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苏永强是支持胡步云，还是敲打张悦铭，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强化他自己作为“最终裁决者”的地位。
他明确要求，所有重大事项，包括重要项目审批、重大资金调整、副厅级以上干部任免，都必须及时向他个人汇报。
他像坐在一个精密天平中央的裁判，手里握着小小的砝码。
胡步云那边力量强了，他就悄悄给张悦铭那边加一点码，或者反过来。
他绝不轻易让任何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
他甚至享受这种微妙操控的快感。看着胡步云拿着新能源的成绩单来找他支持下一步动作时，他会在肯定之余，轻描淡写地问一句：“听说宇豪同志在浩南，最近和那个民营房企走得很近？要注意影响啊，步云。”
一下子就让胡步云刚冒头的一点得意烟消云散，变得谨慎起来。
而当张悦铭试图通过汇报工作来诉苦，暗示胡步云“手伸得太长”时，苏永强则会一边喝着茶，一边慢悠悠地说：“悦铭啊，步云同志冲劲是足了点，但也是为了工作嘛。你是老同志，要多担当，多配合。政府工作千头万绪，你还是要挑起重担，不能有懈怠情绪啊。”
既点了张悦铭一下，又堵住了他撂挑子的可能。
在这位“走钢丝大师”的精心调控下，北川政局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冰冷的平衡。胡步云在划定的范围内奋力开拓，张悦铭在限定的底线内顽强防御，而苏永强，则超然其上，仿佛一切尽在掌握。
于是，北川省表面平静的湖面下，各方势力都在重新校准自己的航向。
张悦铭在短暂的惊魂甫定后，迅速转入了更深层次的战略防御，而胡步云则不得不接受“僵局延续”的现实，将主战场转向更具建设性也更考验耐力的领域。
张悦铭稳住阵脚后，其“文胆”梁文渊的活动愈发高调。
梁文渊牵头成立的“北川绿色发展与国际合作研究院”迅速运转起来，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北川能源转型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报告。
这些报告数据详实，引经据典，表面立场客观中立，但核心论点无不指向“能源结构调整需尊重历史与现实基础”、“警惕激进转型引发的区域性金融风险与社会成本”、“传统能源产业的升级与人力资源再培养应是当前重点”。
其中一份报告甚至详细“测算”了若按某些激进方案过快削减煤炭产能，可能导致的地方财政收入缺口、相关产业链失业人数，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报告虽未点名，但其针对性昭然若揭，为张悦铭在政府系统内对新能源项目“严格论证、缓步推进”的策略提供了看似坚实的理论依据。
梁文渊本人更是频繁亮相于各类论坛和媒体访谈，以学者身份呼吁“理性看待北川的能源家底”，“转型不能搞一刀切，要留下足够的缓冲期和过渡带”。
他言辞恳切，甚至带着几分“为民请命”的悲悯，成功赢得了部分依赖煤炭产业的地市领导、担心失业的产业工人代表，以及一些思想保守、求稳怕乱的老干部们的共鸣。一时间，“梁教授说得在理”、“转型不能冒进”的论调在省内某些圈子里颇有市场。
这手“阳谋”玩得相当漂亮，将利益之争包装成发展路径之争，用学术话语为政治防御构筑工事。
然而，梁文渊的好日子并没持续太久。胡步云此前拜访的两位恩师，开始发挥定海神针般的作用。
德高望重的欧阳松教授率先发声。他联合了北川省内外十几位在经济学、环境科学领域素有清名的老专家、老教授，以“北川大学校友学术沙龙”的非正式名义，召开了一场小范围但级别很高的研讨会。会议主题定为“高质量发展语境下地方能源转型的路径选择与风险辨析”。
会上，欧阳松并未直接批评梁文渊，而是从学理角度，逐一剖析了近期流行的几种“保守转型论”在方法论上的缺陷、数据选取的片面性以及对国家宏观战略理解的偏差。
他言辞犀利，逻辑严密，指出：“任何脱离国家‘双碳’目标大势、片面强调局部困难和短期成本的理论，无论包装得多么精巧，都是短视的，甚至是有害的。”其他与会专家也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绿色转型的紧迫性和可行性，强调“阵痛不可避免，但机遇更大”，“关键在于顶层设计和政策协同，而非因噎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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