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立秋那天，三秋照相馆在苏州河边的青石巷口开张。门楣上挂一块乌木匾，三个鎏金小字却写得像三片枯叶，风一吹就颤。老板姓沈，单名一个“杳”字，不爱说话，只爱在暗房里待到天亮。人们说他能把光阴洗成照片，却留不住自己的影子。
沈杳的规矩奇怪：每天只拍三张照片，拍完便关门，谁来也不开。更怪的是，他收的不是钱，而是一句“最想带走的记忆”。于是，卖杏花酒的阿四用一句“我娘临终前喊我小名”换来一张泛黄的全家福；教书先生用“我妻子出嫁时笑得像朵山茶”换得一张空凳——那凳上原该坐着他的亡妻。沈杳把记忆收进檀木盒，盒子越攒越多，照相馆却越来越冷。
直到腊月十八，来了个穿阴丹士林蓝旗袍的女人。她进门时带进一缕雪气，像把外头的冬天也塞进了屋子。女人说：“我想带走一句‘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沈杳正在调显影液的手顿了顿，那杯液体突然变得像融化的琥珀，凝住不动。
“这句话，”沈杳第一次抬眼看客人，“得用三张照片来换。”
女人点头，从怀里掏出一张车票——南京开往苏州，民国二十五年三月三日的车票，票根缺了一角，像被谁咬过。“第一张照片，”她说，“要拍这张车票。”沈杳把车票放在镜头下，按下快门。咔嚓一声，车票上的日期竟慢慢褪去，变成一片空白。
“第二张，”女人解开旗袍盘扣，露出锁骨下一道疤，“要拍这个。”沈杳的喉结动了动。那道疤像条干涸的河床，蜿蜒进衣领深处。闪光灯亮起时，疤竟渗出淡红的颜色，仿佛刚被划开。
第三张照片，女人指向沈杳身后。墙上挂着一面铜镜，镜里映出沈杳的影子，却没有女人的。沈杳忽然明白了什么，转身时碰翻了显影液，暗红的液体在地板上爬出蜿蜒的纹路，像一条回家的路。他听见女人轻声说：“第三张，要拍你。”
快门响过，铜镜“叮”地裂成三瓣。镜里沈杳的影子开始褪色，而女人的轮廓却渐渐浮现在镜中——她穿着学生装，站在南京中央大学的梧桐树下，怀里抱着一摞《良友》画报。那是民国二十三年的春天，樱花落了满肩。
沈杳终于记起，自己原不是这家照相馆的老板。他真正的名字写在女人手里的车票背面：沈执，中央大学物理系助教，民国二十五年三月三日，本该乘这班车去苏州提亲。那天车站被炸，他在推搡中弄丢了车票，也弄丢了等他的未婚妻。后来他在废墟里开了这家照相馆，把“三秋”当成咒语，以为只要攒够别人的记忆，就能赎回自己的。
女人伸手抚过沈杳的脸，指尖冰凉。“我等了三个秋天，”她说，“你欠我的不是一句诗，是整整九年。”她话音未落，照相馆四壁的照片突然同时燃烧起来。火舌舔过那些用记忆换来的影像，灰烬里浮出无数句“一日不见”，像一群白鸽撞向天窗。
沈杳在火光中看见时间倒流：炸毁的车站复原，车票飞回他掌心，女人从硝烟里奔来，樱花重新开上枝头。最后一簇火苗熄灭时，照相馆里只剩一台老式相机，相机里卡着一张新洗的照片：穿蓝旗袍的女人挽着穿长衫的青年，背后是尚未被战争惊扰的苏州河。照片右下角写着日期——民国二十六年腊月十八，正是今日。
青石巷的雪越下越大。次日清晨，人们发现三秋照相馆的门敞着，里头空空荡荡，只有一面裂成三瓣的铜镜，镜下压着一张字条：“一日不见，三秋已过。所欠光阴，今日奉还。”
后来苏州河改道，青石巷成了马路。修路工人从地下挖出一口檀木盒，盒里整整齐齐码着九百多张泛黄照片，最上面那张是穿蓝旗袍的女人，笑得像朵山茶。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
“民国二十六年腊月十八，沈执还清第九个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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