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嵘的主要着作
《诗品序》
译文（参考）—1）：
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而景物又感动人，所以被激荡起来的感情，就表现在舞蹈和歌咏中。
照耀三才（天、地、人），辉映万物，神灵有待它（诗歌）来祭祀，幽深微妙的意旨有赖它（诗歌）来阐明，感动天地鬼神，莫过于诗歌。
（第一段提要：说明诗歌的产生及其作用。文中认为：外物感动人，产生感情，因而表现为歌舞。这是对的，但对诗歌的作用，说得如此神秘，夸大，却是错误的。）
从前《南风》歌的言辞，《卿云》歌的颂词，其意义是深长的。夏歌（中唱道：“郁陶乎予心”）、楚谣（指《离骚》中写道：“名余曰正则”），其诗体虽不全是五言，但上述二句已是五言的开端了。
至汉朝的李陵，开始创立五言诗这种体裁。古诗年代久远，作者与创作年代，很难详细知晓，从体裁推断，（这五言诗）必是汉朝而非周末的作品。
汉朝（西汉）的王、扬、枚、马等人都以词赋着称，没有听说有诗歌传世。从李陵到班婕妤，约百年间，（创作五言诗的）除了一个女作家，就只有李陵一人而已。
诗人的风度都已缺失。东汉二百年中，惟有班固创作了五言《咏史》诗一首，却枯燥而无文采。
到了建安时代，曹操父子很爱好文士，曹氏兄弟成为文坛领袖。刘桢、王粲是曹氏父子左右辅佐之人。较次一等的人物，攀附曹氏父子，作他们部属的更多，以百数计。建安时代文学大盛。
建安以后，文学逐渐衰微，这种颓势到晋朝才停止。在太康年代中间（十年），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然兴起，继续了前代的成就，使文学得到中兴。
永嘉时（六年），尊重黄帝、老子（道家始祖），较推重于谈论道家玄虚之理。当时《诗经》的十篇，其辞偏理，淡而寡味。东晋时玄言余波尚在流传，孙绰、许询、桓、庾等诸公的诗，都像玄学《道德论》论文，丧失了建安文学的特色（慷慨悲凉的情调和富于现实性的内容）。
郭璞、刘琨已开始在改变玄言诗体，提倡清刚之气，赞成美俊，只是敌不过写玄言诗的人多，对当时影响不大，未能动摇整个玄言习俗。
义熙（东晋安帝年号）中，谢益寿继起创作（山水诗），很有文采。元嘉（宋文帝年号）中，谢灵运的文学成就很高（才高词盛，富艳难踨），超过了刘、郭、潘、左诸人。
原知曹植为建安之杰，刘桢、王粲次之。陆机为太康之英，潘岳、张协次之。谢灵运为元嘉之雄，颜延之次之。
上述曹植等人，都是五言诗的代表人物，着名的文学家。
（第二段提要：本段探讨五言诗的发生、发展及其不同流派的演变过程，并简要地评价各时期的主要五言诗人。）
四言诗体，文辞简约，含义广泛，学习《国风》、《离骚》，便可获得很多；但每每苦于文辞繁多，而写出来的意思较少，所以近世很少有人娴熟四言诗。
五言诗在诗歌中处于重要地位，是众诗体中最有味道的一种，所以很适合于世人的口味。世人爱好五言诗，是因为它可以不写具体的事情和形体，用它来抒情写景最细致贴切。
诗歌有兴、比、赋三种写法。文已尽而意有余，是兴。因物喻志，是比。直写其事，寓言写物，是赋。
兴、比、赋三义的作用很大，作诗时斟酌运用三义，以风力作骨干，加之以文采的润色，使人玩味到它的诗意，则觉得余味无穷，听到它的吟咏则心中深受感动，这是诗的最高造诣。
作诗若专用比兴，缺点在于意思太深奥，意思深奥，文辞就会出现生硬的毛病。作诗若只用赋体，缺点在于意思太肤浅，意思肤浅则文辞就松散，轻浮油滑而无所依归，必然产生芜杂散漫的毛病。
四季气候、景物的变化（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对诗作者的感情是有影响的。欢聚的诗寄以亲热之情，别离的诗寄以哀怨之情。
屈原被谗放逐（着《离骚》），王昭君和亲匈奴；或尸横北方的田野，或魂逐野草（漂泊不定），或负戈外守边疆；
戍边人员衣单，孀妇孤身在闺房泪尽；士有辞官归隐，一去忘返；女有（因兄作诗宣扬她倾城倾国之美而）入宫受宠。
上述放逐、和亲种种事情很感动人，这些思想感情非用诗歌不足以表达。所以（《论语?阳货篇》）说：“诗歌可以表达友爱，也可以表达怨恨。”若要使穷途贫贱的人得以心安，隐居者不烦闷，没有比崇尚诗歌更好的了。
文学家没有不爱好诗歌的。现今在一般读书人中，作诗之风很盛行。儿童刚能穿衣、上小学时，就一心为写作诗歌而努力了。
由于写得很滥，于是就出现了各式各样平庸的诗歌和杂乱的诗体。致使富家子弟耻于自己的诗歌达不到水平，就整天写作，整夜苦吟。
这些作品作者独自看看，以为很不错，但众人一看，就觉得平庸鲁钝。更次的是，有些轻薄的人，嘲笑曹植、刘桢的诗歌古朴笨拙，说鲍照和谢朓的成就超越古今。
学习鲍照，终于赶不上他“日中市朝满”（《代结客少年场行》）这样的诗句。学谢朓而学不到他的好处，勉强得到“黄鸟度青枝”这样的句子。
上述这些人白白地抛弃了高尚的诗歌趣味，在文学上是未入流的。
（第三段提要：先述五言诗的优点，诗歌的作法和作用，后评齐、梁诗歌创作中的不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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