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懋饭店的中餐厅里一排排水晶吊灯散射出耀眼的光泽。大长桌两边坐着几十位各行业的掌门，交头接耳地聊得热络。年轻貌美的服侍小姐端着各种美酒、果盘在大厅里来回地穿梭着。
虞和德与两位四十来岁的官员一同步入餐厅。傅宗耀、袁卿宸、胡老先生、张老先生等十来位会董们也尾随其后步入餐厅。在座的实业家和金融家们的眼光都向他们身上投去。那两位戴着金边眼镜的官员在长桌顶头位子坐下，虞和德坐在了主位，理事们分别在长桌的两边坐下。
大厅寂静下来。虞和德起身说：“各位会董及会员们，这位便是大名鼎鼎的林济雍先生，是资源委员会工业联络组组长；现今兼任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的主任。他曾经指导义士引爆日本旗舰出云号，虽未炸毁敌舰，但日本大将因此震伤身亡。所以，他是名副其实的抗日英雄呢。另一位是严耀宗先生，大家应该是熟悉的，同在上海滩做生意共事多年了，又都是总商会的会董。他现任迁移委员会的副主任……今日请各位来商议工厂西迁，建立西南经济复兴基地的大事，具体事项请林主任向各位宣讲。”
在热烈的掌声中，林济雍站起身来双手抱拳向大家客套了一番，说了几句官话方才进入主题，说：“日本人在一九三五年初，就提出所谓的中日经济提携的主张，说什么：‘工业日本，农业中国’，其含义毋庸赘言，无非是想奴役中国人罢了。委员长在一次关于民族复兴的讲话中提到：‘一个国家要在世界上独立生存，能与各国并驾齐驱，获得自由平等的地位，第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工业发达。农业国在经济上总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同时，在政治上限于被压迫的地位。外国人常说我们中国是农业国家，表面虽没有什么轻侮的意思，而实际含义就是说：我们农业国家应当将所有的生产品和劳动力供给他们工业国驱使。更明白的讲，他们工业国就是我们农业国的主人。我们农业国就不能不做他们工业国的附庸！’我们只要理解了蒋委员长讲话的内涵，就应该知道：我们不想被列强所奴役，要救国图强，就必须加快我们国家由农业国进化为工业国的速度！抗日救国是艰难卓绝的长期的斗争，必须有强大的工业实力方能取胜。我们保存国家的工业实力，就是保存民族复兴的基础。日本人已经在攻打上海了。各位社会贤达选举产生的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经政府批准已经正式成立，即日就开始工作。我在此把委员会的名单向各位宣读一遍。”
他宣读的名单里有总商会的会董和各行会的理事长。周天瑞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林济雍接着说：“迁移委员会的成立，应感谢胡老先生，亏得他多方奔走联络，政府才考虑拨给巨额资金，用作补助西迁工厂的迁移费。”
严耀宗插嘴道：“这点我是见证者。胡老先生多次呈文到最高决策者手中，阐述了民营工业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引起了最高当局和各部委办的共鸣，这才有了拨款六十万援助民营工厂内迁的决定。”
“胡老先生原本就是实业界的翘楚么！”
“胡老先生德高望重，无量功德呢！”
众人交口赞扬声中，胡珏蕴老先生站起身来，双手抱拳向众人致意。接着，严耀宗又在长篇大论地叙述着政府对西迁的企业发放补贴的具体事项。
现实主义的企业家们为获得更多的迁移补贴，纷纷起身发言。陆鸿鹏首先站起来，说：“大华钢铁厂生产的几款钢材，已经在我国制造的坦克和汽车上使用了，所以大华钢铁厂的西迁涉及国家军工产业……钢厂的仓库里储存的材料可够一年的用量，还有不少贵重金属都是很难搞到的，战争期间更是如此。如果被日本人占领，无疑会资助敌酋的实力；因此，希望迁移委员会优先拨给大华钢铁厂西迁的费用，让大华钢厂尽快实施西迁。”
林济雍听后频频点头，并在本子上记着些什么。荣敬斋接着说：“工厂拆迁至西南是大势所迫，不得不如此。但工厂比不得家庭，铺盖一卷就可走人。机器设备是几百吨、几千吨的物资，动辄就是巨额的费用。各位都清楚，荣氏企业有几十家工厂，先不说要花多少运费，仅运输就不可能做到的。所以，企业西迁，我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么！”
林济雍说：“政府考虑到各位的困难，动用国帑来帮助工厂内迁。装箱费每立方尺补贴三角五分，若机器设备运到武昌每吨补贴五十三元，各工厂成品运到镇江每吨补贴运费十二元；具体条款请各位到助理处索取文本，以便对照使用。各位实业家们，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各位当以国家为重，深明大义为政府解忧，尽快内迁重庆。实在迁不了的可以搬到浙江、江苏先避避风头，总之，不能把资产留给日寇。我提议：各位把手头的存货价格再降低一成，尽快出货收回头寸。收回来的钞票都存到中央银行里去，到重庆可以提款建新厂。千万不可存到外国银行去，避免打起仗来外国银行撤离而无处提款。具体怎样办，请银行家席老先生给各位讲解。”
席懋公先生转起身来，讲了把钞票存到中央银行于国于民的各种好处。他号召大家把存在外国银行的资金回流到中国银行来，以增强国家金融实力。他说：“打仗就是打钞票，中国人不能把钞票放给外国银行，让日本人从外国银行借了钱来打中国人！尤其是不能把钱存到正金银行，那就是直接资助了日寇。凡是在正金银行的存款，立即全部转入中国银行。这就是最大的爱国行为！”
众人报以热烈的掌声。林继雍说接着：“凡考虑好了要迁移西南的，请到严副主任处去登记，以便迁移委员会审核拨款。这里我的交代一句，政府发放的迁移费数量较小，实难满足迁移工厂的需求；只能优先给军工制造工厂发放，然后才是按照谁先申报先给谁发放。请各位务必积极报名，以便尽快申领迁移费。”
严耀宗说：“各位要报名的请到我的写字间，有助理会替各位办理申请登记手续。”
当下有数十人挤到严耀宗的写字间去申请登记。周天瑞搭眼望去都是些上海滩着名的公司，如：大华、大鑫、顺昌、大公、中国建设、中华无线电、华生、龙章、天原、天盛等四十多家企业已作出了西迁四川的决定。而后，上海迁到内地的工厂计有一百四十六家，这些工厂在西南工业体系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是国家工业中兴的主要力量。
然而，也有更多的老板们驻足不前。他们所虑的是工厂搬迁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毕竟自己的根在这里，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都在这里；搬到西南去，人生地不熟的，两眼一摸黑，那才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呢！
周天瑞开完会就急忙赶回公司的写字间，坐在大班桌前回味着会议的内容。他伸手把精致的巴拿马雪茄盒挪到了跟前，打开烟盒取出一支雪茄，用切口器在雪茄的根部切开一个小口，插进一支细麦管。他把雪茄噙在嘴唇间，用打火机点着雪茄后猛吸一口，朝空中吐出一股向前翻滚着的烟柱，头脑瞬间变得清晰起来。
今日会议的宗旨无非是，凡涉及军工的工厂全都要搬到西南去。民营企业也要尽可能拆迁到西南去，为民族复兴打下基础。工矿企业拆迁到西南，那可是伤筋动骨的大事情！可笑严耀宗这个愣头青，年纪轻轻的就当上了拆迁办副主任，说话不知轻重还乱唱高调。他竟然说什么：此次事变非局部性，乃中日长期抗战之事。如果不把机器工厂内迁，一旦落入敌手等于变相资敌，因此，纵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尽快内迁。
我当即毫不客气地反驳道：年轻人，拆迁工厂可不是做篇官样文章，喊几句上不着天下不接地的虚夸口号那么容易！一家工厂机器设备动辄就是几百吨、上千吨，拆运到重庆的费用就是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且不说异地重建所需材料、人工、家属安置等多项开支了，那都是拿银子说话呢！你说是政府有补贴。政府的补贴是：装箱费每立方米三角三分，运到武昌每吨补贴五十三元，产成品运至镇江每吨补贴十二元。你可晓得，这点补贴不及实际花销的百分之二三，我得填补大笔的资金呢！只怕是如此伤筋动骨地迁到了重庆，企业再也无力继续生产了。况且，三二年的淞沪抗战，也不过打了十余日便又恢复平静。上海毕竟是国际大都市，欧美等国家不会任凭日本人胡作非为的，必定会出面干涉的，也许个把月就太平无事了。
严耀宗这个嫩口黄雀却说：您老可是上海工厂拆迁委员会的委员，又是上海五金机器制造行会的理事长，需带头做个榜样呢！你们看看，这个小赤佬竟敢当众老三老四地教训起我来了！不错，拆迁委员会是给足了我面子，给我封了个拆迁委员会的委员头衔，但总不能为了这个头衔就要我耗尽家产来做个什么榜样么！
周天瑞忿忿不平地拨通了亲家公傅教授的电话，咨询淞沪会战发展趋势。傅教授分析道：“淞沪会战国军坚持不了几个月的。政府都搬去了武汉，说明政府都认为上海、南京都守不住的。打这一仗，政府只为在国际上保住点面子，阻止日寇的进攻速度，破灭日寇吹嘘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而已，并不能把日本兵阻挡在华东。政府的战略是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持久战来破灭日本人速胜的企图。由此看来，淞沪会战主要目的是政治目的而非军事目的，你要是没有个长期准备，对企业来讲是很危险的。”
周天瑞频频点头，认真地听着亲家公的分析。听了亲家翁的分析，他不得不考虑做收缩经营的布局了。战争期间，原材料必定供应困难，如何维持公司正常经营不至于停产；保持产销平衡，技术人才不流失，为战争结束后的发展积蓄些实力，这才是稳妥的应对策略。他早已考虑到上海被日本兵占领后，市面混乱，乱兵抢夺工厂财物的事情也必定会发生的。好在四行仓库毕竟是官方的银行仓库，有士兵把守的，安全性就强很多。因此，他让周培康把公司一些较贵重的产品和原材料都运去四行仓库存放。比如：铜材、钨金、银子等贵重的材料，还有数千包的棉纱和棉布都存放在四行仓库，战事稍缓，便可拿出来用的。至于资金么，他早就让乐毅把银子都存到了香港的花旗银行。他自己想想么，也算是思虑周全算无遗策了。日本人么，把中国军队打退，再逼着中国政府签个城下之盟，达到了目的就完事了。
周天瑞逐日向总商会、四明公所、以及各行会打听，看看其他老板们有啥行动。一连数日，老板们并没有真正行动起来，大多数是不愿意动迁的。他思忖道：一动不如一静，走一步看一步，且看形势发展如何再做相应的对策。他依旧按部就班地坐在公司的写字间里发号司令。
窗外的防空警报又恐怖地鸣响了起来。日本人的轰炸机黑压压地布满天空，开始大轰炸了。日机集中轰炸工矿企业集中的闸北、虹口和杨树浦区域。连续数日的大轰炸中，日机竟然大量使用燃烧弹，把华商的工厂和居民区炸得大火遮天，房屋成片地燃烧倒塌，一条又一条的街道成为废墟。东百老汇路、公平路的住宅区起火，兆丰路仓库、百老汇路等工业区和居民区也被烧成焦土。虹口、杨树浦、闸北和南市街道两旁皆成废墟，无数的店铺以及住宅均被炸成瓦砾。
日军轰炸机在工业区投下重磅炸弹，纱厂相继中弹起火。德兴纱厂被炸毁烧尽，车间、布厂、写字间、工人宿舍、饭厅、货栈、物料仓库等均被炸毁。工人们拼命从废墟里抢运出工友们的尸体和机器设备。机器上面皆是工友们的斑斑血迹。德仁纱厂的两个细纱车间被炸成了瓦砾堆。两个纱厂各项物资的损失，如原棉纱布、在制品、机物料等，合计约价值法币二百余万元，二十一名工人死亡，四十余工人受伤。
见此情景，周天瑞泪眼婆娑地给工会友们操办了后事，给家属发放了抚恤金。此后，他的心情大异，一连几日都躺倒在床不能理事。周培康出面主事，在公共租界借了房子，把死难工友的家属们安置了进去。
上海受损工厂竟达五千余家。荣家企业在上海的申鑫各厂，除开在租界内的申鑫二、九厂未遭战火破坏外，其余各厂均损失惨重。各项物资的损失，如原棉纱布、在制品、机物料等照当时估价达五百余万元。
粤系永安纱厂部分厂房建筑和机器设备被战火所毁。华商纺织厂近三分之二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工人死伤数百人，损失总计约值数千万元。损失惨重的华商们各自逃命不及，有的变卖了家产回到老家去当寓公，有的干脆抛弃工厂，卷了细软一走了之；更有一夜之间成为赤贫者，竟往黄浦江里一跳，一了百了。
原本人满为患的工厂街区而今杳无人迹，唯有残垣断壁在腥风血雨中凄厉呼号着。后来的史学家、经济学家们论断：原本中国已经步入了现代化的路途，是日本的侵略阻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日本人持续无差别的大轰炸，把老板们炸醒了。迁移委员会的门口人满为患，老板们急着想把工厂尽快迁移。周天瑞也决定把机器制造工厂的资产迁往西南，纺机工厂搬到租界。他让周培康去与周伯夷和周毓隆两人商议，开出迁移重庆的物料清单。周伯夷和周毓隆认为迁移重庆建机器工厂，主要生产各类机床和军工产品，不但机器要精良，连技工都要高水准的。他们开出了一张清单交给父亲审批。
周天瑞拿到物料清单一看：技工一百十五人，主要机器为车床、搪床、剪床、磨床、铣床；主要生产各种机床、起重机、翻砂工具、汽轮机等产品。看完清单，他紧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些许欣慰地笑颜。看来，这两小鬼头有些豪情壮志的，是想再创一家机器厂呢！他当即就签了字，批准把这些物料交给他俩迁往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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