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约公元前1600-前256年），其功能与原始宗教信仰、社会等级制度及早期工艺探索紧密相关。以下从考古实证、文献记载和文化象征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宗教仪式与神圣媒介
1. 祭祀与通灵功能
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心形琥珀坠饰（距今约3200-2800年）是目前中国最早的琥珀制品。该坠饰高5.1厘米，一面阴刻蝉背纹，另一面刻蝉腹纹，上端有穿孔可穿系 。蝉在古蜀文化中象征生命轮回与重生，琥珀的金色光泽则被赋予“凝固的阳光”意象，推测其作为祭司与神灵沟通的法器，用于祭祀仪式中传递神谕或祈求丰产。类似的蝉纹造型在同期的金沙遗址金箔和玉器中亦有出现，显示琥珀与古蜀宗教体系的深度融合。
2. 护身符与辟邪物
商周时期的琥珀制品多出土于高等级墓葬，如山西保德林遮峪商代晚期墓的琥珀珠，其穿孔技术成熟，常与玉器、贝类串成项链佩戴。这种组合不仅是装饰品，更被视为抵御恶灵的护身符。《山海经·南山经》记载的“育沛”（被学者考证为琥珀）“佩之无瘕疾”，反映了先民对琥珀驱邪功能的朴素认知 。三星堆坠饰的蝉纹可能兼具辟邪与护佑逝者的双重意义，与后世“含蝉”葬俗一脉相承。
二、身份地位的象征
1. 权贵专属的奢侈品
商周琥珀制品的稀缺性使其成为社会等级分化的标志。三星堆祭祀坑的琥珀坠饰与青铜大立人像、金杖同出，山西保德墓葬的琥珀珠伴以青铜器和玉器，表明其使用者为部落首领或高级祭司。这种“以玉为礼、以珀为贵”的传统，在汉代发展为琥珀印章、王侯金缕玉衣中的琥珀饰件等更复杂的等级符号 。
2. 跨区域贸易的硬通货
商周琥珀的原料来源尚无定论，但三星堆坠饰的红色调与缅甸血珀相似，山西保德珠饰的工艺特征与中亚早期琥珀制品有相似性，推测其可能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西线或“蜀身毒道”传入。这种远程贸易网络使琥珀超越实用价值，成为跨文化交流的媒介。例如，阿富汗蒂拉丘地汉墓出土的狮形琥珀坠与广西合浦汉墓制品风格一致，显示汉代琥珀贸易已形成闭环。
三、工艺探索与艺术萌芽
1. 雕刻技术的初步实践
三星堆琥珀坠饰采用阴刻技法，线条流畅地表现蝉的背腹结构，虽不及后世圆雕复杂，却体现了对有机材料加工的突破。商周琥珀珠的穿孔技术（孔径0.2-0.4厘米）与同期玉器工艺相当，显示工匠已掌握钻孔、抛光等基础技法。这种技术积累为汉代琥珀兽形印、辽代琥珀璎珞等精品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2. 艺术符号的文化表达
琥珀的形制与纹饰承载着特定文化内涵。三星堆蝉纹坠饰与金沙金箔的构图呼应，暗示古蜀文明对生命循环的理解；山西保德珠饰的几何形状则可能象征天地秩序。这种将自然物象抽象化为艺术符号的过程，反映了商周时期“器以载道”的造物思想。
四、早期医疗实践的雏形
尽管琥珀的药用价值在汉代以后才被系统记录（如《本草纲目》称其“安五脏、定魂魄”），但商周时期已出现初步探索。《山海经》中“育沛佩之无瘕疾”的记载，可能源于先民观察到树脂的抗菌特性。古埃及人用琥珀粉末敷治伤口的经验，与中国早期医疗实践存在跨文化共性。这种“以佩为疗”的观念，在汉代发展为佩戴琥珀项链缓解儿童疝气等民间疗法 。
结语
商周时期的琥珀使用，呈现出神圣性、等级性、艺术性三位一体的特征。从三星堆的祭祀法器到山西保德的贵族饰品，从跨区域贸易的奢侈品到早期医疗的实践对象，琥珀不仅是物质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见证。其功能的演进轨迹，既延续了原始信仰的脉络，又为后世琥珀文化的繁荣（如唐代琥珀杯、清代琥珀鼻烟壶）埋下伏笔。这种跨越三千年的人类与琥珀的互动，生动诠释了“器以藏礼，器以载道”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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