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至诚按照黄慕兰提供的照片和地址，顺利拜见了昔日“熟悉”的人－－潘文郁。
潘文郁把王至诚带到上海饭店附近的一家小餐馆，简单要了点酒菜，二人一边饮酒，一边聊起时局。
原来，1931年白色恐怖持续笼罩着中国大地。王明开始反对李立三，因为潘文郁和李立三的旧交，亦受到连累和打击，不久将被调离中央，从上海调到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一面担任宣传干事，一面做地下联络工作。临别之前，潘文郁希望把王至诚推荐给鲁迅先生。因为，潘文郁早在1929年底曾和鲁迅先生筹建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王至诚和潘文郁重点交流以下三件大事：
第一，5月，毛先生同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进行第二次反“围剿”
第二，中原大战胜利后，蒋司令在设想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的“约法”，并选举总统，并幽禁胡汉民，在文化界、社会舆论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汪精卫、林森发表文章，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数十人联名发表通电，释放胡汉民，要求蒋司令下野。
这时，汪精卫已经历“四起四落”的荣辱与共，与前四次更为老练。利用胡汉民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成立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即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
广州国民政府，是反蒋势力的大集合。这一幕闹剧确实厉害，广州作为国民政府的起源地，能得到当地和南洋财阀的支持。蒋司令尽管很生气，却选择了息事宁人，就让汪精卫蹦跶吧，他要全力在江西“剿匪”。只要拿下江西，顺势平息了广东。派别之多，矛盾之复杂，使汪精卫经常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在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和汪精卫长期不和，宁沪汉合流期间，汪精卫曾到上海胡汉民府上登门求见，被胡汉民拒之门外。然而广州国民政府的建立，在反蒋的共同目标下，汪精卫发现他和胡汉民重新合作的机会，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过去和胡先生不和，上了蒋司令的当。蒋之所以能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今日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
第三，要借非常国会的反蒋形势，发挥左联的宣传作用，已经与冯雪峰取得联系，让王至诚尽快和鲁迅见面，商讨下一步的工作。
鲁迅与冯雪峰亲如兄弟，于4月两家在拉摩斯公寓合影，还一起编订了《前哨》创刊号。为抗议国字号反动派杀害“左联”五烈士之暴行，鲁迅与冯雪峰又一起编印《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鲁迅不仅是文学家，而且是美术家，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发起者和倡导者，刊物上的“前哨”两字就是由鲁迅题写后刻在木板上，再印到书上的空白处。
另外，特别强调了国际上的一件消息：1931年5月，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在驹泽高尔夫球场与阔别十年的政友会前干事长森恪重逢，客厅里日益出现皇道派少壮军官和军部外围的右翼组织，牵线搭桥的就是森恪。森恪早已不是政党主义者，他对近卫文麿说：“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若不改变诸如政党、贵族院之类的狭隘思想，将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近卫文麿受森恪谈话的刺激，为了把主要精力转入所谓的世界新潮流的法西斯运动中，不再担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第五任院长和东亚同文会副会长职务，建议由众议员大内畅三担任升格后的东亚同文书院大学首任校长一职。
潘文郁就此别国，坐上去北方的火车，前往北京出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当宣传干事，这才有了潘文郁落难北京的遭遇。
王至诚和潘文郁正谈论的时局，突然响起轻微的敲门声，王至诚要起，潘文郁主动去开门，果然是冯雪峰进来了。
三人喝了半杯，潘文郁把王至诚推荐给冯雪峰。冯雪峰希望鲁迅帮助一下上海的特派书记陈独秀。
托派，在托洛茨基的帮助下于1931年5月1～3日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建立统一的托派组织。主要代表人物为陈独秀、刘仁静、彭述之等。
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主张：一是认为中国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社会。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统治，帝国主义的商品经济已深入农村，封建势力成为“残余的残余”，由此否定共字号提出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二认为中国革命面临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字号主张的中国革命必须经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而后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阶段是机械的阶段论。三认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已进入稳定期，革命进入低潮，他们反对盲动的激进机会主义。
陈独秀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成立统一的“中国共字号左派反对派”书记。
早在1929年12月，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并联合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效果不大。现在这个“反对派”的主张完全脱离中国实际，加之内部派系矛盾很深，所成立的统一组织很快陷于分裂和瘫痪，没有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当后来托洛茨基提出以苏联为轴心、保卫苏联等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口号时，陈独秀开始与其格格不入，到最后终于与之分道扬镳，成为一个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人 。
王学文、潘文郁等撰写文章批判了“托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错误观点，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积极团结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坚守阵地，配合鲁迅、冯雪峰等左联领袖同中国国字号的文化“围剿”作坚决地斗争。
王至诚为难地说：“可以和鲁迅见面，谢谢您的安排，但不牵扯任何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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