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负责与日方接洽的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陆军一级上将）向日方代表，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提交了一份并没有任何签字的会谈备忘通知（并非正式备忘录）。这就是所谓的《何梅协定》。
这份“协定”虽然没有让日方达到所有目的，但也成功使得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军事机构撤出河北，刺激了日方策动“华北自治”的进一步野心。
9月，驻屯军新任司令官多田骏中将公开声明称要推动“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自治”。
面对日方步步紧逼，此时主持平津地区防务的29军军长、平津卫戍总司令宋哲元（陆军二级上将）致电何应钦：
“华北情形，不言公均明了。我国虽弱，系自主国家，求平等、求自由；侵占我土地，干涉我内政，决不能认为友邦……望对华北亦早指示方针。哲元能维持暂时，不能永久。”
11月下旬，在土肥原及日本天津特务机关策动下，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12月，国民政府被迫撤销了北平军分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担任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
虽然这个委员会也是国民政府向日方妥协的产物，并且遭到了当时华北爱国人士的反对，还引发了同月9日的学生运动（一二九运动），但是宋哲元主政下的华北毕竟还是得以继续在南京中央政府的名义下维持主权管理。
此时宋哲元对日方的基本态度是：表面亲善，实际敷衍，决不妥协。同时采取：不说硬话，不做软事。对南京政府拥护，大事服从命令，小事权宜处理的方针。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旧军阀出身的宋哲元也达到了他个人获得权力，实行军事割据的深层次目的。
1936年（民国25年）日军开始增加天津驻屯军兵力，经过调整后拥有两个步兵联队的兵力，同时还加强了战车、骑兵、炮兵、工兵及航空队等技术部队。
日方对外宣称驻屯军兵力为5700人（实际兵力不详，据中方估算在1万人以上）。这期间驻屯军正式更名为”华北驻屯军”。司令部配有直属炮兵联队、战车、骑兵、工兵、通讯、宪兵各兵种部队及军医院、军仓库等。
这是一支高度合成，在当时拥有现代化独立野战能力的兵团。
北平南郊丰台火车站由29军驻守，日本驻屯军一部驻扎在车站东侧，与中方部队相距不过几百米。
6月26日，几名中国士兵在铁路一侧遛马，不料飞驰而来的火车突然鸣笛使得军马受惊，有一匹奔入日军营区，随即被扣。中国士兵前往交涉，却被日方拒绝。
次日，一名朝鲜籍日本特务到中方营地闹事，期间又有数十名日军士兵赶来寻衅滋事，而后与中国士兵发生械斗。
事后宋哲元为息事宁人，以道歉、赔偿了事，但拒绝了日方将部队撤出丰台的要求。
8月底，又有日本浪人无故闯入中方军营闹事，再次与中方士兵发生肢体冲突。日方再次无理要求中方部队撤离丰台，宋哲元依旧只是答应赔钱、惩办“肇事者”。
9月18日，当天下午中国军队在附近演习结束后返回营房，途中与一部日军在街道正好相遇，由于道路狭窄双方无法错身而过。日军队长随后带领两名骑马士兵冲入中方队列，在这个特殊日子里，中方士兵气愤不过，用步枪枪托击打日军马匹，一时造成混乱，双方发生对峙。
日军第1联队长牟田口廉也随后率一个大队日军赶到，并将中方负责的连长扣押。此时驻防丰台的是29军37师，师长冯治安得到通报后立即命令一个团出动增援，随后以两个营分两翼包抄日军，最终迫使日军停止挑衅返回营地。
事后，宋哲元为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引发更大冲突，将丰台驻军撤离至2公里外驻防。
多年后，“九一八”事变策划者之一、日本陆军中被认为最有政治头脑和战略思维的石原莞尔认为这次事件是导致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直接诱因。
日本军人就是在这种不断寻衅中一点点抢占新的地盘，以至于胃口越来越大。
10月，宋哲元迫于日方压力，与其外交官员签订了多份经济合作协定，但其后在南京方面电令下终止或更改了协议中的项目。
11月，冯治安接替宋哲元兼任的河北省主席一职，前往保定赴任。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哲元发表声明表示将全力维护华北地区治安，并继续听从中央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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