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后不到48小时，潇湘省政府办公厅一纸红头文件正式下发：“关于设立中部协同治理秘书处筹备办公室的通知”。落款日期为6月3日，文件编号为“潇政办发〔2020〕38号”。
这不是一份简单的文书，而是一道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先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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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设在星城市南部新区，占地面积近3000平方米，办公场所即为即将交付的“星辰平台”一期大楼A座5层整层。机构编制隶属于潇湘省政务服务与大数据管理局，与国家发改委中部地区协同司、星城市政府共同承担筹建职责。
这意味着，星城市将在区域治理层面承担起“中部指挥枢纽”的角色——不仅仅是经济合作的中转站，更是未来制度创新、数据共享、产业规划乃至干部交流的交汇地。
李一凡亲自审定秘书处架构：主任由潇湘省政府副秘书长周立德兼任，副主任三人，分别来自江淮、赣南、鄂西三省外派；综合协调、制度研究、产业发展、数字治理四个处室同时设立，潇湘本地干部占核心比例。
“用潇湘干部的执行力，去搭载五省的协同构想。”
李一凡在办公会上这样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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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协同治理机制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而此时的京城，林建国正在政务院常务会议上汇报：“潇湘在制度性建设方面迈出关键一步，建议将星城市定为国家级‘区域协同治理样板市’。”
一位副总理当场质疑：“星城的体量尚小，是否适合上升到国家样板市？”
林建国淡然一笑：“星城的体量小，是城市；但星城的治理架构，已超越城市。它具备平台化政府、财政统筹模型、数据中枢、舆情风险管理与新型干部体系五大特征，符合未来治理方向。”
姜承远当场附议：“中部协同治理样板市，不是深圳的翻版，而是一个治理平台型城市的雏形，正好在星城市身上得以试验。”
政务院总理拍板：“可行，作为南部以外的新型治理样板，落子中部，给全国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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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凡站在星城市市政府会议室，望着窗外正在拔地而起的星辰平台。他的秘书陈晓峰低声提醒：“李省长，国家发改委来电，建议‘潇湘协同治理试点区’写入2020年全国区域发展政策汇编。”
李一凡点点头：“写，我们不仅要进文件，更要进结构。”
几天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潇湘打造中部协同治理新引擎》，点名“星城市将构建区域协同神经中枢”。
这不是普通的报道，而是一种“定调”——媒体用词已经从“合作试点”跃升为“治理结构重塑”，李一凡在这条战线上，赢得了压倒性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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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潇湘省内也开始调整战略重心。
发改委主任张廷山主持制定《中部协同发展五年行动计划》，提出五大任务：
1.\t建立跨省重大事项会商机制；
2.\t建设中部数据共享中台；
3.\t推动财政协调预算制度试点；
4.\t制定协同产业目录；
5.\t建立干部交流轮岗计划。
李一凡在审议会上指出：“中部五省协同，不是把握一个窗口期，而是创造一个周期性优势。我们不能等外力推动，而要用结构性改革，变一次试点为一次跃迁。”
星城市长李志远当场提议：“是否将星城财政云平台全面开放至五省协同系统，作为第一个治理接口？”
李一凡看着这个曾经的常务副市长、如今的市长，语气平稳而坚定：“很好，这将是星城进入国家治理中枢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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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十天里，发生了两件关键事件。
第一，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支持潇湘建立中部协同治理示范区的意见》，提出五项政策支持，三项专项资金倾斜，并将星城市纳入“国家数字治理样板试点城市”名单。
第二，李一凡带队亲赴江淮省，与陶铭泽共同出席“中部先进制造协同平台”揭牌仪式，宣布启动“星合双核”计划，计划在三年内形成1.2万亿元产业体量、60万人才总量、20个协同项目落地。
这场仪式不仅在国内引起震动，甚至在外媒中也频频亮相。
英国《经济学人》撰文称：“大夏在中部构建了一种区别于东部城市模式的制度合作原型，其治理基础由数据、财政与组织三轴驱动，具有极强的复制性。”
李一凡收到这篇文章后，只是轻轻点头：“这是平台之上的共识，是新秩序的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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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夜色深沉。
李一凡独自走进星城市城北新开通的“中部协同数据枢纽”——一个由凡星智库前期参与筹划、现由省级大数据中心统一接管的运营平台，连接着全省130余个系统，汇聚五省800余项数据接口。
他戴上眼镜，站在数据墙前，看着每一项实时流动的指标。
“教育数据同步完成。”
“产业规划图谱生成中。”
“财政共享接口已接入豫东、赣南。”
“跨省干部信息验证成功。”
“高风险地区预警已传输至四省中枢……”
那一刻，他仿佛听见了整个中部，在他的治理体系下，有了第一次“心跳的共振”。
这一晚，他写下日志最后一句话：
“真正的改革，不是颠覆式的爆破，而是悄然生长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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