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庆，唐代同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活跃于武则天执政时期，因手刃杀父仇人、引发中国古代礼法关系的经典论战而名留青史。他的生平虽无详尽史料记载，但其为父复仇的壮举与案件引发的思想碰撞，成为后世探讨情、理、法平衡的重要范本，承载着儒家伦理与封建法制的深层博弈。
徐元庆出身平民之家，其父徐爽曾为地方小吏，后遭时任县尉的赵师韫无辜杀害。古代社会“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的儒家礼教观念，深深植根于民间伦理，父亲的惨死让徐元庆立下复仇之志。为避人耳目，他隐姓埋名，辗转投身于京畿要道的驿站之中担任仆役，耐心等待复仇良机。下邽地处长安与洛阳之间的交通枢纽，公文传递、官员往来频繁，已升任御史的赵师韫作为朝廷监察官员，必然会有途经此地并在驿站留宿的机会。徐元庆凭借过人的隐忍与谋划，在驿站中潜伏多年，始终未放弃复仇的决心，其蛰伏之举既彰显了孝道的坚定，也暗藏着对司法不公的无声抗议。
武周天授年间，时机终至。赵师韫因公途经下邽，果然入住徐元庆所在的驿站。徐元庆趁其不备，亲手将其斩杀，了却复仇心愿。与寻常凶犯不同，他并未逃亡，而是主动前往官府自首，坦陈复仇始末，神情大义凛然，毫无惧色。此案一经发生，立刻引发轩然大波：一方面，徐元庆为父报仇的行为契合《礼记》中“父仇不共戴天”的礼教准则，深得民间舆论同情；另一方面，他斩杀的是朝廷命官，且案发于京畿重地，公然挑战了封建国法与皇权权威，如何处置成为摆在武则天面前的棘手难题。
武则天起初倾向于遵循礼教传统赦免徐元庆，以顺应民心、彰显仁政。然而，时任左拾遗的陈子昂却提出反对意见，他在《复仇议状》中力主“礼法兼顾”，主张“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先依法判处徐元庆死刑以维护国法尊严，再对其孝行予以表彰以彰显礼教精神。这一“先诛后旌”的折中方案，既顾及了封建法制的权威性，又不违背儒家伦理的核心诉求，恰好契合了武则天巩固统治的政治需求，最终被采纳实施，徐元庆伏法而死，其孝行则被朝廷公开褒扬。
百余年后的中唐时期，徐元庆案再度被翻出，引发新一轮思想论战。文学家柳宗元撰写《驳复仇议》，尖锐批判陈子昂的主张，认为“既诛且旌”是“渎刑坏礼”的矛盾之举。他提出礼法本质同源，目的都是“防乱止暴”，若父亲确系含冤被杀，复仇则合礼合法，应予以赦免；若父亲罪有应得，复仇便是抗法逆上，当依法严惩，绝不可赏罚并行。柳宗元的观点直指案件核心——司法公正的前提是理清是非曲直，而非简单的礼法折中。同期大儒韩愈则从程序正义出发，在《复仇状》中主张此类重大案件应上报尚书省集体商议后由皇帝定夺，将最终裁决权归于皇权，以实现“经律无失其指”。
徐元庆的一生，虽以复仇伏法落幕，却成为撬动中国古代礼法思想演进的关键支点。他并非主动挑战秩序的叛逆者，而是封建时代司法不公的受害者，其复仇之举既是个人孝行的极致体现，也是底层民众寻求正义的无奈选择。而围绕此案的百年论争，从陈子昂的礼法折中，到柳宗元的礼法合一，再到韩愈的程序规范，本质上是封建统治者、士大夫阶层对“情与法”“礼与治”关系的持续探索。
此案的价值远超个体命运本身：它揭示了封建时代礼法冲突的必然性，推动了后世司法实践中对“原情定罪”原则的重视，即在依法断案的同时兼顾社会伦理与民众情感。徐元庆的名字之所以能跨越千年被铭记，不仅因其孝勇之举，更在于他的事迹成为后世反思法治与德治关系的永恒范本，见证着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对公平正义的不断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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