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最黑的时分。
红星第二公社的了望台上，十六岁的哨兵栓子正靠着木柱打盹。他怀里抱着的那支老旧的猎弓，是公社成立时，从仓库里分到的“民兵装备”。
忽然，远处传来沉闷的声响。
栓子一个激灵，扑到栏杆边。北方的地平线上，一条蠕动的黑线正迅速变粗、变宽。
“敌——袭——！”
他扯着还没变全的嗓子嘶吼，同时抓起旁边那面破锣，拼命敲打。
“哐！哐！哐！”
锣声撕裂了村庄的沉睡。
贵霜骑兵来得太快。
第一波箭雨落下时，公社的民兵队长——一个叫赵大勇的中年铁匠，刚冲出房门。他还没来得及穿上皮甲，就被一支流箭射中脖颈，倒在自家门槛上，血喷了妻子一脸。
指挥系统瞬间崩溃。
恐慌像野火般蔓延。有人尖叫着往村外跑，被骑兵追上，砍倒在田埂。有人瘫在地上，抱着头等死。
就在这时，一个尖锐的女声压过了混乱：
“往地窖跑！老人孩子先进地窖！青壮抄家伙！”
是公社的会计，柳月。二十六岁，颍川逃难来的，识字，会算账，平时说话细声细气。此刻她站在碾盘上，头发散乱，手里却举着一把算盘——那是她从不离身的吃饭家伙。
“没听见吗？！”她又喊，声音因用力而嘶哑，“往祠堂后面的地窖跑！赵老四！带你的人去拿土地雷！李三嫂！带妇女烧开水，找所有能裹伤的白布！”
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镇定。或许是因为她见过更可怕的地狱——颍川尸山血海；或许是因为她怀里揣着全公社的账本，每一笔粮食、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人的工分，她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是我们的家。账还没算完，谁也不能抢走。
一个瘸腿的老兵从人群里挤出来。他叫胡老根，在并州军丢了一条腿，被赤火公社收容后安置在这里。他没说话，只是默默抽出腰间那把豁了口的旧刀，站到柳月身边。
两个残存的组织者——一个拿算盘的女会计，一个瘸腿的老兵——成了混乱中唯一的锚点。
没有阵型，没有旗号，只有求生的本能和对家园的熟悉。
胡老根把还能动的青壮分成三拨。一拨去村口挖陷马坑，把秋天收完高粱后留下的尖锐根茬埋进去，上面虚掩浮土。一拨上房顶，把准备盖新房的石块、瓦片堆在檐边。最后一拨，跟他去祠堂仓库——那里有公社自制的二十几个陶罐土地雷，里面填着黑火药、硫磺与木炭的混合物，还有碎铁片，是公社匠人照着古方摸索制成的。
柳月则带着妇女和孩子，做更琐碎却致命的事：
她们把做饭的铁锅拆下来，架在村中几条必经的窄巷两侧墙头，锅里烧着滚烫的开水、菜油。
她们在祠堂周围的井里埋下大陶瓮，让耳聪的老人伏瓮听声，能提前察觉敌人是否在挖地道偷袭，这是从古籍里学来的守城法子。
她们把织布用的梭子、纳鞋底的锥子、剪羊毛的剪刀，一切尖锐的东西，撒在敌人可能下马步战的地方。
孩子们被组织起来，分散在村中各处废墟和柴垛后。每人发一个木哨或陶埙，约定不同的声响代表“敌人往东”“敌人下马”“这里有伤员”。
没有军事素养，只有生活智慧。
贵霜骑兵的第一波冲锋在村口吃了大亏。
陷马坑让七八匹战马栽倒，背上的骑手摔下来，还没起身就被屋顶砸下的石块开了瓢。领头的百夫长怒吼着下令下马步战。
然后他们发现，这个村子像个浑身长刺的刺猬。
窄巷里，滚烫的油水从天而降，烫得皮甲嘶嘶作响。拐角处，突然飞出的梭子能扎进眼眶。看似无人的柴垛后，猛地刺出一柄绑在长杆上的镰刀，专削脚踝。
更可怕的是那些陶罐。
胡老根带着人，从灶台烟道、狗洞、墙缝里把这些罐子推出来，点燃引信，滚向敌人聚集的地方。“轰”的一声，铁片四溅，虽炸不死几个，但巨响和烟雾让战马惊惶，让士兵胆寒。
这不是战斗，是骚扰，是拖延，是用一切能想到的办法，让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代价当然惨重。
一个半大孩子吹哨暴露了位置，被一箭穿喉。他姐姐尖叫着扑过去，被跟上来的贵霜兵一刀砍倒。
两个妇女在往墙头送开水时，被抛射的箭矢射中，滚烫的水浇了自己一身。
胡老根在引爆第三个土地雷时，被敌人的投矛刺穿大腿。他拖着断腿爬进一个猪圈，用最后力气把一个陶罐塞进猪粪堆，点燃，等三个搜索的敌兵靠近时，拉响了引信。
轰然巨响后，猪圈塌了半边。
柳月始终在祠堂地窖的入口处。那里是全村的中枢，伤员被抬过来，情报送过来，命令传出去。她的算盘上沾了血——不是敌人的，是给伤员包扎时沾上的。
一个年轻媳妇抱着奄奄一息的丈夫爬进来，哭着对柳月说：“柳会计……我家……我家的田契……还在屋里……”
柳月盯着她，一字一句：“只要人活着，田就在。人死了，田契就是张废纸。”
但这句话她自己都不全信。因为她也知道，怀里那本账册上，记录着每一户分到的土地、领到的种子、欠下的工分。那些数字，是这些流民半辈子第一次拥有的、实实在在的“自己的东西”。
为了这些“东西”，他们愿意拼命。
战斗持续到午后。
最初的五百贵霜兵，死伤已近百。村子被烧了小半，但核心的粮仓、祠堂、地窖网络还在。贵霜指挥官焦躁起来——他们的任务是快速劫掠补给，不是打攻坚战。
他下令发起最后一次强攻，目标直指祠堂。
最后的防线是十几个受伤的民兵和二十几个妇女。武器已经打光了，石头、开水也没了。他们握着锄头、柴刀、擀面杖，背靠着祠堂斑驳的墙壁。
柳月站在最前面。她手里没有武器，只有那本沾血的账册。
一个贵霜什长狞笑着冲上来，刀锋直劈她面门。
斜刺里，一个一直沉默的老农突然扑出，用身体撞偏了刀锋。刀砍进他肩膀，他却死死抱住什长的腰，嘶吼：“柳会计——跑啊——！”
柳月没跑。
她低头，翻开账册最后一页——那里夹着公社全体的田契副本。她撕下自己家那页，塞进怀里，然后举起厚重的硬皮账册，用尽全力砸向什长的脸。
“砰！”
账册散了，纸页如雪纷飞。
什长被砸得一愣。就这一愣的功夫，三四把锄头、柴刀同时落在他身上。
柳月瘫倒在地，看着漫天飘飞的纸页。每一页上，都写着谁的名字，分到哪块田，多大，什么土质。
一张纸页飘落在一个战死的农妇手边。她还有最后一口气，手指痉挛着，抓住了那张纸——那是她家五口人分到的十亩水浇地的田契。
她攥得那么紧，指甲抠破了纸张。
眼睛望着祠堂的匾额，那里刻了四个字：“红星公社”。
她咽气了，手没松。
黄昏时分，赤火公社的援兵终于赶到。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冒着黑烟、遍地狼藉的村庄。祠堂前的空地上，堆着七八十具贵霜兵的尸体，更多的带伤撤退了。
活着的村民从各个角落钻出来。人人带伤，满身血污，但眼睛亮得吓人。
柳月被从尸体堆里扒出来时，还有气。她怀里紧紧揣着那张田契副本，账册的残页散了一地。
带队的营长——一个跟陈烬从颍川杀出来的老兄弟——看着这一切，嘴唇哆嗦，一句话都说不出。
他走到那个至死攥着田契的农妇身边，蹲下，想掰开她的手。
掰不开。
他红着眼睛，对身后的战士说：“记下她的名字。把她……和这张田契，葬在她家的地里。”
战报是三天后送到的。
厚厚一沓，有数据，有经过，有牺牲者名单，还有从战场上收集的遗物清单——其中特别标注：“农妇刘王氏，牺牲时手握自家田契，无法分离，已随葬。”
陈烬在指挥部里，对着那份名单，坐了整整一个时辰。
孟瑶进来时，看见他脸上有泪痕。
“老陈……”
“一百四十七人。”陈烬没抬头，声音沙哑，“战死三十九人，伤一百零八人。歼敌保守估计一百二十人，伤敌不详。粮仓完好，种子保住，牲畜损失三成。”
他顿了顿：
“胡老根死前，炸死三个敌人。柳月脑部重击，昏迷未醒。那个攥着田契的刘王氏，四十二岁，丈夫早亡，独自拉扯三个孩子，刚分到地三个月。”
孟瑶鼻子一酸。
陈烬抬起头，眼睛通红，却异常清明：
“传我命令：第一，所有牺牲者，以最高规格厚葬。他们的名字，刻在公社中央新立的纪念碑上，要刻得深，要让以后的孩子都能摸到。”
“第二，伤员不惜代价救治。柳月，必须救活。”
“第三，战利品清单和抚恤方案，今日起在全县张榜公示。刘王氏家的十亩地，由赤火公社集体代耕，收成归她三个孩子，直至成年。”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北方的天空：
“告诉所有人——这不是‘送死’，这是为自己的家园赴死。天壤之别。”
“再告诉胡适之的拥趸们——”他声音陡然转冷，“让他们来红星公社看看，看看这些‘被驱赶赴死的羔羊’，是怎么用命保住自己的粮食、土地和孩子的。然后问问他们，是谁在珍惜人命，是谁在践踏生灵。”
孟瑶重重点头，转身要走。
“等等。”陈烬叫住她，“把这次战斗的详细经过，特别是村民自组织的细节、那些土办法，全部整理出来。印成小册子，发到每一个村子。”
“叫什么名字？”
陈烬想了想：
“就叫——《人民战争：红星公社保卫战实录》。”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
“扉页上印一句话：‘当战斗关乎每一粒粮、每一寸土时，每个人都是战士。’”
孟瑶记下了。走到门口，她回头，看见陈烬还站在窗前，背影挺直，却微微发颤。
她知道，那不是悲伤。
是愤怒，是骄傲，是一种近乎疼痛的明悟——那些写在纸上的理论，那些关于“鱼水情”“阶级意志”的论述，在红星公社的血与火中，被三十九条人命，浇筑成了再也无法摧毁的钢铁长城。
窗外，北疆的风依旧凛冽。
但风中传来的，不再只是寒冷。
还有从血泊里长出的、灼热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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