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三年（620年）八月十三日，窦建德政权治下的共州（今河南辉县）县令唐纲杀死刺史，率全州归降了唐朝。
前日夜，共州城头悄然换上了唐字旌旗。县令唐纲手提血淋淋的窦夏刺史首级，在衙署前庭点燃起三堆狼烟，这是与唐军约定的归降信号。
三年前还在隋朝为吏的唐纲，亲历了王世充部将李世积（投降唐朝前原名徐世积）在此地降窦建德的屈辱，而今终于等到了雪耻之机。这位文官出身的县令竟以淬毒匕首刺杀窦建德留任此地的刺史，事成后才发现刀刃已卷，虎口撕裂的血混着仇敌之血渗入青砖。
关于唐纲所杀的刺史姓名，现存史料中并无明确记载，这是隋末唐初地方政权更迭过程中常见的历史信息缺失现象。根据《资治通鉴》及胡三省注的记载，该刺史为窦建德任命的共州最高行政长官。
窦建德于武德二年（619年）十月攻破黎阳，俘获李世积，随后控制卫州及周边地区。《旧唐书·窦建德传》载其败亡时\"府库图书尽为太宗所得\"，但共州这类边缘属州记录未被收录，这也是后来唐朝政治需要，玄武门之变后，史官淡化了开国皇帝李渊时期归降者事迹，唐纲本人也再未见于其他记载。当时窦建德正与罗艺在幽州激战，对河南属地控制力有限，这是导致唐纲叛归唐朝的直接原因之一。
黎明时分，唐军斥候持节入城，惊见城门内堆积着三十七具窦军尸首，皆是唐纲率衙役、狱卒突袭所杀。更令人震撼的是粮仓大门洞开，新收的粟米被特意铺成\"唐\"字图案，这是向李渊表明心迹的无声誓言。此役不费唐军一兵一卒，却为李世民东征王世充打通了太行陉道，更在窦建德河北腹地撕开一道血口。史书未载的是，那夜共州城隍庙的壁画突然剥落，露出前朝画师预言的谶语：\"黑鼠啮象，文臣屠将\"，竟与唐纲的出身属相暗合。
继共州唐纲归降两日后（八月十五日），邓州城头也已悄然易帜。这座位于洛阳东南约二百三十里（今直线距离约130公里）的军事重镇，在五个月前刚被郑帝王世充的军队攻占，此刻却因地方豪强的反正重归唐朝版图。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八载，当夜\"邓州豪右执王世充所署刺史来降\"，这场兵不血刃的易帜背后，折射出王世充政权在河南统治的深层危机。
作为扼守汉水上游的战略要冲，邓州北控三鸦路直通伊阙，南连襄阳可达江汉平原，其得失直接影响洛阳东南门户安危。
三鸦路是古代连接南阳盆地与洛阳盆地的重要军事通道，得名于沿路三处形似鸦嘴的险要关隘。该道起自南阳盆地北缘的鲁阳关（今河南鲁山县西南），向北穿越伏牛山脉，经今南召县境内的鸦河河谷，最终抵达伊阙（今洛阳龙门石窟所在地）。
该路段全程约150公里，分作\"北鸦\"（伊阙至汝州大安镇）、\"中鸦\"（大安至鲁山分水岭）、\"南鸦\"（分水岭至鲁阳关）三段，其中鲁阳关段即楚汉时期的\"三鵶路\"，《读史方舆纪要》称其\"自昔南北战争，走三鵶如涉平地\"。
伊阙即今洛阳市南郊的伊阙山，因伊水穿山而过形成天然门阙得名，现存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即位于此。此地距洛阳故城约12公里，两山夹峙形胜天成，《水经注》载\"昔大禹疏龙门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北流\"，自春秋时期便是洛阳南部门户，秦始皇曾置伊阙关，汉晋至隋唐皆为拱卫东都的军事要冲。
三鸦路北端直抵伊阙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南阳盆地与洛阳盆地的战略捷径，邓州势力经此道北上可朝发夕至威胁东都，这正是王世充政权对邓州易帜深感震恐的地缘根源。
王世充在五个月前（武德三年三月）攻克该城后，虽委任有刺史镇守，然《旧唐书》《新唐书》皆未载这位刺史姓名，足见其统治根基在当年已非常薄弱，不值一提。这位无名刺史赴任仅五个月即遭城内豪强擒获，暴露出王世充郑政权对地方控制力的严重不足。而发动反正的\"豪右\"虽未留名青史，但从其能迅速控制州城来看，当为掌握乡兵部曲的地方大族。
八月十五月圆夜，邓州城东坞堡骤然升起九盏赤红孔明灯。城内地方豪强率三百庄客扮作献礼队伍混入王世充设立的刺史州衙，八名壮汉抬着的\"中秋贺礼\"木箱轰然炸裂，跃出的竟是两名披甲死士。王世充任命的刺史正在庭中接待来宾，手中银杯尚未放下，咽喉已被死士淬毒袖箭贯穿，这位刚从洛阳赴任的刺史至死仍紧攥着半块胡麻月饼。
当这位倒霉的刺史尸体倒地之时，城南粮仓突然烈焰冲天，这是反叛的豪强与唐军约定的归降信号。五个月前王世充破城时埋藏的六千石军粮，此刻化作了照亮唐骑入城的烽火。
此时距李世民准备发动洛阳围城战尚有两个月，邓州反正犹如一柄利刃插入了郑国腹地。自洛阳向东南经广成关至邓州，沿途汝、鲁诸县皆在郑军控制下，但邓州易帜使得这条防御链出现致命缺口。唐军可经此直接威胁南阳盆地，与武关道唐军形成夹击之势。
王世充为应对危机，不得不分兵加强南线防御，这为后来李世民在洛阳战场的决胜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场看似地方性的反正事件，实为中原战略格局转变的重要节点。
又过了两日（八月十七日），梁师都集团驻守的河套平原上突然扬起唐军旌旗。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八载，梁师都部将张举率千余精兵自石堡归降，这座位于夏州东境（今陕西横山区东北波罗堡附近）的军事要塞易手，标志着唐朝对朔方割据势力的战略挤压取得突破性进展。
张举其人虽在两《唐书》中未有专传，然据《元和姓纂》《新唐书·梁师都传》残存记载推断，其当为朔方豪族出身，隋大业末随梁师都起兵于雕阴郡（今陕西绥德），因骁勇善战累迁至镇守河套东大门的石堡守将。其所驻石堡雄踞无定河北岸，控扼夏州（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与胜州（今内蒙古准格尔旗）间要道，与西侧梁洛仁镇守的银城（今陕西榆林鱼河堡）形成犄角之势。
这场看似普通的边塞守将投诚，实暗含隋末朔方军政格局的特殊性。梁师都政权以\"大度毗伽可汗\"之名联结突厥，其麾下将领多具胡汉双重身份。张举作为汉姓将领能镇守河套要冲，侧面印证其家族在朔方汉人部众中的影响力。
张举镇守的石堡据点归降后七日，史载\"突厥遣师来会梁师都\"，可见此举迫使梁师都加速向突厥求援。更具战略意义的是，张举部归唐打通了延州（今延安）北出河套的通道，为次年段德操破梁师都于夏州的战役预作铺垫。
此石堡虽非天宝年间与吐蕃血战的河湟石堡城，却在初唐统一战争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既是胡汉势力交织的缩影，更是中原王朝重整北疆秩序的重要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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