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2月，俄罗斯，圣彼得堡。
涅瓦河封冻的冰面如同铁板，反射着北方冬日苍白无力的阳光。圣彼得堡的石砌建筑在寒风中沉默矗立，哥特式的尖顶与巴洛克的圆顶勾勒出帝国首都森严的天际线。街道上，马车碾过积雪，发出沉闷的吱嘎声，偶尔有身着厚重大衣的官员匆匆走过，面容如同这天气一般冷峻。
在这片凛冽的空气中，一场关乎中国东北命运的谈判，正在无声的惊涛骇浪中进行。时值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接近尾声，《辛丑条约》的谈判在北京扯皮不休，而俄罗斯，这头庞大的北极熊，却已将贪婪的巨掌牢牢按在了山海关外的整个满洲——黑龙江、吉林、辽宁。它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投入十七万大军，此刻全无撤意，反而欲将这片丰饶的土地彻底变为“黄俄罗斯”。
清驻俄公使杨儒，便是被推到这冰火两极之间的那个人。他年届花甲，鬓角已霜，曾出使日、俄，通晓外情，如今被羸弱的清廷任命为全权代表，授命在“不激怒列强”的前提下，从北极熊口中夺回东三省主权。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朝廷的电文措辞含糊，既怕俄国，又惧日、英，将千斤重担压在了他一人肩上。
2月11日，俄国外交部。
首次会谈，气氛便已凝冰。富丽堂皇的会议室内，壁炉的火光跳跃，却驱不散那彻骨的寒意。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伯爵面容矜持，保持着外交官的冷淡礼节，而真正的压力，来自于那位权倾朝野的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他身形高大，目光锐利，言语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维特几乎没有寒暄，便径直抛出了一份早已拟好的《中俄密约草案》，整整十二款，字字如刀：
“公使先生，鉴于东北秩序未稳，我军暂时无法撤离。为长远计，我国提议……”维特的语调平稳，内容却惊心动魄。
——东三省实行“自治”，由俄国官员参与行政、军事管理。
——中东铁路延伸至旅顺、大连，沿线三十里内，中国不得允他国筑路；东北矿产，由俄国独占开采。
——蒙古、新疆需向俄国自由开放，中国不得与他国在此缔约。
条款之跋扈，令人发指：中国在东北仅能保留“马步巡捕”，人数还须与俄国商定；中国不得自行建造铁路；甚至，俄国只需“声诉”，便可让中国大员革职……
杨儒握着文件的手指微微颤抖，纸页的冰凉直透心底。这哪里是密约，分明是一纸吞并的宣言。
“维特大人，”杨儒强压着怒火，声音保持着一贯的沉稳，“此类条款，关系中国主权命脉，恕杨某难以从命。”
维特身体微微前倾，脸上掠过一丝不耐烦，语气转为赤裸的威胁：“杨公使，此约稿已无可再改。你我在此好言商议，尚可维持体面。若商议不成，我国那些武员必另生枝节，届时局面恐非阁下所能控制。”他顿了顿，加重了语气，“还请阁下……赶速画押！”
“赶速画押”四个字，像鞭子一样抽在空气中。
杨儒沉默片刻，他知道，硬顶只会让谈判破裂。他抬起眼，迎上维特的目光，缓缓道：“条款重大，需奏明我皇太后、皇上，非杨某一人可决。”
会谈在不祥的气氛中结束。回到使馆，杨儒感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接受此约，他便是千古罪人，东北将万劫不复；断然拒绝，俄国大军压境，朝廷怪罪，战端再起，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绝境中的一步险棋。
夜深人静，使馆书房内只余一盏孤灯。杨儒铺开信纸，研墨，决心行一步险棋——“以夷制夷”。他深知，俄国欲独吞东北，早已犯了众怒。日本视满洲为其大陆政策的下一目标，英国担忧俄国南下威胁其印度殖民地，美国则高举“门户开放”旗帜反对任何独占。
他必须让这“众怒”烧起来。
渠道一：他修书一封，以密电发往东京，致驻日公使蔡钧。“俄人野心，欲独吞东三省，其密约条款，几欲视我为附庸。请密告日方，望其密切关注，早做应对。”他相信，日本这头新兴的饿狼，绝不会坐视北极熊独享肥肉。
渠道二：他通过一位可信的中间人，将密约的核心内容副本，悄然送至英国驻俄大使手中。在附言中，他特意点明：“若俄国全据新疆，其势力必沿中亚南下，贵国之印度，恐永无宁日矣。”此言直击英国最敏感的神经。
同时，他向国内发出措辞恳切的密折，剖析利害：“俄人此议，实欲坏列强在亚洲之均势。日、英、美必不相容。若我能善用其矛盾，或可挽狂澜于既倒。”
风暴骤起。
密约内容如同投入滚油的火星，瞬间在列强间引爆了风暴。
日本反应最为激烈。外相加藤高明紧急照会俄国驻日公使，措辞强硬：“满洲乃亚洲门户，关乎各国共同利益，俄国若行独占之实，帝国政府断难接受！”同时，日本驻英、驻美大使频繁活动，极力游说，试图构建一个反俄联合阵线。
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接到报告后，深感忧虑。他立即指示驻俄大使：“必须明确向俄方表达我方立场，俄国在满洲的扩张已触及大英帝国底线，若不收敛，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考虑与俄国的全部关系。”
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也迅速发表声明，重申“门户开放”政策，强调“反对任何国家在中国任何区域寻求排他性特权和势力范围”，对俄国之举表示了“严重关切”。
2月23日，第二次会谈。
谈判桌上的气氛比上次更加冰冷。维特脸色阴沉，不再掩饰他的恼怒。他几乎是指责地对着杨儒说道：“公使先生，我不得不提醒您，我们之间的秘密谈判内容，如今几乎成了各国报纸的头条！这难道不是阁下透露给日本人的吗？”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发难，杨儒心中了然，表面却是一片惊愕与无奈。他叹了口气，语气中带着几分反讽与顺势而为：“维特大人，贵国所提条款，若真如您所言是‘保护’与‘友好’的典范，让他国早知，不正好彰显俄国的‘公正’与‘无私’么？”他话锋一转，巧妙地将祸水引向别处，“至于消息如何传出……或许是贵国与日本之间，另有渠道？听闻日人近来多方煽动，意在搅扰我等和谈，其心叵测啊。”
拉姆斯多夫接过话头，语气更显阴鸷：“杨公使，清国须明白自身处境。若此约不签，我国为保护利益，不排除联合德、法等友邦，以‘保护使馆、侨民’为名，向华北增派军队。届时，贵国将面对更多麻烦。”
维特则冷笑着补充，话语间充满了利诱与威逼：“东北之地，富饶无比，其资源足以支付对八国的赔款。清政府若能‘知趣’，与我合作，这些资源便可解你们燃眉之急。若是不然……哼！”
余波与暗影
面对日、英、美联合施加的国际压力，俄国不得不暂时收敛其嚣张气焰。
二月二十八日，拉姆斯多夫在一次公开记者会上矢口否认俄国有“独占东北”的意图，声称驻军“仅为保障中东铁路安全，待局势稳定自会撤离”。维特也私下向杨儒暗示，某些铁路沿线的权益“可以协商”，但前提是必须“尊重俄国的核心利益”。
圣彼得堡的寒风似乎暂时平息了表面的波澜，但冰面之下，暗流更加汹涌。
杨儒的“泄密”，如同一根精准投入火药库的火柴，成功激化了列强，尤其是日俄之间的矛盾。俄国并未真正放弃独霸东北的野心，此后数年，它通过《交收东三省条约》（1902年）的拖延履行，以及1903年“满洲问题会议”上的强硬姿态，继续步步紧逼。
而日本，则彻底将俄国视作其大陆扩张道路上必须清除的最大障碍。杨儒提供的“炮弹”，加速了伦敦与东京的靠拢。1902年，《英日同盟》横空出世，日本获得了在国际舞台上对抗俄国的强大后盾。英、美虽未直接参战，但他们的默许与财政支持，为日本对抗俄国注入了强心剂。
1901年2月圣彼得堡的这场外交风暴，就这样成为了一场更大战争的关键导火索。三年后，日俄两国最终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兵戎相见，而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只能宣布“局外中立”，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土沦为异国厮杀的战场。杨儒以“以夷制夷”的古老智慧，虽暂时避免了东北被俄国一口吞下，却终究无法改变国势衰微的悲剧命运。清政府在列强的博弈中，从一个潜在的受害者，彻底沦为了被宰割的牺牲品。历史的尘埃落下，覆盖了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也预告了一片更大悲剧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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