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统勋接旨后当即调集最高法院精干力量，直奔京师警察局，将瑟瑟发抖的赵三、孙五、周八，瘫软在地的张彪，以及包庇他们的分管狱政主事郭峰当场抓获，搜出大量受贿银两。
刘统勋押着人犯走出警察局时，围观百姓的欢呼声险些掀翻街巷。
这沸腾的人声，恰好落在不远处茶楼上的伏尔泰一行耳中。
孟德斯鸠将杯中清茶重重顿在桌面，瓷杯与木桌碰撞发出脆响。
他看着街面上被押解的狱卒那副魂飞魄散的模样，眉头拧成川字。
“看似雷霆反腐，实则是专制君主的权术表演。
刑罚的存废全凭一人意志，今日能因民愤废除酷刑，明日便能因一己之私恢复苛法，这与我们抨击的暴君统治，本质有何不同？”
卢梭指尖划过茶楼窗棂，目光扫过那些欢呼的百姓，语气带着几分冷然。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民众的反应。他们将君主的‘恩赐’视作救赎，却未意识到，免受酷刑本是天赋权利，而非帝王的仁慈。
这样的顺从，正是专制体制赖以存续的土壤。”
伏尔泰放下手中记录的羽毛笔，神色虽有沉吟，却立刻反驳了两人的论调。
“诸位未免过于偏激。我始终坚信，开明专制是推动国家革新的最佳路径。
清国皇帝的作为，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他能敏锐察觉基层暴政，以皇权雷霆纠错，废除沿用千年的酷刑，这绝非欧罗巴君主所能为。”
伏尔泰指尖轻点桌面，语气笃定：“更何况？欧罗巴多少王国仍在沿用火刑、车裂，君主们闭目塞听，任由官吏鱼肉百姓。
而这位清国皇帝，不仅通晓西洋学问，还主动邀请我们讲学，允许学子批判新政。
他的权力虽集中，却用在了革新与民生上，这正是我所推崇的‘哲人君主’典范。”
“典范？”狄德罗摇了摇头，指着街面上维持秩序的警察。
“你看这些执法者，昨日还在纵容狱卒施暴，今日便摇身一变成为‘正义的化身’，他们服从的从来不是律法，而是皇权的意志。
这样的法治，不过是君主手中的工具。”
达朗贝尔附和道：“基层官吏敢如此妄为，可见专制体系的弊病根深蒂固。
即便皇帝开明，也难以杜绝所有黑暗。这与你口中的‘哲人统治’，仍有本质差距。”
伏尔泰却不认同，他翻开记录册，指着前日与弘历谈论哲学时的笔记。
“专制并非原罪，关键在于掌权者是否具备开明的心智与革新的决心。
对于大清这样疆域万里、族群繁杂、积弊深重的庞大帝国，开明专制本就是最优统治选择，君主集大权于一身，方能冲破既得利益的藩篱，快速推行新政、破除百年沉疴。
清国正在推行度量衡统一、三级法院落地，这些变革若如欧罗巴那般，议会与王室相互掣肘、党派纷争不断，恐怕三十年也难有这般变革成效。
所谓治理，终究要以民生改善为标尺，而非拘泥于制度的形式。”
伏尔泰看向街面上刚张贴的审讯公告，上面详细列明了张彪等人的罪行与量刑。
“你们看，官府没有掩盖丑闻，反而公之于众，以儆效尤。
这说明清国皇帝知晓民心的重要性，也明白法治的根基在于公正。
或许清国的体制仍有缺陷，但有这样一位开明君主引领，未必不能走向更完善的境地。”
孟德斯鸠冷笑一声：“你太过高估君主的‘开明’了。
权力会腐蚀人心，今日他能推行善政，明日便可能因野心而施行暴政。
唯有建立权力制衡的制度，才能从根源上杜绝风险。”
“制度固然重要，但脱离现实的制度不过是空中楼阁。”
伏尔泰反驳道，“清国有着千年的专制传统，百姓尚未形成民权意识，此时推行三权分立制度，只会引发动荡。
不如让开明君主先行革新，待民智开启、社会进步，再逐步完善制度，这才是稳妥之道。”
两人争执间，茶楼楼下传来一阵马蹄声。
几名士兵簇拥着一辆马车驶过，车身上“中华日报”的标识格外醒目。
车窗半开，官吏正将刚印刷好的公告分发给百姓，公告上“从严审讯，绝不姑息”的字眼格外醒目。
百姓们纷纷啧啧称赞，有人高声喊道。
“皇上说了，以后行刑都要有人监督，再也没人敢私用酷刑了！”
卢梭看着这一幕，眉头皱得更紧。
“所有的正义都依赖于君主的‘恩赐’，这恰恰是最危险的。
当权力不受约束，今日的‘英明’或许就是明日的‘暴政’。”
伏尔泰却从这一幕中看到了希望，他站起身。
“我们与其在此争论，不如亲往讲学现场一看。
清国皇帝允许学子畅所欲言，这在任何专制国家都难以想象。
若清国的学子真能自由表达思想，若这位君主真能接纳异见，那便足以证明，这不是普通的专制，而是值得期待的开明之路。”
孟德斯鸠与卢梭对视一眼，虽仍存疑虑，但也认可了这个提议。
他们起身整理衣袍，决定前往即将开讲的京城各大学府，亲耳听听清国的学子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自由表达思想。
而此时的养心殿内，弘历正翻阅着刘统勋送来的审讯奏折。
当看到张彪等人不仅收受孝敬钱，还曾多次滥用酷刑虐待囚犯时，他眼中寒光更盛，提笔朱批。
“即刻行刑，曝尸三日，以儆效尤！”
……
北京政法大学。
礼部尚书顾廷仪侧身引路，伏尔泰、孟德斯鸠一行踏着平整的水泥路踏入校园。
西式红砖教学楼错落排布，实验室里望远镜、蒸馏器等仪器整齐陈列，公告栏上“政体之辨”“宗教争议”“神权与王权”的辩论预告，竟全是欧罗巴学术界避之不及的敏感议题。
草坪中央，绝大多数围坐的学子热议“君主统治的合理性”，青衣学子朗声道。
“大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若没有君主集权统筹，朝堂扯皮十年也难落地。
如今边疆安稳、百姓富足，正是因为皇上能跨越派系，以雷霆手段推动变革，这不是独断，是大国治理必需的决断力。”
附和者补充：“西洋诸国疆域狭小尚可试议会制，大清拆分权力只会陷入藩镇割据，百姓遭殃。”
树荫下，师从刘墉、戴震的学子聚焦“权力制衡”，身着华服学子手持书本从容开口。
“君主集权高效毋庸置疑，但风险亦存。历史上明君少庸君多，即便本朝皇上开明，也需防权臣蒙蔽、官吏舞弊。
我们并非否定君主，而是要让君权运行在律法框架内，皇上设三级法院、反贪局，本质就是制衡权力的尝试，唯有将‘明君之治’转为‘制度之治’，新政才不会因人而废。”
石桌旁的宗教讨论直击核心，尤其让西洋学者动容。
发言的学子大多师从吴淑度，不少人还参与过《炎黄会典》的编撰，观点带着典籍编撰过程中沉淀的思辨。
“《炎黄会典》早已明确，华夏文明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法为纲’，国家律法高于一切宗教传统！
这不是空谈，而是大清的治理根基。”
一名曾参与编撰的学子举例：“不管是儒释道信徒，还是西洋传教士，只要触犯律法，便一视同仁，此前江南地区有西洋传教士禁止教众为祖先扫墓，称‘教义高于孝道’，结果被地方官依律警告，若再犯便驱逐出境。”
他进一步阐释：“我们编纂《炎黄会典》时便反复研讨，宗教是心灵寄托，传统是文化传承，但二者都不能凌驾于律法与公序良俗之上。
传教士若干预地方事务、强迫信众放弃宗族祭祀，即便有教会庇护，也必受惩处。
信徒若借宗教名义偷税漏税、聚众闹事，同样难逃律法制裁。
皇上划定的这条红线，正是守住了法治的底线。”
这番话让伏尔泰等人瞳孔骤缩，这不正是他们毕生追求却难以实现的目标？
欧罗巴教会长期凌驾于律法之上，垄断知识、迫害异见者，国王登基需教会加冕，甚至因宗教争端血流成河，而这个东方学府里，一群年轻学子，竟将“律法高于宗教”视作理所当然的治理准则。
更让他们震惊的是，不远处的长椅旁，几名同样师从吴淑度的学子还在讨论“神权的虚妄”。
一名学子直言：“欧罗巴教会宣称‘君权神授’，实则是为了掌控世俗权力。
《炎黄会典》明确定义‘华人’以文化与认同为根，而非神权背书。
我大清以‘民心’为统治根基，皇上推行新政以民为本，百姓吃饱穿暖、权益有保，自然拥护君主，何须神权加持？”
旁边学子附和：“西洋教会垄断知识、迫害异见者，而我大清兴办新式学堂、鼓励自由探讨，这才是文明进步的正道。
神权不应凌驾于人权与律法之上。” 这般直白质疑神权的言论，在欧罗巴足以招致火刑，在此却能坦然争论。
敏感议题并行不悖，学子们穿梭辩驳却无人身攻击，主持辩论老师仅适时点拨。
“诸般主张皆有依据，关键在适配大清国情。” 无半分斥责阻拦。
伏尔泰握紧手中的羽毛笔，笔尖因激动微微颤抖，他们在欧罗巴苦苦抗争的“律法至上、破除神权垄断”，竟在这个东方国度的学府里，成为学子们自由探讨的寻常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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