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6日，中南海新华宫的丧钟穿透北京的晨雾，宣告袁世凯的时代落幕。三日后，黎元洪身着西式礼服，在太和殿的残阳下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成为继孙中山、袁世凯之后第三位国家元首。
1864年，黎元洪生于湖北汉阳，1883年，19岁的黎元洪考入北洋水师学堂，成了严复的门生。在威海卫实习时，他曾因检修战舰锅炉被蒸汽烫伤左臂，留下终身疤痕，同学们称他“黎大胆”。
1894年甲午海战，黎元洪在“广甲舰”上担任二管轮。当战舰被日舰击沉的瞬间，他抱着一块木板在黄海漂了十多个小时，被渔民救起。这场死里逃生让他看透了旧式海军的腐朽，转投张之洞麾下编练新军。在湖北新军里，他不像其他将领那样克扣军饷，反而常自掏腰包给士兵买药品、添冬衣，士兵们私下叫他“黎菩萨”。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城的枪声打破了秋夜的宁静。革命党人冲进楚望台军械库时，黎元洪正躲在参谋刘文吉的家里，手里攥着烟袋锅瑟瑟发抖。当士兵把他架到湖北军政府时，他看着墙上“中华民国”的横幅，连说“莫害我，莫害我”。直到三天后，贴满武昌城的安民布告上出现他的签名——那是革命党人模仿他的笔迹写的“黎”字，他才叹着气接过了都督大印。
袁世凯当政时，黎元洪的副总统府设在武昌。1913年，袁世凯用一辆铁甲专列将他“请”到北京，安置在中南海瀛台——那曾是慈禧囚禁光绪的地方。袁世凯给足了黎元洪面子，甚至让儿子袁克定娶了黎元洪的女儿，但黎元洪心里清楚，自己不过是个“囚徒总统”。
1916年继任大总统后，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的“府院之争”闹得沸沸扬扬。段祺瑞是北洋系的“老虎”，黎元洪却没什么根基，只能靠国会撑腰。1917年，两人为是否对德宣战撕破脸皮，黎元洪一气之下罢免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没想到段祺瑞转身就策动各省“独立”。更荒唐的是，黎元洪竟请来了辫帅张勋调停，结果引狼入室，张勋直接把溥仪请出来复辟了。仓皇出逃时，黎元洪连总统印信都没带，还是侍从冒死从火里抢出来的。
1922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又把黎元洪请出来当总统，想利用他的名声过渡。黎元洪天真地以为能重整河山，带着“废督裁兵”的梦想回到北京，结果发现自己连任免部长的权力都没有。有次他想任命王宠惠为总理，曹锟直接派了二十个议员闯进总统府，把文件摔在他脸上：“这总理让谁当得我们说了算！”1923年，曹锟用5000块大洋一票的价格贿选总统，黎元洪在深夜悄悄离开北京，火车开到天津时，他对着窗外的海河叹道：“我这辈子，就像这河里的浮萍啊。”
退出政坛后，黎元洪在天津当起了实业家。他投资了银行、煤矿、面粉厂，甚至还有电影公司，光是在启新洋灰公司就占了17%的股份。有次他去唐山考察水泥厂，穿着布鞋在车间走了一整天，工人都没认出这个灰头土脸的老头是前总统。他常对人说：“做官不如做实业，实业能救国。”
在教育上，黎元洪留下了实实在在的功绩。他把总统府的经费省下来，在湖北黄陂办了37所学校，其中的黎氏宗祠学堂至今还在。1920年，他给南开大学捐了2000块大洋，校长张伯苓想给他立块碑，他摆摆手：“我办学不是为了留名，是想让娃娃们别再像我当年那样，连国家要往哪里去都看不清。”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脑溢血去世。临终前，他对子女说：“我这一生，算不得成功，也不算失败。只是这民国，终究没能如我所愿啊。”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送葬队伍里，既有穿西装的政要，也有留辫子的遗老，还有他资助过的学生——这个在时代夹缝中挣扎的人物，死后竟意外地得到了各方的尊重。
孙中山曾说：“黎元洪是民国首义的第一伟人。”这并非过誉——武昌起义后，正是他的声望稳定了军心，让各省督抚看清了清朝的气数已尽。但他性格中的软弱与犹豫，又让他成了军阀们的“玩偶”。有人骂他“庸懦无能”，可在那个枪杆子说话的年代，一个没有兵权的总统能守住共和的底线已属不易；有人赞他“坚守气节”，可他确实在张勋复辟时签署过“退位令”，留下了终身遗憾。
黎元洪的墓地在武汉洪山，墓碑上没有“大总统”的头衔，只刻着“黎公宋卿之墓”。墓前的石兽默默地守着长江，就像他当年守着那个风雨飘摇的民国——虽不够坚硬，却也未曾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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