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定正式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之前，赵顼对王安石进行了最后一次的“面试问答”。这一天王安石刚给赵顼讲课完毕，按照常例这时候王安石就该告退了，可赵顼特意将他留了下来。
赵顼说道：“爱卿啊，朕觉得一个帝王想要有所作为就必得一个能臣的辅佐才能启用成事。比如唐太宗得到魏征，再比如刘备得到诸葛孔明，然后他们之间才成就了一段君臣佳话。”
王安石回道：“陛下如果是尧舜，则必引来皋、夔、稷、契这等贤臣来辅佐，陛下如果是商高宗武丁，则必有傅说前来相助，至于魏征和诸葛孔明，他们皆不能与上述的能臣贤吏相提并论。但是，如果陛下没有振兴家国之宏图大志，那么即使天下有贤臣在世也终将被势力之徒所淹没。”
王安石是在委婉地提醒赵顼要做一个心有大志的圣君，可身为帝王的赵顼对此却另有看法。他说：“这世上并不缺胸怀大志的君王，但即便是尧舜之时也有饕餮、穷奇、梼杌、混沌这类的四凶。”
赵顼显然是在诉苦，而王安石正好抓住这一点给赵顼上了一课。他说道：“陛下你说的没错，但尧舜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圣君，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能够明辨忠奸并对奸邪予以铲除。如果他们任由四凶恣意妄为，那么皋、夔、稷、契又岂能成为上古俊贤呢？”
从这次的对话里我们能够很明显地看到王安石这是在向赵顼索要绝对的信任和支持，他要想变法成功就必须如此，否则他最后指定会重蹈当年范仲淹和富弼的覆辙。当这对君臣的谈话和交心进行到这个阶段其实也就意味着赵顼对王安石的考察已接近尾声，经过大半年时间的问对与交流，尤其是王安石在这大半年里以皇帝侍讲的身份为赵顼详细讲解了他关于变法的种种细节和步骤以及其中所涉及到的各种利弊，赵顼对新法的实施已然是心驰神往乃至是迫不及待。
时值公元1068年的岁末，赵顼登基已经快两年时间了。在这两年里他其实没有干什么大事，整个帝国都处在一种平稳的过渡时期，但这平静的背后却是一幅伟大宏图的徐徐展开。赵顼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来考察王安石并了解新法的各项名目、内容以及可能产生的各种利弊得失，这种沉稳和镇静在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身上无疑是很难见到的。即使如此，在决定正式任用王安石之前，赵顼还是决定再次向现任的几位宰执大臣以及身边的近臣征求意见，而王安石则像是一个应聘的求职者一般只能耐心等待那份录用通知书的到来。
赵顼这次首先问询的人是宰相曾公亮：“朕想重用王安石把他提升为参知政事，爱卿意下如何？”
曾公亮在这之前就已经数次举荐了王安石，对此他当然是举双手赞成。然而，轮到参知政事唐介时，赵顼却被唐介当面泼了一盆凉水，唐介直言不讳地说王安石此人不可以大用，其论与前宰相韩琦可谓是完全相同。
赵顼质问道：“你说王安石不可大用，那你觉得他到底是才学不足还是能力不足？”
唐介回道：“王安石有才但却比较固执，他的想法很多但却大多都不切实际，如果陛下要重用他恐怕会导致法度大变继而乱及天下。”
曾公亮和唐介二人在退出大殿之后，唐介仍然对曾公亮在赵顼面前大力举荐王安石耿耿于怀，他对曾公亮说道：“我把丑话说在前头，陛下哪天如果真用王安石主政，天下必然为其所乱！”
这边询问完曾公亮和唐介的意见，赵顼转过头又询问自己的近臣、知审刑院兼侍读孙固：“你觉得王安石可以担任宰相吗？”
孙固回答：“王安石文行甚高，让他当个翰林学士给陛下出谋划策就可以了。可是，宰相之人必有宽容之度，王安石气量狭小不能容人，陛下要想从贤臣之中擢升宰相，那么可以考虑一下吕公着、司马光和韩维这些人。”
看得出，由于十年前给仁宗皇帝赵祯呈上的那一道天下闻名的以变法图强为核心要义的万言书，此时的王安石在朝臣当中早就成了极富有争议的一个人，朝臣们对王安石的这种两极分化的态度也着实让赵顼在决定重用王安石之时感到多少有些为难。诚然，他极其中意王安石及其所力主的新法，可为相者必须得能服众，要不然这国家就没法治理得好，所谓的新法更是无从谈及去推行和实施。
有鉴于朝中不少大臣都对王安石的为人和心性颇有微词，对于其治国理念更是争议极大，所以赵顼并不打算直接将王安石从翰林学士提升为宰相，而是先将其按照合理的升迁程序升任为参知政事。如此一来，尽管实际上主持国家各类改革事务是王安石，但在名义上无论今后签发什么文件或是出台什么改革措施都由名义上的那位宰相来替王安石挡箭，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反对者们今后会将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王安石。说白了，赵顼给他自己和王安石都留下了一片足够广阔的战略缓冲地带，这样也就不至于哪天改革派和反对派会直接进行正面对决。
当然，在正式的任命下发之前，赵顼也不忘敲打一下王安石：“有人认为你只懂治国之术，但却不晓民间实情……”
赵顼的意思就是提醒王安石切莫药不对症，王安石当然深知其意。他回道：“治国之术本就针对于世间百态所生，后世的腐儒酸丁多是死脑筋，所以他们才认为治国之术与民间现实严重脱节，但实际上是他们自己脑子太过僵化不懂变通。”
“那爱卿如果执政，当首先从哪方面下手？”
王安石的回答很简单，只有六个字：“变风俗，立法度！”
变风俗立法度？这六个字看上去轻描淡写，可它却让整个宋朝的官僚阶层闻之色变！
何为变风俗立法度？简单举例而言，以前我们这个国家崇文，现在我们要尚武；以前我们以儒治国，现在我们要以法治国；以前我们大宋精致奢华今朝有酒今朝醉，现在我们要低调朴实撸起袖子埋头苦干；以前我们这些官老爷不缴税不纳粮只是专心致志地为人民服务，现在我们也要每月依法纳税为国家建设添砖建瓦。再比如：以前我们茅台五粮液大鱼大肉，现在我们黄酒老白干青菜豆腐；以前我们在酒吧里左拥右抱疯狂摇摆，现在我们只能在自家庭院里独身吟唱。在此基础上，国家还会以法令的形式将这种社会和生活模式予以确立，而且这还仅仅只是说社会生活层面的变化，可新法所涵盖的领域并不止于此，农业、军事、经济、贸易、文化和教育等领域都会相继迎来全新的改变！
在此请问王大人：你这样搞让宋朝那些习惯了躺平享乐的小资和商绅权贵们可怎么活？你让这百年以来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怎么受得了？这样岂不是要天下大乱？
闻听王安石在赵顼面前说出的这句六字言，此时远在汝州的富弼气得差点当场吐血。不过，作为庆历年间那场着名的变革运动的倡导者和制定者以及实施者，富弼马上就有机会以保守派领袖的身份亲自参与到这场即将开始的新旧两派的斗争中。可是，当这个机会来临之时，富弼却是哭笑不得，因为富弼怎么都没有想到赵顼为王安石所选择的那个挡箭之人竟然就是他这个保守派的领袖。
公元1069年2月，在自己登基整整两年之后，赵顼正式下诏拜观文殿大学士、判汝州富弼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随后，翰林学士王安石被升任为右谏议大夫兼参知政事。
富弼回到京城见到赵顼的第一句话就是针对王安石的“变风俗，立法度”，他以不点名的方式对赵顼说道：“ 听闻陛下准备对国政大计进行更张，此必是有小人向陛下进谗言，惟小人才喜动作生事，如此才可满足其个人私欲，还希望陛下能够明察啊！”
富弼明显是在指责王安石是个投机分子乃至是小人一个，更是坚决反对更改目前的国政方针。也不知道当富弼说出这一句“惟小人才喜动作生事”的时候会不会想到庆历年间的那个自己，还是那句话，富弼如今已经不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那个夏雨荷是何等模样了，他老了，不想折腾了，就一心想要安度晚年并在这看似繁华似锦的盛世之中入土为安。国家？百姓？天下？他没有心思和精力管这些了，可是，当我们都冷静下来想一个问题时就能发现富弼这些人此时的本质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赵顼都穷得没有钱给自己的父亲准备一副上等棺材板了，国库空虚如此竟然还要守着既往的政策继续走下去，如此下去宋朝会变成什么样？
反观宋朝的士大夫阶级、商人和地主阶级，这些人从他们的祖辈开始经过百余年时间已经被历代的大宋天子给养得肥肥胖胖，所谓的改革不外乎就是要将整个国家的蛋糕进行重新分配，这些人能没有意见吗？如此说来，这个一心想要搞事情、被富弼指责为“喜动作生事之徒”的王安石能被既得利益集团的绝大多数人所待见吗？
我不讳言，本人是变法派的支持者，但我还是想说，王安石的变法从一开始就显得有些生猛了。正如我之前谈到文彦博初次为相的那些改革举措时所言的那样，如果王安石能够再多点耐心，如果他的变法也采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那么他所受到的阻力未必会有那么大。然而，谨慎如当初的文彦博，他后来又是什么下场呢？有句话说得好，历史从来都是现场直播，没有彩排和假设。
随着富弼的拜相以及王安石的入主中枢，宋朝的宰执班子如下：首相富弼，次相曾公亮。参知政事分别是：唐介、赵拚、王安石。王安石论资历排在最后，但论权力却是最大的那一个，事实上他才是真正的大宋宰相。
至此，新法的大纛终于在宋朝的都城高高竖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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