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2月底，龙华监狱
连日的北风劲吹，呼啸的寒风如同无情的利刃，撕扯着淞沪大地，一只寒号鸟飞到牢房窗棂上，凄厉的鸣叫声在寂静的空气中显得格外刺耳。
在一个漫长而孤寂的夜晚，王至诚孤独地坐在阴暗的牢房里，偶尔抬头，目光投向窗外那微弱的光线，伸手抓过鸟儿，从腿上取下一张纸条，打开一看：吴救里，顺水推舟……！
王至诚看着那熟悉的字体，知道靖尧她们平安无事，心中泛起一阵久违的希望。等王至诚拿起纸笔，想把寄回监狱里的信息的时候，鸟儿振翅而飞，幽暗的牢房里，又恢复了刺骨的孤独。
这时，牢房外的走廊里响起细碎而混杂的脚步声，犹如磕碰的碎石，渐渐靠近。王至诚的心弦随之紧绷，直到脚步声在他牢门前戛然而止。
牢门缓缓地打开，“吴先生，您又来了。”王至诚的声音低沉而冷淡，心中涌起一丝厌烦。
“至诚，不久后你就能重见光明了！”吴稚晖满脸的笑容掩饰不了他眉宇间的忧虑，毫不在乎地坐在王至诚身边的杂草上。
“外面黑乎乎的，哪里来的光明？”王至诚冷冷地回应，话中夹杂着对现实的无奈与讽刺。
吴稚晖目光中透出一丝关切：“‘特委’成立了。”他语气坚定，仿佛这是一个重大的好消息，“国民政府和军委都进行了改组。”
“特委”是国字号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于1927年9月16日，在南京正式揭幕。吴稚晖的声音中透着一丝激动，“‘特委’推定谭延闿、蔡元培、胡汉民、李烈钧、汪精卫为常务委员。同时，推定于右任、方振武等67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由白崇禧、何应钦等14人组成主席团。”
宁汉合流后的南京政府，表面上，南京政府是由宁、沪、汉三方组成的“特委会”均分权力，实则蒋司令仍在“操控”整个局面，所以，王至诚对此“特委会”并不抱太大希望，便冷冷问道：“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吴稚晖的微笑似乎并未被王至诚的态度所击倒，他继续说道：“我知道你一直在期待共字号中央‘特科’的成立，然而‘八七’之后成立的南方局，三次易主，短短几个月便夭折了。而国府的‘特委’却成立的这么快。胡汉民与谭延闿则是民国书法大家，你的《兰亭序》在其中首屈一指，我自然让他们和我一起，向上面推荐，早日把你释放，为党国尽忠！”
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王至诚感觉到吴稚晖的心思并不简单。两人之间的对话仿佛是一场无形的角力，彼此间的目的和情感都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
王至诚不愿长期困于这狭小的空间，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的火焰，然而，心中的疑虑又滋生起来，他直视着吴稚晖问道：
“吴先生，您回来，是为了让我接受‘特委’的安排吗？”
“我希望你能明白，错过了机会，不会再有。”吴稚晖的声音低沉而坚定。
“你觉得胡汉民希望我出狱吗？胡汉民东渡日本，结识了廖仲恺。此后不久，他开始日渐主张反共，而廖仲恺则被杀，胡汉民成为最大的嫌疑人。”王至诚终于开口，声音中透着一丝决绝。
窗外的风声依旧呼啸，吴稚晖站在窗口，说道：“也不尽然。今年四月初，我和李石曾一同拜访胡汉民，参加南京会议，三人一拍即合，与蒋司令合作反共。但四一二事变之后，蒋于8月被迫下野，胡汉民也随即辞职。”
王至诚说：“所以，你求胡汉民，无疑是把你我推给了他们。”又问：“谭延闿的态度如何？”
“对蒋非忠诚，而是畏惧。”吴稚晖说道，“谭延闿是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谭延闿的真，远胜于右任的草，胡汉民的隶，吴某非能比也。谭延闿与于右任素有‘南谭北于’之誉，均为国字号的元老，且都活跃于政坛的顶尖文人。”吴稚晖说到这里，想到于右任，于是说道：“于右任曾任上海大学校长。而且上大可是共字号的红色学府。”
“上大？红色学府？于右任？”王至诚将这三个关键词联系起来，明白了吴稚晖的意思，于是说：“国字号反动派与帝国主义、上海大亨杜月笙、黄金荣等勾结，以上海大学是‘赤色大本营，是煽动工潮、破坏社会秩序的指挥机关’为由，强行查封上海大学，新校址也被‘国立劳动大学’占据，上海大学的名字就此沉寂。”
吴稚晖问：“当初明明有人看到至诚被一辆黄包车拉过去，快到上海大学的时候，突然改变了路线？”
王至诚回想起初到上海大学的路上被盯梢的情景……问道：“你们是跟踪我？还是怀疑于右任是共产党啊？”
吴稚晖说道：“于右任从没有反蒋，也没有反共。但他是共字号的朋友，被推任‘特委’要职后，还曾询问至诚的《兰亭序》。”
“他关心的是《兰亭序》，而非临写《兰亭序》的我。”王至诚冷静回应，“‘特委’的产生，正是这个时期国字号各反共集团之间深刻矛盾和激烈斗争的体现。”
“‘特委’不会因为抓共字号冤枉一个好人，尤其是像王至诚这样的文化大家、书法家、教育家。”吴稚晖说。
“你们把希望寄托于一个超脱于宁、汉、沪三个国字号中央之上的‘特委’，难道不觉得幼稚吗？”王至诚说着大笑起来。
“你还能笑得出来！”吴稚晖怒道，“至诚，你这种态度，就是共字号救不了你，蔡元培也救不了你？”
王至诚笑道：“他为什么要救我？”
吴稚晖说：“王至诚从东京回国没有去北京奔李大钊，而是来到上海奔蔡元培，组织了二次收回在华教会大学教育主权活动，也算是为南京政府鼓与呼吧。”
“吴大人高抬我王至诚了。蔡元培介绍我回国是为了国民，为这个国家，而非某一党派。”王至诚强调。
吴稚晖说：“你听说那个北京国立美专的女同学安峨还活着，据戴雨农和徐恩曾的调查，安峨就是你的恋人安靖尧吧。她可能是共字号的女间谍。”
“她是不是共字号不重要，在我的心里只有一个靖尧。”王至诚感慨道：“为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为什么在乎什么党呢？汪精卫太在乎哪个党派，他的未来好不到哪儿去！”
王至诚大胆地预言，历史的发展并未超出他的预料。中央特别委员会一成立，便遭到了汪精卫、唐生智等人的强烈反对。1927年9月21日，汪精卫、唐生智不顾‘特委’取消各地政治分会的命令，成立了武汉政治分会，与当时的中央特委会相对抗。10月30日，汪精卫召集在粤的中委会成员开会，通电全国，否认南京的特别委员会的合法性。与李济深、张发奎联合，继续与特委会对抗，公开树起国字号中央的旗号，宁汉战争被宁粤对立所取代。
在蒋汪等派的共同反对下，中央特委会被迫暂停行使职权。
吴稚晖感叹道：“至12月16日，汪精卫辞职赴法国，经历了他仕途官运的三起三落。”
“历史的潮流总是如此波动，像是潮水一般，推涌着那些在其中奋斗的人。”王至诚沉思道。面对这样动荡不安的局势，他深刻感受到历史所带来的无常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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