮辱性极强的图，甚至不仅刺胳膊，甚至还刺额头。比如李大安在自己的供述中，就曾写过对志愿军某部张副营长的刺字经过：
“我把他（志愿军张副营长）打了一顿，令人强迫在他胳膊上刺了一个大猪，在猪身上刺了……（备注：八个字）”
就这样，在李大安为首的败类的操作下，到1952年3月的时候，七十二联队战俘营，8千名志愿军战俘，其中6千人身上都被刺上了字。与此同时，其他战俘营被迫刺字的也极多。
更为悲惨的是所谓的“甄别”。
杜鲁门、李奇微和克拉克已经向全世界撒下谎言：“有九万名共产战俘表示，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他们都宁死也不愿回到共产党那里。他们绝不愿意回去。既然这些战俘不愿返回，我们不能不给予他们庇护。若强行将他们送回去，那将是不人道的，相当于将他们推入火坑。”
美国人确实没有用刺刀逼迫战俘们回家，因为他们是在用刺刀威逼战俘们不得回家。美国宪兵整齐列队，手持刺刀顶在战俘的胸前，而美、李、蒋的特务则握着匕首，扛着大棒，站在俘虏身边，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拒绝遣返”请愿书，强迫他们一个个在上面按下手印。
谁敢不服从，便会遭到一顿棍棒交加的毒打，逼他们再次“考虑”，有时候甚至直接被打昏过去，然后抓住昏迷的战俘手指强行按下手印。最为残酷的则是当场打死战俘，杀一儆百，而如果战俘们敢于集体反抗，装备精良的美军便会立即实施武力镇压。
无数惨无人道的血腥事件接连发生……
自1951年12月开始，美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已经沦为阶下囚的战俘便成为美军的发泄目标。屠S、虐待、刺字、殴打成为了这个圣诞节美军的最新精神胜利法。美军所谓的“甄别”行动很快遭受到了战俘们有组织的抵抗，然而这种抵抗非但没有达到效果，反而让美军愈发疯狂，对战俘们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美军战史中显示：仅仅12月18日当天，就有14名战俘被打死，24名战俘被打伤。
1952年2月18日，一支美国部队将62号战俘营5000余人集中包围，由美、李、蒋特务对战俘逐个“甄别”?。中朝战俘不甘受辱，群起拒绝，美国人立刻机枪狂射，坦克狠碾，此次事件，中方被俘人员死亡75人，受伤139人。美军死1名，伤20余名。
据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1953年6月26日的报告：
4月6日，巨济岛第96号战俘营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被强行“甄别”时，共有3000余人遭到殴打；
4月8日，30余名战俘遭杀害；
4月14日，有1500多人被打伤。同日，第93号战俘营要求遣返的战俘70余人，被集合到广场上列队，遭到美军枪杀。
中朝战俘所经历的地狱般遭遇，并不是中国人凭空捏造的。据合众社记者的报道，“巨济岛的集中营已沦为一座恐怖之岛”，“暴乱、酷刑、暗杀等情形交织在战俘的日常生活中，呈现出一幅令人恐惧的画面” 。
两位充满正义感的西方人士，英国记者艾伦·温宁顿和澳大利亚记者威尔弗雷德，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对前线、板门店谈判现场、朝中方的战俘营，以及获释的朝中俘虏展开了广泛的调查和采访。战争结束后，他们共同撰写了一本名为《朝鲜战争俘虏问题内幕》的书。
这是一本在西方被禁的关于朝鲜战争的书，两位记者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依据停战协定的相关条款，在非武装地带内，巨济岛和济州岛扣押的约8000名朝鲜战俘及1万5千名中国战俘，正在与北朝鲜扣押的350名“联合国军”战俘进行交换。
国际遣委会成立后的几周里，成员们几乎每天都会听到从印度管理的集中营逃出来的俘虏，讲述那些中世纪式的野蛮行径和令人发指的事件。起初，委员们对此抱有怀疑，半信半疑。
但即便是最为怀疑的人也逐渐发现，不同时间、从不同集中营逃出来的人，所讲述的故事几乎完全一致。而且，他们刚从卡车上下来的时候，就立刻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众多问题，这无疑增加了其可信度。
显然，没人事先教导他们该如何回答。
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记者招待会，是在1952年9月27日召开的。
那天，65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其中大多数是军官。他们还未下车时，就已撕碎身上印有国民党旗帜的内衣，显露出全身布满印记的躯体。在这个大厅里，回荡着持续不断、愈加响亮的哭泣声。根据事先的安排，他们应当一一讲述自己的经历。
但记者会刚开始不久，就不得不把一位在一两天前遭受严刑拷打的归俘送到外面抢救。还有一位在讲述同胞们所经历的痛苦时，情绪激动得昏厥了过去，最后不得不把他背到外面救治。
有一个人的耳朵被割掉，腹部还留有一条弯曲的巨大刀疤，那是被国民党的刀子划开留下的。他们当中超过一半的人，因为“拒绝”刻上阻碍他们回归祖国的文身标记，四肢的肉被割得皮开肉绽，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痕。
志愿军战俘们回忆说，从8月20日开始，新的文身行动展开了。这是因为特务们在调查中发现，许多战俘将1951年4月刺上的文身标记割去或烙掉，这让他们暴跳如雷。于是，特务们下令对集中营中的所有人进行重新文身。
任何拒绝文身的人都会遭到毒打，并被捆绑在床上。一次文身由三个特务负责，往往要持续长达四个小时。
截至8月31日，关押在十个集中营中的1.5万名俘虏，几乎全员都被纹上了文身，只有极少数例外。美军心理作战部东京分部的负责人海恩森当时认为，只要彻底执行文身计划，就能确保这些俘虏不再怀有回家的念头。
在交换战俘的场地上，普利策奖得主、《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凯奇·比奇目睹了一名患有肺结核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竭尽最后的力气脱下美制军靴时，感到非常震惊。他带着悲伤的语气问道：“这些人为什么连这样好的军靴都不愿意带走呢？这双军靴质量相当不错啊！我想，在朝鲜和中国，像这样的好靴子并不多见。”由此可见，战俘们对美国人的仇恨有多么深刻，甚至将使用他们的物品视为一种屈辱。
恐怖的气氛和杀戮的阴影一直笼罩着，直到俘虏们离开集中营为止。
金京淑，一位曾在海州大学就读的女学生，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加入了朝鲜人民军。在美军仁川登陆后，她被俘于此。这位姑娘相貌美丽，乌黑的秀发披散在双肩。金京淑与她的难友回忆道：敌人以搜查为借口，将她们的衣服全部剥光后，赶进了一个房间。
不久之后，一群赤身裸体的男俘也被强行带入。一个美国军官说道：“听说你们共产主义者喜欢跳舞，那就跳吧！”在刺刀和手枪的威逼下，他们被迫开始起舞。美国军官们一边吸烟，一边哈哈大笑，显得极为得意，还用烟头灼烧姑娘们的胸部，施行了只有在医学杂志和法律记录中才能见到的恶行……
在仁川集中营，两位背着婴儿的母亲曾数次在刺刀的威胁下遭受凌辱。期间，她们不得不堵住婴儿的嘴……
一名因电刑而精神错乱的少女，在前往厕所时遭遇一名美军下士的拦截。尽管她的同伴们拼命营救，她依然不幸遭到侮辱，最终彻底失去理智……
许多被当作游击队员和朝鲜人民军成员逮捕的孕妇们，在完全没有基本医疗条件的情况下艰难分娩。虽然之后设立了产房，但美国人并未提供诸如奶粉等食物，长期处于饥饿中的母亲们无法分泌足够的乳汁来喂养新生儿。
23岁的金淑子，皮肤苍白而异常美丽，毕业于平壤金日成综合大学。她说道：“我和我的小女儿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我亲眼目睹了一位同志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因为无法忍受婴儿因饥饿发出的凄惨哭声，亲手掐死了婴儿。
我们多次举行示威抗议后，美国人才给婴儿们发放了一些食物。然而，他们随时可以通过中断粮食供应来惩罚我们。我们把写有‘婴儿不是俘虏，他们应当获得人道主义待遇’的标语挂在铁丝网上，但依旧无济于事。”
“三八妇女节那天，我们背着婴儿欢快地唱歌，却遭到美国人的催泪弹袭击。他们向23位母亲和23个婴儿投掷了三十多枚催泪弹，导致许多孩子此后病了好几个月。从停战那天起，直到女俘被遣返回国，敌人几乎每天都向她们投掷一到两次催泪弹。
美国的死亡集中营中归来的俘虏们身上，可以找到通过内外科手段施加暴行的证据。美国的消息也确认了这些远超出医疗范围的骇人犯罪行为。对于这些确凿的罪行证据，恐怕连美国人也无可否认。”
《美国医学协会月报》1953年第四期刊登了一篇论文，作者分析了对1408名细菌性痢疾患者进行的六种治疗方法。其中第六种疗法为：卧床休息、烤电疗法、必要时使用镇静剂、营养滋补及维持疗法等。
简单来说，这几乎等同于不治疗。患者被强制卧床，任由他们出汗、体质愈加虚弱，以观察不干预的情况下疾病扩散的速度以及各种治疗手段的效果。这使得许多病人愈发孱弱，虽然没有立即致命。部分痢疾患者得到了治疗，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场试验。
例如，仅四环素的使用上，有些患者每天服用8粒，有些服用16粒，甚至32粒，以此测试患者在饥饿状态下对磺胺类药物的吸收能力。在这样的实验中，许多病人最终因中毒而死亡。
1950年10月至1951年8月间，超过四千名患者相继死亡，死者几乎全部为痢疾病患。当时集中营的死亡人数难以准确统计，尽管如此，医院当局依然将患有严重腹泻的患者送回集中营，使得这些人继续在营中传播疾病，并最终在那里去世。
大量证据表明，在外科领域所进行的试验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板门店，众人普遍目睹了许多四肢被截断的惨状，数量之多令人震惊。调查显示，许多人手脚或四肢被切割成几段，宛如割牛尾巴一般。有些人甚至一条腿被截断了五六次。
一些患有与手术毫无关联的气管炎和胸膜炎的患者也遭到多次肋骨切除。从1951年4月至1952年7月，在这些残忍手术中幸存下来的第一集中营俘虏，仅有37人。
一个名叫金春山的俘虏回忆道，他的五根肋骨被不同的医生分别截断。敌人每次闯入医院时，都会按需挑选病人。若有人反抗，便会被注射一针药物，随后强行带走。
中国的军事外科医生对冻伤的战俘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根据他们提供的统计数据，冻伤患者中共失去了267条手臂或腿，这个数字占到了所有在中国接受治疗的冻伤者的惊人70%。他们指出，正是在朝鲜前线的美军医疗部队曾说过这样的话：“长期以来，保存性疗法一直是冻伤治疗的基本原则。”
然而，美国方面的统计显示，在纯属于冻伤范围内的肢体下部截肢手术中，有84%的病例是在正确截肢部位上方至少一分米处进行的，甚至有一名患者是在正确位置上方五分米处进行的手术。
在2172名中国受伤被俘者中，几乎有一半遭遇了双肢截断的命运。在所有6000名中国被遣返的战俘中，有1172人属于外科病患，其中84%的人因伤致残，丧失了行动能力。更为惨痛的是，有四人的四肢全被截去，仅剩下无依无靠的躯干。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整个美国军队中仅有22人被截去四肢；而在朝鲜战争中，整个“联合国军”中仅有4人遭遇同样的悲剧。
面对非人道的折磨，中朝战俘们进行了顽强的反抗。1952年2月19日凌晨，美国远东司令部联络队的哈里逊上士驾驶一架c-46运输机，飞临朝鲜黄海北道谷上郡上空，执行一项绝密任务。他的任务是向中朝阵地后方空投5名特务，这些人是从志愿军战俘中挑选，并经过日本人培训的。
在此之前，哈里逊已经执行了14次任务，空投了34名特务。当时，4名特务相继跳出机舱，轮到前志愿军见习报务员张文荣。这位沉着勇敢的中国战士，一直隐忍等待这一刻的到来。
当他跃出机舱的瞬间，果断地掏出手榴弹扔进了机舱，随着一声巨响，c-46轰然爆炸，在夜空中绽放成巨大的火球。张文荣在落地后，立即找到志愿军部队，并汇报了详细情况。
跳伞后被俘的哈里逊上士证实了张文荣的说法：“当我驾驶飞机飞至谷山郡上空时，志愿军的五名战俘相继跳伞，随后机舱内突然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飞机起火坠落。当天当地并没有高射炮，而且飞机在起飞前也经过了严格检查，不可能是意外事故……”
机智的中国英雄张文荣光荣归队，重新出现在志愿军的钢铁洪流中……
在巨济岛上，被俘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目睹了一些战俘自发斗争遭到特务有组织、有计划镇压的惨痛教训，从中吸取了人民军战俘在军官领导下进行有组织斗争的经验。很快，他们成立了秘密党小组和群众性的爱国组织。中国战俘营的地下党组织领导人迅速与人民军战俘的领导取得联系，并共同建立了统一指挥战俘斗争的秘密机构“联川司令部”。
“敢死队”成立后，那些残酷迫害战俘的败类在偏僻无人的地方遭到了痛打，而负责告密和监视的特务也常常“神秘失踪”……
不久之后，败类和叛徒们再也不敢随意活动了，许多营地变成了“解放区”和“小延安”。在那次“鲜花”和匕首的大甄别中，正因为有地下党的组织，五千多名中国战俘才能冲破刺刀和匕首的封锁，成功跑进直接遣返战俘的602联队……
1952年5月7日，一起震惊全球的“杜德事件”爆发，使美国颜面尽失。
为了抵抗美军的暴行，以及戳穿美国在全世界面前的虚伪宣传，志愿军第602和第76战俘营秘密组建了反抗小组，联合被俘的朝鲜人民军共同抗争。
面对全副武装的美军，第602战俘营首先举行了绝食抗争。在绝食抗争刚开始的时候美国方面并未重视，可随着志愿军战俘绝食抗争的延续，美国方面为了平息国际舆论，开始派人和志愿军战俘代表谈判。
为了麻痹对方，志愿军第602战俘营向美方提出要求：除了巨济岛战俘营最高司令官杜德准将以外，拒绝和其他任何人谈判。接到报告的杜德准将随后在大批武装警卫的护送下来到602战俘营，经过简单的恐吓以后，对于志愿军第602战俘营的妥协，自大的杜德准将认为面对美军的强大武装压力，已经从心理上摧毁了志愿军战俘的抗争，由此也产生了狂傲的麻痹心理。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第76战俘营也随即开始了绝食抗争。有了上一次武装恐吓的经验之后，傲慢的杜德准将只带领了十几名美军就来到了第76战俘营，和志愿军战俘展开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面对志愿军战俘的一系列要求，傲慢的杜德一面散漫的剪着指甲，一面敷衍的应付着志愿军战俘的要求。
1952年5月7日下午3点20分，正在双方谈判期间，一队挑着大粪桶的志愿军战俘从杜德旁边经过。面对刺鼻的气味，负责警卫的美军纷纷躲到一边。趁着美军警戒松懈的同时，志愿军战俘将一桶大粪水泼向了躲在旁边的美军。随后趁着混乱的时刻， 志愿军战俘一拥而上，将目瞪口呆的杜德准将抬进了战俘营。
杜德准将浑身筛糠，像摊泥似的瘫倒在地，连话都吓得不会说了。他再清楚不过他的战俘营里都发生了些什么，老实说，中朝战俘杀他一万次也不为过。
营地门外，大批坦克装甲车和美国步兵已经将76联队围得严严实实，面对他们的是一条七米长、两米宽的英文标语，上书：“我们生俘了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绝对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待我们和他进行正当的谈判完毕之后，就安全遣返给你们，如因严重的武装而造成的不良后果，将由你们完全负责。?”
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杜德向门外的美军亲书手令：?“为防止事态扩大和保证我的安全，我命令绝对禁止开枪，并同意立即召开全岛朝中战俘大会，协商解决问题，即令柯尔生上校将代表们接来，并将部队撤离第76联队。?”
战俘们给杜德腾空了一个一百人的帐篷居住，还用毯子和白布隔成卧室和办公室，让美军送来了一部电话机让杜德与外界联络，允许外边的美军按时送饭，甚至让美方安排了两个不带武器的美军士兵来服侍杜德，杜德不像在坐牢，倒像在度假。
李奇微、范弗里特都急了，新闻界已将此事告诉了全世界，这脸丢大了！
范弗里特急派第二兵站司令部参谋长格雷格上校飞往巨济岛平息事态。格雷格来到巨济岛，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他让单独关押的人民军13师参谋长李学九上校去说服战俘们释放杜德准将，李学九曾任人民军二军团作战部长，在战俘们心中有很高的威望。
可是李学九上校一进入第76区的院内，突然立即改变态度，成了俘虏的领袖了。上了当的美国人后来咬牙切齿地说“好像是特意派去了一个领导人似的”?。5月7日就这么过去了，中朝战俘们的壮举已经震撼了世界。
5月8日，76号战俘营里开了一次大会。战俘们以大量事实向杜德准将哭诉了美方迫害屠杀中朝人员的罪行，杜德无地自容。大会主席不断问他战俘所说是否属实，面对战俘们被强行截去的残肢断臂和目不忍睹的累累伤痕，杜德只有点头称是的份儿。
此时，在76联队门外，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已派美一军参谋长柯尔生准将接替杜德的职务。柯尔生上岛，首先调来一个坦克连和一个步兵营，接着又集中了第八集团军的全部一级射手准备镇压战俘。
此举过后还意犹未尽，他又从补给所领来大批防毒面具分发给士兵，他要放毒气血洗战俘营。美国人连杜德将军的性命都不在乎了，老实说，李奇微恨不得杜德马上死掉才好，那他们又可以向中朝脸上抹黑，更有借口残杀战俘。
可是，杜德准将“受到了像国王一样的待遇”?，?连治他胃溃疡的药都被战俘们要求送进来，聪明的战俘们一点儿把柄也没给美国人留下。在此种情况下，朝中战俘代表团就要同时与战俘营里的杜德、战俘营外的科尔生两个人谈判。科尔生和杜德通过电话交换意见，每天把他们商量的结果，由杜德向全体朝中战俘代表作口头答复；如果大家有意见，再向杜德和科尔生提出，由他们研究后重新答复。
此时，即将离开朝鲜的李奇微正质问范弗里特为什么不执行他“关于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建立并维持秩序的指示”?。为了让镇压力量更充实，李奇微甚至向巨济岛上派出了第八集团军的战略预备队—赫赫有名的187空降团。这就是美国将军李奇微在朝鲜下的最后一道命令，他要用坦克镇压手无寸铁的战俘！
李奇微恶狠狠地给范弗里特下了令：?“如果赤色分子拒不执行我的要求，或者进行拖延，我就决定开枪射击，而且要以最好的效果进行射击！”
接替李奇微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马克·克拉克，同样决定对战俘采取强硬措施。
就因为柯尔生和俘虏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血洗战俘营的计划才没来得及执行，克拉克以后竟在回忆录中恬不知耻地恨恨不已：?“柯尔生和俘虏的谈判，双方都做了一点儿让步，使得实现以武力救出的命令推迟了……和被关了起来的杜德通了电话这件事，反而让柯尔生吃了苦。?”
5月9日，范佛里特亲自到巨济岛来向科尔生面授机宜，并与战俘营里的杜德通了电话。
朝中战俘代表团在办公的帐篷里，摆满了各战俘营代表秘密搜集的美军虐杀战俘的文字和图片材料，包括他们自己编写的美军屠杀故俘大事记，美军远东司令部的机关报《星条报》、南朝鲜的《釜山日报》，以及美国报刊上登载的片断材料。
5月9日，杜德授意巨济岛战俘管理局和志愿军战俘代表签订了《美方战俘管理局认罪书》和《中朝战俘代表大会向全世界人民的控诉书》，向世界人民揭露了战俘营的真相，并向杜德提出四项条件：
第一，立即停止暴行，停止侮辱、拷讯、强迫写血书的做法，停止威胁、监禁、虐杀以及毒气、细菌武器的试验。按国际法保障战俘的人权和生命。
第二，立即停止对战俘进行非法的所谓自愿遣返。
第三，立即停止对数千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战俘进行强迫性的“甄别”。
第四，承认战俘代表团，并予以密切协作。
“联合国军”允诺以后按国际法给战俘人道待遇，自愿遣返问题由板门店决定。强迫甄别问题，只要杜德安全获释，将不再进行强迫审查，只要经过批准，同意组织人民军和志愿军战俘代表团。这样，除了第二条外，美国人全部承认了战俘营里的残酷迫害。
5月10日，杜德将军被放出了战俘营，中朝战俘一齐列队欢送他。
一个战俘代表问杜德：?“你在我们这里生活了几天，有什么意见？?”
天良未泯的杜德将一张写好的字条交给这位代表：“我在你们这里受到了最高的人道主义待遇。在非常困难的战俘营环境下，我的生活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在我们的谈判中，你们保证了我在言论和行动上的自由。今后，我一定尽自己的力量遵守协议，并为实现这个协议而努力。我感谢第76号战俘营的全体朝鲜人民军战俘，祝你们身体健康。?”
被战俘扣押了78小时又30分钟的杜德，在临出大门时，还向战俘代表挥帽告别。同日，柯尔生与杜德签署联合声明，承认发生过流血事件。
但是，在杜德被释放后，美方却彻底撕毁了朝中战俘与杜德签订的协议，接任李奇微任“联合国军”司令的克拉克，立即在全世界面前撕毁了美国人对战俘的承诺：?“柯尔生将军对共产党战俘的答复，是杜德将军的生命在危险中的重大威胁之下提出的。共产党的要求是纯粹的勒索……”
为了整肃战俘营的秩序，1952年5月13日，克拉克直接向负责战俘营警卫工作的美军第二师副师长博纳特下达了整肃命令。
美军首先将战俘代表，除女战俘代表外，其余全部扣留在第76号战俘营，后来又将这些代表作为“战犯”单独关押、审讯。然后把朝中战俘代表团全体成员被当成“战犯”关进监狱，一百多名手无寸铁的人民军战俘，又被美国最精锐的空降兵屠杀。
之后，开始了对战俘营的血腥镇压：
5月15日、17日，美军在战俘营连续枪杀朝中战俘；
5月20日，美方在釜山战俘营屠杀朝中战俘，朝中战俘伤亡86人；
5月21日，釜山第3伤病战俘收容所的战俘反对甄别，升起五星红旗表达他们回国的愿望，美军出动坦克武装镇压，打伤朝中战俘190人，打死35人；
5月29日，永川战俘营3名战俘被打死，10人重伤；5月30日，巨济岛战俘营打死打伤7名战俘；
6月2日，美军打伤巨济岛战俘营4名战俘。
6月10日，巨济岛战俘管理局看守美军，在从东京空运来的美军178精锐合成团的配合下，调集大量坦克和武装士兵，包围了巨济岛第76号战俘营，对中朝战俘展开了疯狂的报复 。面对美军的暴行，巨济岛战俘营中的中朝战俘，利用少量制造的土武器向美军展开了还击。
面对战俘们的反抗，气急败坏的美军竟然动用了毒气弹和喷火器，对中朝战俘进行了疯狂的屠杀。随后更是用刺刀对倒下的中朝战俘挨个补刀。两个小时之内共打死打伤400多名中朝战俘，第76战俘营更是被彻底摧毁。
同时为了延续震慑效果，不但强迫中朝战俘在身上刻反动标语，更是对倾向于遣返的40多名中朝战俘采取了挖眼，开膛，挖心的残暴行为。
巨济岛事件可以比肩甚至超过二战时期轴心国在集中营所做暴行。
美国虐待和杀害战俘的暴行引发了全球的愤怒，甚至连其最坚定的盟友英国也提出了抗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进一步揭示了事态的严重性，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应。
英国《雷诺新闻》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巨济岛的事件“让美国的言辞和甄别方式确实开始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并表示“自杜德和柯尔生事件以来，人们再也不会相信美国关于战俘不愿返回祖国的说法了”。
在“联合国军”的战俘中，那些被视为在战争史上享受过最人道待遇的英国战俘几乎一致签名，向正在南朝鲜视察的亚历山大将军递交了一封请愿书，呼吁他协助停止战争，停止对中朝战俘的杀戮。
他们还强调：“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未对我们进行任何报复。”甚至，英国政府还强烈要求派遣自己的代表直接参与板门店谈判。
美国政府发言人尴尬地表示：“杜德事件让美国在这一关键时刻，在整个东方蒙羞。”
美国陆军的处境同样极为尴尬。在官方编撰的《美国陆军史》中，军事历史学家拉塞尔·韦格提到：“陆军因巨济岛上战俘的暴动深感难堪，更为一位准将竟被自己俘虏的战俘所擒而羞愧不已……”
美国的正义人士也发声了。前明尼苏达州州长宾逊谴责美国军队屠杀战俘的行为，称其“与纳粹的残暴行径如出一辙”。
一向极度自信的艾奇逊不得不承认：“这场笨拙的军事行动，正如麦克阿瑟将军对鸭绿江发动的灾难性进攻一样，动摇了盟国对我们司令部精明判断力和能力的信任。”
在板门店，连一向脸皮厚如铁的哈立逊也哑口无言。面对南日大将义正辞严的谴责，美国人心知理亏，无话可辩，只能硬着头皮，强装镇定地苦苦支撑。
南日：“你们战俘营内接连发生了多次屠杀事件，为什么一次都没有给出解释？”
哈里逊：“我提议暂时休会。”
南日：“看来你无法回答我的问题。那我再问你，你是否认为，在对我方被俘人员进行公开屠杀后，且没有做出任何负责任的解释，你们现在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集结大批军队，甚至调集喷火坦克，准备继续大规模屠杀吗？”
哈里逊：“（沉默了长达五分钟）我现在以及将来都不打算再讨论这些问题。这些事实在帐篷外已经被提及。我提议暂时休会。”
南日说道：“我方被俘人员的生死安危，与此次会议息息相关。我们现在是在帐篷内开会，而非帐篷外。因此，你必须在帐篷里，而不是在外面，回应我们的提问。”
哈里逊：（无言）
南日：“你们为什么隐瞒了4月10日的流血事件，整整四十四天？”
哈里逊：?（深深地呼出一口气，依旧保持沉默）
南日：“你们凭什么用断绝战俘伙食的手段，来逼迫他们接受你们所谓的甄别？”
哈里逊：?（依旧低着头，保持沉默）
南日：“你们有什么理由不回应关于战俘生命安全的抗议和质疑？”
哈里逊：（沉默了整整五分钟）
南日：“为了让你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这些问题，我同意将会议暂时休会，明天在惯常的时间继续。”
哈里逊：“我同意。”（未等译员翻译完毕，立刻起身离开）
杜鲁门如芒在背，此刻，他已是陷入了内外交困、无计可施的境地。
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高涨，几乎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战争已持续了两年零四个月，除了越来越多的裹尸袋被运回国，军费开支不断攀升，通货膨胀加剧外，美国人民看不到任何实质性的战果。与此同时，国际上，连盟友都开始对美国发出抗议之声。
尤其糟糕的是，这一年恰逢美国大选，国内政治斗争异常激烈，让杜鲁门疲于应对。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四处宣称自己愿为达成“体面的停战协议”而尽力，甚至公开承诺，如果当选总统，他将亲赴朝鲜，结束这场战争。
前面提到的李大安，还专门有他的一个结局。
随着战争逐渐接近尾声、美国人更多开始考量自己的利益。于是，美军打算从这些战俘俘虏官中选一批忠诚的走狗，将其训练，然后派其潜入中国志愿军的腹地，去刺探军情。李大安，是不愿去的，他原想等战争结束去享受所谓的荣华富贵呢！
但是，美军的命令，他不敢不服从。
在1952年11月底，李大安被美军带到仙甲岛美军特训学校接受训练。
训练结束之后，李大安被带到汉城美军远东司令部派遣队。在那里，美军特务部门要求李大安自己选人，组织一个特别情报小组。李大安就根据美军的意思，从济州岛战俘营选了四名自己的“铁杆”，分别是王勤、刘飞、王怀礼，还有汪柱山。
李大安这四名铁杆，也经过了两个月的训练之后。李大安这个小组被美军正式命名为“李大安特别情报组”。每个人都取了代号，李大安的代号叫鹏飞。他们的主要工作将是以朝鲜北部的飞来峰山区为根据地，向四周辐射，尤其是向中国东北等地区广布间谍网，搜集中国志愿军的军事等情报。
声势搞得挺大、看似挺正规，却没发挥什么作用。
1953年4月22日夜，李大安一伙被美军运输机空降到目的地后，在这片地上连窝都没暖热，方向也许都没搞明白，李大安就被朝鲜碧潼郡内务署给意外抓住了，稍微了解情况后，便将其交给了中国志愿军部队。
接着，李大安被押送回国，关押在北京一监狱。
之后，经过严格审讯、核实后，李大安的罪行浮出水面，令人愤怒不已。看着李大安的供述材料，仿佛就能看到那一个个战友、同胞在李大安的棍棒和匕首下发出疼痛绝望、愤怒的声音，仿佛看到那一个个战友同胞在杀人恶魔李大安的匕首下逐渐丧失了生命。
时至1958年6月15日，各种材料搜集，都已充足，认为李大安犯下了四项重罪：投递叛国罪、屠杀我被俘人员罪、充当美军间谍罪、危害我国安全罪。于是，北京军区军事检察院就李大安一案向北京军事法庭提起公诉，请依法严惩李大安。
1958年6月21日，于北京军区看守所，对罪大恶极的李大安进行公开审理。法庭上，对于起诉书中所说罪行，李大安全部供认。
6月24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对李大安做出判决：处以死刑。
审判结果下来后，李大安吓得半死。此时，这个杀人恶魔竟然对死充满了恐惧。为了活命，李大安奢求从轻判决，竟然提起上诉。
于是，李大安的案件最后竟被提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进行再次审理，但是对于李大安这样罪大恶极的杀人恶魔，哪里有可能从轻处罚。7月5日，判决结果出来，申诉驳回，维持原判。接着，该审判结果被送到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面前。
董必武看到李大安案的详情后，非常震怒，如此之人，必须死刑。7月7日，董必武亲自签发了对李大安执行死刑的判决的命令。
一个投敌叛国的杀人恶魔，终于被绳之以法，那些被杀害的志愿军同胞，总算可以安息。1958年7月10日16时30分，李大安被押到京郊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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