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青藏公路的里程碑像一排被冻住的路标，车灯扫过去，数字在雪雾里一闪又灭。老蒋把车窗摇下一道缝，冷风灌进来，刀割似的。副驾上的央金裹紧藏袍，怀里的保温壶咣当作响。
“再往前二十公里，就是雁石坪。”老蒋说。
央金没应声，只把怀里的壶抱得更紧，像抱着一只随时会醒的兽。壶里不是酥油茶，是整整一年的学费——两万四千块，全是五块十块的零票，从村里挨家挨户攒来的。她要赶在开学前，把这笔钱送到县中学，不然弟弟次仁的学籍就要被注销。
老蒋的货车是辆退役的东风，漆皮剥落处露出锈迹，像老人手背上的老年斑。他跑这条线二十年，见过太多风雪、塌方和狼群，却没见过央金这样的姑娘——十七岁，瘦得像根经幡杆，眼睛亮得能照见雪山的魂。
“你不怕？”老蒋问。
“怕。”央金望着窗外，雪片贴在玻璃上，化成蜿蜒的水痕，“怕弟弟变成我阿爸。”
她阿爸是乡里第一个考上中专的，却因为在雪夜赶回家看发烧的女儿，连人带马跌进冰河。尸体找到时，手里还攥着给女儿买的红头绳。
海拔四千七百米，发动机开始咳嗽。老蒋踩下离合，车速骤减。前方弯道处，一辆油罐车侧翻，柴油洇在雪地上，像一幅正在融化的黑地图。
“得绕过去。”老蒋打方向盘。
央金突然抓住他的袖口：“等等。”
油罐车驾驶室里，司机歪在方向盘上，额头一道血口，血珠刚渗出来就冻成了冰碴。央金跳下车，老蒋在后面喊：“回来！油箱要炸！”
姑娘像没听见，踩着没过脚踝的雪，爬上车门。司机还有气，嘴唇青紫，哆嗦着吐字：“货……硝酸铵……”
老蒋的头皮嗡的一声。硝酸铵，遇热即炸，而排气管正嘶嘶冒着白烟。
他们用了二十分钟把司机拖出来。老蒋的棉袄刮破一道口子，羽绒飞出来，像一群惊慌的白鸽。刚把人搬到路基下，油罐车轰然炸裂，火球冲起十米高，雪原瞬间被照成血色。
冲击波掀翻了老蒋的帽子。他回头找央金，看见姑娘跪在雪地里，正把保温壶塞进司机怀里。
“你疯了？！”
“他冷。”央金说，“人会冻坏的。”
司机叫周放，甘肃人，跑青藏线三年，第一次翻车。他坚持要付油钱，老蒋摆摆手，指了指央金的壶：“留着命，比什么都强。”
周放盯着壶，突然哭了：“我闺女……白血病……化疗的钱……”
央金的手在发抖。她想起弟弟次仁，去年冬天咳到吐血，乡里医生说可能是肺水肿，得去西宁。阿妈把唯一的牦牛卖了，钱还不够车票。
雪又下起来，火场渐渐暗下去，只剩几缕黑烟在风里扭动。老蒋把备用轮胎的帆布解下来，裹住周放：“走，先去医院。”
雁石坪卫生所只有两间平房，值班医生是个戴眼镜的藏族姑娘，叫拉姆。她看了周放的伤，说需要缝针，但麻药只剩半支。
“给他用。”央金说，“我不疼。”
老蒋这才注意到，姑娘左臂的藏袍被血浸透了——爆炸时，一块铁皮划开了她的皮肉。
拉姆用镊子夹出铁屑，央金咬着毛巾，一声不吭。老蒋蹲在门外抽烟，烟头的红光在雪夜里忽明忽暗。他想起自己女儿，和央金同岁，在昆明读卫校，去年打电话说想退学去丽江开酒吧。
“老蒋，”拉姆在屋里喊，“你得带她去县医院，伤口太深了。”
央金摇头：“我得去送钱。”
老蒋把烟头摁灭在雪里：“钱我替你送。”
姑娘抬起眼睛，黑得能映出人影：“是我弟弟的命。”
凌晨两点，老蒋开着车，央金躺在后排，盖着周放的军大衣。保温壶放在副驾，像一颗定时炸弹。
车灯劈开雪幕，远处忽然出现两道光柱——是辆抛锚的越野车。老蒋减速，看见车牌是“京A”。
车主是个戴眼镜的男人，西装外裹着羽绒服，像只慌张的企鹅。他说导航失灵，油表归零，手机没信号。
“上来吧。”老蒋说。
男人叫林浩，北京来的纪录片导演，拍藏羚羊迁徙。他上车后，目光落在保温壶上：“这壶……能借我点热水吗？设备冻坏了。”
央金突然坐起来：“不行。”
林浩愣住。老蒋打圆场：“壶里不是水，是钱。”
林浩的眼睛亮了一下：“我能拍你们吗？就一段，关于……希望。”
央金望向窗外，雪片在灯光里飞舞，像无数碎掉的星星。她轻声说：“希望不是拍出来的。”
天快亮时，他们抵达县中学。铁门锁着，门卫室亮着昏黄的灯。央金下车，膝盖一软，跪在雪地里。老蒋扶住她，发现姑娘在发烧。
门卫是个汉族老头，听完来意，叹了口气：“教务处昨天刚贴了名单，次仁……已经除名了。”
央金的脸比雪还白。她慢慢打开保温壶，一沓沓皱巴巴的纸币，边缘磨起了毛。
“我能见校长吗？”
老头摇摇头：“校长去西宁开会了。”
老蒋突然开口：“我认识县教育局的格桑主任，他欠我人情。”
央金抬头看他，眼里浮起一层雾。
格桑主任在电话里说，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学籍不能恢复。老蒋看了眼央金：“特殊情况？救人算不算？”
他把油罐车爆炸的事说了，末了又补一句：“那姑娘胳膊缝了七针，麻药都没打。”
对面沉默片刻：“让她接电话。”
央金接过手机，听见格桑主任问：“你弟弟成绩怎么样？”
“年级前三。”
“让他明天来补考，过了就恢复学籍。”
央金的眼泪砸在雪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
回卫生所的路上，林浩一直举着摄像机。老蒋烦了：“再拍我砸了你机器。”
林浩放下相机，突然说：“我闺女也病了，自闭症。我拍纪录片，就是想给她攒医药费。”
老蒋愣住。央金轻声说：“你刚才说，希望不是拍出来的。”
林浩苦笑：“但总得有人记录，有人看见。”
第二天，次仁来了。瘦小的男孩穿着姐姐改小的校服，在办公室里做卷子。央金坐在走廊长椅上，左臂吊着绷带，右手攥着保温壶——现在壶里是真真正正的酥油茶了，拉姆煮的。
老蒋靠在墙根抽烟，林浩在拍窗外的雪山。阳光照在雪线上，像给山脊镶了一道金边。
考试结束，次仁交卷时，校长亲自批阅。最后一道题，男孩用藏文写：“如果雪山能看见，请让我的姐姐不再流血。”
校长抬头看央金，眼圈红了：“通过。”
回村的路上，老蒋的车里多了两个人——林浩决定跟去拍央金的村子，次仁坐在姐姐身边，像只安静的小羊。
路过油罐车残骸时，周放站在路边，胳膊吊着绷带，手里举着一块纸板：
“谢谢你们，我闺女有救了。”
纸板背面是央金用藏文写的：“雪山会记得。”
一个月后，纪录片《雪线之上》在北京首映。片尾，央金站在村口的老杨树下，对镜头说：
“我阿爸说过，雪不会压垮经幡，只会让它更干净。”
台下，林浩的女儿第一次笑了，指着屏幕上的央金，喊了一声：“姐姐。”
老蒋在昆明收到快递，是一盒酥油茶，盒底压着张照片：央金和次仁站在新修的教学楼前，背后是巍峨的雪山。照片背面写着：
“蒋师傅，雪化了，路通了。——央金”
老蒋把照片贴在仪表盘上，发动货车。窗外，昆明的阳光像融化的酥油，稠稠地铺满街道。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自己第一次跑青藏线，在唐古拉山口看到的日出。
那时他年轻，以为远方就是答案。现在他懂了，远方只是开始，答案在回头时，那些留在雪里的脚印里。
次年春天，老蒋的货车换了新漆，车门上喷着一行藏文：
“雪山记得每一次低头，也记得每一次抬头。”
他不再跑青藏线，而是接了去云南迪庆的活。每次路过虎跳峡，他都会停下来，买一壶酥油茶，挂在后视镜上。
茶凉了，他就倒掉，重新装满。
像有些人，有些事，永远不会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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