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下的正义
林夏的手指悬在手机屏幕上方，指尖的温度几乎要穿透那层冰凉的玻璃。屏幕上，“法助AI”的对话框还停留在三分钟前的回复，淡蓝色的气泡里，一行文字像根细针，反复刺着她紧绷的神经：“根据《民法典》第1079条，您的情况符合诉讼离婚条件，建议收集分居满两年的证据后向法院提交起诉状。”
这是她第三次咨询“法助AI”。丈夫出轨的证据锁在抽屉最深处，女儿的抚养权协议改了五版，可每当她想起要走进法院，腿就像灌了铅。“法助AI”的优势太明显了——24小时在线，单次咨询只要9.9元，比楼下律所前台的咨询费便宜一半。可刚才回复里那句“建议提交起诉状”，让她心里发慌。她试着追问“起诉状要怎么写才不会被驳回”，AI却只重复了一遍法条，再没多余的解释。
“叮”的一声，微信提示音打断了她的思绪。是闺蜜苏芮发来的消息：“你真打算靠AI离婚？我表哥上次用AI写的借条，因为没写清还款利息，官司输了，现在还在跟人扯皮呢！”
林夏的心跳漏了一拍。她点开苏芮发来的新闻链接，标题刺眼——《AI法律咨询致用户权益受损，多地出现“技术误导”纠纷》。文章里提到，去年某市有位老人用AI起草遗嘱，因未注明遗产分配的特殊条件，导致子女对簿公堂；还有创业者靠AI拟定的合同，被合作方钻了条款漏洞，损失了五十万。最让她脊背发凉的是结尾的数据：近半年，全国因AI法律咨询误导引发的民事纠纷，同比上涨了300%。
“这些AI平台太不负责任了。”林夏忍不住在心里骂了一句。她退出新闻，重新点开“法助AI”的界面，想找人工客服问问，却发现“转人工”的按钮藏在页面最底部，点进去后显示“当前排队人数127人，预计等待1小时45分钟”。
与此同时，市中心的“技术伦理治理中心”里，周明宇正把一叠厚厚的投诉信摔在会议桌上。纸张散落的瞬间，几张用户的手写投诉单滑到了桌角，上面的字迹潦草却带着情绪：“AI说我的工伤能赔十万，结果法院只判了三万，谁来负责？”“用AI写的离婚协议，法官说条款无效，我现在连孩子都见不到了！”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团队的技术负责人张凯推了推眼镜，低声说：“我们也没办法，用户就喜欢低成本的咨询服务，要是限制AI的功能，平台肯定会反对。”
“反对也得管！”周明宇的声音提高了八度，“上周我去调研，有个老太太因为AI说‘邻里纠纷可以直接起诉’，没找居委会调解就闹上法院，最后两家成了仇家，老太太气得住院了。技术是服务人的，不是害了人的！”
团队里的法律专家李薇拿起一张投诉单，眉头皱得紧紧的：“这些纠纷的根源，是AI越界了。它不该给复杂案件出‘解决方案’，更不该替用户写法律文书。法律不是简单的法条堆砌，每个案子里的人情、证据细节，都得靠人类律师去判断。”
接下来的一个月，团队泡在了调研里。他们跑遍了全市的律所、法院，甚至蹲在“法助AI”的线下体验店门口，跟用户聊天。有个开小超市的老板告诉他们，自己用AI拟的供货合同，因为没写清“不可抗力”的范围，疫情期间断货，被供货商告了；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用AI写的劳动仲裁申请书，漏了关键的薪资流水证明，仲裁委直接驳回了申请。
“必须划清AI的边界。”周明宇在团队会议上拍了板，“基础的法条解读、流程指引可以让AI做，但复杂案件必须引导用户找人类律师，重要文书绝对不能让AI碰。”
可方案刚提出来，就遭到了平台的反对。“法助AI”的运营总监王磊在视频会议里直言：“要是不让AI写文书，我们的用户流失率至少会涨50%！你们知道吗，‘遗嘱起草’‘合同拟定’是我们平台最热门的功能，现在说砍就砍？”
“热门不代表合法合规。”李薇反驳道，“上个月有个用户用你们的AI写了遗嘱，去世后子女发现遗嘱里把房产留给了没血缘关系的人，原来是用户输入信息时填错了，AI没做任何提醒。现在子女已经起诉了你们平台，这个责任你们担得起吗？”
王磊的语气软了下来，但还是不甘心：“那我们的损失怎么办？用户要的是方便、便宜，你们的规范一出来，我们还怎么活？”
“不是让你们活不下去，是让你们走得更稳。”周明宇拿出一份数据报告，“我们调研发现，70%的用户其实愿意为‘人工复核’付费。你们可以把AI定位成‘法律助手’，而不是‘律师’，比如AI先解读法条，再让人类律师做补充，这样既降低了用户成本，又保证了服务质量。”
经过反复沟通，平台终于松了口。团队趁热打铁，制定出了《AI法律咨询伦理规范》，里面明确写着：AI仅限提供基础法律知识解答，禁止起草重要法律文书、代理诉讼；涉及婚姻、刑事等复杂案件，AI需强制弹出“建议咨询人类律师”的提示，并提供附近律所的联系方式；所有AI回复的末尾，必须标注“仅供参考，不具备法律效力”。
规范实施的那天，林夏正好又打开了“法助AI”。这次，当她输入“想离婚，怎么争取抚养权”时，AI没有直接给方案，而是先解读了《民法典》里关于抚养权的条款，然后弹出一个红色的提示框：“您的问题涉及婚姻家庭纠纷，建议咨询专业律师。以下是您所在区域的3家正规律所，点击可查看联系方式。”
下面还附了一个“人工咨询”的按钮，点进去后，不到五分钟就接通了律师的电话。律师耐心地问了她分居的时间、女儿的年龄、双方的经济状况，还提醒她要收集丈夫出轨的证据，甚至帮她预约了免费的线下咨询。
挂了电话，林夏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她看着屏幕上“仅供参考，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提示，突然觉得很安心——原来技术的边界，才是对用户最大的保护。
三个月后，“技术伦理治理中心”收到了一封来自林夏的感谢信。信里说，她顺利离婚，争取到了女儿的抚养权，现在已经重新找了工作，生活慢慢回到了正轨。信的末尾，她写了一句话：“谢谢你们，让AI成了真正的‘助手’，而不是‘陷阱’。”
周明宇把信贴在了办公室的墙上，旁边还贴着其他用户的反馈——有超市老板用“AI+人工”的模式拟定了新的供货合同，再也没出过纠纷；有大学生在律师的帮助下，成功拿到了被拖欠的工资；还有那位因为邻里纠纷住院的老太太，在居委会和律师的调解下，跟邻居和好了。
“你看，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周明宇指着墙上的信，对团队成员说，“技术可以低成本，但不能低责任。代码里的每一行规则，都该藏着对人的尊重，这才是真正的‘正义’。”
窗外，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落在那些信纸上，也落在团队成员的脸上。张凯打开电脑，正在优化AI的提示算法，他要让“建议咨询人类律师”的提示更精准；李薇在整理新的投诉数据，发现规范实施后，纠纷率已经下降了60%；周明宇则在准备下一次调研，他们还要去更多的城市，把这份规范推广出去。
林夏不知道的是，她的那封感谢信，后来被印在了《AI法律咨询伦理规范》的宣传册上。册子的封面，是一行醒目的字：“技术的温度，藏在它知道自己该停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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