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四月甲午这天，皇上到太庙祭祀。
监豫州的陈桃根得到一头青牛，就献给皇上，皇上却下令把牛还给百姓。陈桃根又上表献上织有罗纹的锦被各二百条，皇上诏令在云龙门外把这些锦被都烧了。
庚子那天，齐国让中书监阳休之做了尚书右仆射。
六月壬辰，咱们这边把尚书右仆射王瑒提拔为左仆射。
甲戌日，齐主去了晋阳。
秋天七月丙戌，周主前往云阳宫。
要说这大将军杨坚，那长相气质可太出众了。畿伯下大夫长安人来和曾经对杨坚说：“您眼睛就像黎明的星星，啥都能看透，以后肯定能称王得天下，不过希望您到时候能忍住别乱杀人。”
周主一直对杨坚挺好的，结果齐王宪跟周主说：“普六茹坚（杨坚原名）这长相太不一般了，我每次看到他，都感觉自惭形秽。这人恐怕不会久居人下，您得早点除掉他！”周主听了也有点怀疑，就去问来和。来和却糊弄着说：“随公（杨坚当时的封号）就是个能坚守节操的人，可以镇守一方。要是让他当将领，攻打陈国肯定能取胜。”
丁卯，周主回到长安。
在这之前呢，周主只跟齐王宪还有内史王谊商量讨伐齐国的事儿，还派纳言卢韫坐驿车三次到安州总管于翼那儿问计策，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事儿。丙子这天，才把大将军以上的官员召集到大德殿，告诉他们要伐齐。
丁丑日，周主正式下诏讨伐齐国，任命柱国陈王宇文纯、荥阳公司消难、郑公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越王宇文盛、周昌公侯莫陈崇、赵王宇文招为后三军总管。齐王宪率领两万兵马奔赴黎阳，随公杨坚、广宁公薛迥带领三万水军从渭水进入黄河，梁公侯莫陈芮率领两万兵马守住太行道，申公李穆率领三万兵马守住河阳道，常山公于翼率领两万兵马从陈、汝地区出发。王谊是王盟哥哥的孙子，达奚震是达奚武的儿子。
周主原本打算从河阳出兵，内史上士宇文弼就说：“齐国建立好多年了，虽然他们国君无道，但镇守各地的官员还是有不少能人。咱们这次出兵，得选好地方。河阳是重要的交通要道，齐国的精兵都聚集在那儿，咱们要是全力攻打，恐怕很难成功。依我看，从汾曲出兵，那儿的防守相对薄弱，地势也平坦，容易攻克。这才是适合用兵的好地方。”民部中大夫天水人赵煚说：“河南、洛阳这地方，四面都可能受敌，就算咱们打下来了，也不好守。我觉得不如从河北直接攻打太原，端了他们的老巢，这样就能一举平定齐国。”遂伯下大夫鲍宏也说：“咱们强齐国弱，咱们治理得好齐国乱，还怕打不赢吗！但先帝以前多次从洛阳出兵，齐国那边都有防备，每次都没成功。按我的计策，应该进兵汾、潞地区，直接突袭晋阳，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才是上策。”但周主谁的建议都没听。鲍宏是鲍泉的弟弟。壬午这天，周主率领六万大军，直接朝着河阴进发。杨素请求率领他父亲的部下做先锋，周主答应了。
八月癸卯，周朝派使者来咱们这儿访问。
周朝军队进入齐国境内后，下令禁止砍伐树木、践踏庄稼，违反的人都要斩首。丁未这天，周主攻打河阴的大城，成功拿下。齐王宪也攻下了武济，接着包围洛口，又拿下东、西两座城，还放火烧了浮桥，把桥给弄断了。齐国永桥大都督太安人傅伏，趁着夜色从永桥进入中潬城。周军拿下南城后，就开始围攻中潬城，结果二十天都没打下来。洛州刺史独孤永业镇守金墉城，周主亲自去攻打，也没成功。独孤永业连夜准备了两千个马槽，周军听说后，以为齐国的大军要来了，心里直发怵。
九月，齐国的右丞高阿那肱从晋阳带兵来抵御周军。到河阳的时候，正好周主生病了，辛酉那天晚上，周主就带兵回去了。周军的水军还把自己的战船给烧了。傅伏对行台乞伏贵和说：“周军现在疲惫不堪，我要是能有两千精锐骑兵去追击，肯定能打败他们。”但乞伏贵和没答应。
在这次行动中，齐王宪、于翼、李穆他们所到之处都取得了胜利，攻下、招降了三十多座城池，不过最后都放弃没守。只有王药城这个地方太关键，就派仪同三司韩正去守，结果韩正没多久就献城投降齐国了。
戊寅日，周主回到长安。
庚辰这天，齐国任命赵彦深为司徒，斛阿列罗为司空。
闰月，车骑大将军吴明彻带兵攻打齐国的彭城，壬辰这天，在吕梁把好几万齐军打得大败。
甲午日，周主前往同州。
冬天十月己巳，皇上封皇子叔齐为新蔡王，叔文为晋熙王。
十二月辛亥初一，出现日食。
壬戌这天，任命王瑒为尚书左仆射，太子詹事吴郡人陆缮为右仆射。
庚午日，周主回到长安。
【内核解读】
这段文字记载了南北朝末期北周与北齐之间的军事博弈与政治暗流，折射出乱世中权力更迭的复杂逻辑。从现代视角审视，可从以下维度解读：
军事决策的战略博弈
北周武帝宇文邕此次伐齐（公元575年河阴之战），展现了典型的“试探性进攻”特征。其战略部署呈现三大矛盾：
--地理选择的争议
河阴（今河南孟津）作为黄河渡口，虽为南北交通要冲，却是北齐重兵防御的核心区域。内史上士宇文弼提出“汾曲突破”、民部中大夫赵煚主张“直捣晋阳”、遂伯下大夫鲍宏建议“奇袭潞州”，均指向避开北齐防御重心的机动战术。但宇文邕坚持强攻河阴，既因急于证明自身军事能力（此前受制于权臣宇文护），也因河阴的政治象征意义——这里是周武王伐纣的渡河之地，暗含“天命所归”的正统性宣示。这种选择虽符合帝王权谋，却违背军事理性，最终导致顿兵坚城、功亏一篑。
--战术执行的悖论
周军虽颁布“禁伐树践稼”的严苛军纪，试图争取民心，却在实际作战中暴露出后勤短板。洛州刺史独孤永业“通夜办马槽二千”的虚张声势，竟令周军误以为北齐援军将至，侧面反映出北周情报系统的薄弱。更关键的是，宇文邕在攻克30余城后“弃而不守”的策略，暴露了其战役目标的模糊性——究竟是战略决战还是战术骚扰？这种摇摆直接导致资源浪费，为次年平阳之战的绝地反击埋下隐患。
--将领能力的检验
杨坚作为水军统帅，率三万舟师自渭水入黄河，虽未取得显着战果，却在撤退时成功焚毁舟舰、避免被俘，展现出危机处理能力。这与其早年在宇文护府中“面不改色拾脍如仪”的隐忍形成呼应，印证了其“大勇若怯”的政治特质。而齐王宇文宪“所向克捷”却无法改变全局，则凸显了北周军制中“将不知兵”的结构性缺陷——将领的战术能力与战略协同严重脱节。
政治生态的权力暗涌
--预言政治的双重性：杨坚“眼如曙星”的面相预言，既是时人对其异相的真实记载，也是后世史家建构“天命转移”叙事的工具。齐王宇文宪“恐非人下”的警惕，与来和“可镇一方”的诡对，实则是北周统治集团内部对权力继承的隐性博弈。这种通过相术预言进行的政治试探，在门阀政治盛行的南北朝尤为典型——既为潜在竞争者提供合法性背书，又为既得利益者提供打压借口。
--官僚体系的新陈代谢：北齐频繁的人事调整（如阳休之、赵彦深的升迁），折射出其政权的腐败与低效。相比之下，北周通过“大将军以上于大德殿告之”的秘密决策机制，强化了核心集团的凝聚力。这种“小范围议事—大范围执行”的模式，既避免了情报泄露，又通过选择性授权巩固了宇文邕的权威，为其后续诛杀宇文护、推行汉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南北政权的互动逻辑：陈朝吴明彻在吕梁击败齐军，看似孤立事件，实则是南北朝“三角博弈”的缩影。北周通过与陈朝的有限合作（如派遣使者聘问），分散北齐兵力，而陈朝则试图趁火打劫，收复淮南失地。这种“远交近攻”的策略，在576年平阳之战中达到顶峰——北周与陈朝形成默契，迫使北齐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
历史转折的微观映射
--技术细节的战略价值：独孤永业“办马槽二千”的心理战术，堪称古代信息战的经典案例。其通过制造“大军将至”的假象，成功遏制了周军攻势，印证了《孙子兵法》“攻心为上”的精髓。这种低成本高收益的策略，在冷兵器时代往往比正面交锋更具决定性。
--天象记录的政治隐喻：“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的记载，表面是自然现象，实则是史家对北齐国运的隐喻。在天人感应观念盛行的古代，日食被视为“君道有亏”的警示。结合此前宇文邕“焚罗文锦被”的节俭姿态，形成鲜明对比——北周以“有德之君”自居，北齐则因奢靡腐败“失德于天”，为北周灭齐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支撑。
--个体命运的时代裹挟：傅伏“愿得精骑二千追击”的请求被拒，看似错失战机，实则暴露了北齐军事体系的僵化。作为地方将领，傅伏的战术判断受制于中央集权的指挥体系，而宇文邕在河阴之战中“因疾退兵”的偶然事件，又戏剧性地改变了战役走向。这种“关键人物的偶然选择决定历史进程”的现象，在乱世尤为显着。
文明演进的深层启示
--军事伦理的古今对照:周军“禁伐树践稼”的纪律，与现代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原则”形成跨时空呼应。这种对平民权益的保护，既是争取民心的政治手段，也是文明进步的标志。而北齐“纵兵劫掠”的传统，则加速了其统治合法性的流失，印证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永恒真理。
--制度创新的历史回响:宇文邕“改诸军军士为侍官”的改革，将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开创了“兵农合一”的先河。这种制度设计不仅增强了北周的战争动员能力，更为隋唐府兵制奠定了基础。而杨坚在河阴之战中积累的水军指挥经验，则直接转化为其后来灭陈时的战略优势。
--预言叙事的现代解构:杨坚“当王有天下”的预言，本质是权力合法化的叙事建构。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天命关联的手法，在古代屡见不鲜（如刘邦斩白蛇起义），实则是统治者为巩固权威、消解反抗的舆论工具。现代历史学通过解构此类叙事，更能揭示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与偶然性。
结语
这段看似琐碎的历史记录，实则是南北朝末期政治军事格局的全息投影。宇文邕在河阴之战中的得失，既暴露了其作为军事统帅的局限性，也彰显了其作为政治家的韧性——他能在失败中调整战略，最终在公元576年平阳之战中一雪前耻，完成统一北方的伟业。而杨坚在此次战役中积累的政治资本与军事威望，更使其在北周权力真空期脱颖而出，开启了隋唐帝国的新纪元。这些微观事件与宏观趋势的交织，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演进的壮丽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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