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战国末期赵国邯郸人，着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集诸子百家思想之大成者。他曾三任齐国稷下学宫祭酒，后入楚任兰陵令，晚年隐居兰陵着书立说，弟子有韩非、李斯等法家代表人物，其思想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教育影响深远。
作为战国末期的思想巨匠，荀子的思想独树一帜：他主张“天行有常”的“天人相分”论，否定天命迷信；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性恶论，强调后天教化的重要性；倡导“礼法并用”的治国方略，融合儒家礼义与法家法治；秉持“学不可以已”的教育理念。
荀子出生于赵国没落的士人家庭，祖上为儒学世家，家中珍藏的儒家典籍成为他的启蒙教材。父亲荀叔常以孔孟之道教诲他，十五岁时，荀子赴齐鲁游学。他先在曲阜拜孔子后裔孔穿为师，系统学习儒家经典，因不满儒生固守传统、脱离现实的学术观点，转入齐国稷下学宫，这里是天下学者的汇聚地，这里田骈、慎到等诸子百家争鸣，学术氛围浓厚。在这里，荀子如饥似渴地涉猎各家学说，不盲从权威，常与学者辩论，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观点。
随着声望提升，荀子先后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祭酒，主持学术活动。他广纳贤才，鼓励学派辩论，强调“经世致用”，主张学者要关注现实、献策治国。讲学之余，他开始着书立说，将思想系统化，其着作逻辑严密，不盲从经典，又批判现实，成为学宫思想旗帜。
年近半百时，荀子远赴强盛的秦国考察。他深入民间，看到秦国百姓朴实、官吏廉洁、社会有序，承认法治成效显着：“秦国民风淳朴，官吏恭俭忠信，军队强悍，确是法治之功。”他又指出弊端：“过于重法轻教化，社会缺仁爱，君臣、百姓关系冷漠。”
在秦相范雎引荐下，荀子拜见秦昭襄王。面对“儒者无益于国”的疑问，他直言：“儒者隆礼义、敬君主，用则安邦，不用则安分守己，绝非无用。”他进一步阐述“礼法并用”：“无礼则政行不通，无法则乱不止；有君子推行，法虽简也能遍行天下。”可惜秦王专注武力统一，未采纳其主张。
返回赵国后，赵王曾问军事，荀子答：“以德服人者称王，以力服人者衰弱，战争胜负终究在民心与教化。”虽获认可，却因赵国政治腐败难以推行。这段经历让他更坚定：乱世需“礼法并用”，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他开始整理思想，完善理论体系。
公元前255年，楚国春申君邀荀子任兰陵令。他在兰陵践行“礼法并用”：严明法令打击贪官，兴办学校推广礼义教化。在他治理下，兰陵民风淳朴、社会安定，成为楚国治理典范。公元前238年，春申君被刺杀，荀子失去依靠，遭排挤后辞职隐居。
隐居后，年近八旬的荀子潜心着述，在弟子协助下完成《荀子》三十二篇。书中涵盖哲学、政治、教育等领域：明确“性恶论”，主张“化性起伪”（通过教化改造本性）；强调“礼法并用”“王霸兼施”；倡导“学不可以已”，鼓励终身学习。
荀子在兰陵讲学，弟子中韩非、李斯最知名。他教导韩非：“法治需以礼义为根基，否则民心不服”；叮嘱李斯：“为官当以民为本，施法兼顾情理”。二人虽后来侧重法家，却成为荀子思想的实践者——韩非完善“法、术、势”理论，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将“礼法并用”思想融入秦的治国实践。
荀子去世后，其思想引发巨大争议。因“性恶论”与孟子“性善论”对立，又融入法家元素，被正统儒生视为“异端”。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董仲舒推崇孟子，荀子思想被边缘化；宋明理学兴起后，程颐、朱熹批判“性恶论”，《荀子》一书长期被忽视。
明清时期，王夫之、戴震等学者重新研究《荀子》，肯定其“礼法并用”的务实价值。近代以来，其“天人相分”的理性精神、“礼法结合”的治理智慧，契合社会变革需求，再次受到关注。如今，人们公认他的思想为现代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法治与德治缺一不可。
荀子的“性恶论”提醒我们正视人性弱点，重视教化约束；“礼法并用”指明社会治理的方向；“学不可以已”激励人终身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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