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最黑的时分。
红星第二公社的了望台上,十六岁的哨兵栓子正靠着木柱打盹。他怀里抱着的那支老旧的猎弓,是公社成立时,从仓库里分到的“民兵装备”。
忽然,远处传来沉闷的声响。
栓子一个激灵,扑到栏杆边。北方的地平线上,一条蠕动的黑线正迅速变粗、变宽。
“敌——袭——!”
他扯着还没变全的嗓子嘶吼,同时抓起旁边那面破锣,拼命敲打。
“哐!哐!哐!”
锣声撕裂了村庄的沉睡。
贵霜骑兵来得太快。
第一波箭雨落下时,公社的民兵队长——一个叫赵大勇的中年铁匠,刚冲出房门。他还没来得及穿上皮甲,就被一支流箭射中脖颈,倒在自家门槛上,血喷了妻子一脸。
指挥系统瞬间崩溃。
恐慌像野火般蔓延。有人尖叫着往村外跑,被骑兵追上,砍倒在田埂。有人瘫在地上,抱着头等死。
就在这时,一个尖锐的女声压过了混乱:
“往地窖跑!老人孩子先进地窖!青壮抄家伙!”
是公社的会计,柳月。二十六岁,颍川逃难来的,识字,会算账,平时说话细声细气。此刻她站在碾盘上,头发散乱,手里却举着一把算盘——那是她从不离身的吃饭家伙。
“没听见吗?!”她又喊,声音因用力而嘶哑,“往祠堂后面的地窖跑!赵老四!带你的人去拿土地雷!李三嫂!带妇女烧开水,找所有能裹伤的白布!”
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镇定。或许是因为她见过更可怕的地狱——颍川尸山血海;或许是因为她怀里揣着全公社的账本,每一笔粮食、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人的工分,她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是我们的家。账还没算完,谁也不能抢走。
一个瘸腿的老兵从人群里挤出来。他叫胡老根,在并州军丢了一条腿,被赤火公社收容后安置在这里。他没说话,只是默默抽出腰间那把豁了口的旧刀,站到柳月身边。
两个残存的组织者——一个拿算盘的女会计,一个瘸腿的老兵——成了混乱中唯一的锚点。
没有阵型,没有旗号,只有求生的本能和对家园的熟悉。
胡老根把还能动的青壮分成三拨。一拨去村口挖陷马坑,把秋天收完高粱后留下的尖锐根茬埋进去,上面虚掩浮土。一拨上房顶,把准备盖新房的石块、瓦片堆在檐边。最后一拨,跟他去祠堂仓库——那里有公社自制的二十几个陶罐土地雷,里面填着黑火药、硫磺与木炭的混合物,还有碎铁片,是公社匠人照着古方摸索制成的。
柳月则带着妇女和孩子,做更琐碎却致命的事:
她们把做饭的铁锅拆下来,架在村中几条必经的窄巷两侧墙头,锅里烧着滚烫的开水、菜油。
她们在祠堂周围的井里埋下大陶瓮,让耳聪的老人伏瓮听声,能提前察觉敌人是否在挖地道偷袭,这是从古籍里学来的守城法子。
她们把织布用的梭子、纳鞋底的锥子、剪羊毛的剪刀,一切尖锐的东西,撒在敌人可能下马步战的地方。
孩子们被组织起来,分散在村中各处废墟和柴垛后。每人发一个木哨或陶埙,约定不同的声响代表“敌人往东”“敌人下马”“这里有伤员”。
没有军事素养,只有生活智慧。
贵霜骑兵的第一波冲锋在村口吃了大亏。
陷马坑让七八匹战马栽倒,背上的骑手摔下来,还没起身就被屋顶砸下的石块开了瓢。领头的百夫长怒吼着下令下马步战。
然后他们发现,这个村子像个浑身长刺的刺猬。
窄巷里,滚烫的油水从天而降,烫得皮甲嘶嘶作响。拐角处,突然飞出的梭子能扎进眼眶。看似无人的柴垛后,猛地刺出一柄绑在长杆上的镰刀,专削脚踝。
更可怕的是那些陶罐。
胡老根带着人,从灶台烟道、狗洞、墙缝里把这些罐子推出来,点燃引信,滚向敌人聚集的地方。“轰”的一声,铁片四溅,虽炸不死几个,但巨响和烟雾让战马惊惶,让士兵胆寒。
这不是战斗,是骚扰,是拖延,是用一切能想到的办法,让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代价当然惨重。
一个半大孩子吹哨暴露了位置,被一箭穿喉。他姐姐尖叫着扑过去,被跟上来的贵霜兵一刀砍倒。
两个妇女在往墙头送开水时,被抛射的箭矢射中,滚烫的水浇了自己一身。
胡老根在引爆第三个土地雷时,被敌人的投矛刺穿大腿。他拖着断腿爬进一个猪圈,用最后力气把一个陶罐塞进猪粪堆,点燃,等三个搜索的敌兵靠近时,拉响了引信。
轰然巨响后,猪圈塌了半边。
柳月始终在祠堂地窖的入口处。那里是全村的中枢,伤员被抬过来,情报送过来,命令传出去。她的算盘上沾了血——不是敌人的,是给伤员包扎时沾上的。
一个年轻媳妇抱着奄奄一息的丈夫爬进来,哭着对柳月说:“柳会计……我家……我家的田契……还在屋里……”
柳月盯着她,一字一句:“只要人活着,田就在。人死了,田契就是张废纸。”
但这句话她自己都不全信。因为她也知道,怀里那本账册上,记录着每一户分到的土地、领到的种子、欠下的工分。那些数字,是这些流民半辈子第一次拥有的、实实在在的“自己的东西”。
为了这些“东西”,他们愿意拼命。
战斗持续到午后。
最初的五百贵霜兵,死伤已近百。村子被烧了小半,但核心的粮仓、祠堂、地窖网络还在。贵霜指挥官焦躁起来——他们的任务是快速劫掠补给,不是打攻坚战。
他下令发起最后一次强攻,目标直指祠堂。
最后的防线是十几个受伤的民兵和二十几个妇女。武器已经打光了,石头、开水也没了。他们握着锄头、柴刀、擀面杖,背靠着祠堂斑驳的墙壁。
柳月站在最前面。她手里没有武器,只有那本沾血的账册。
一个贵霜什长狞笑着冲上来,刀锋直劈她面门。
斜刺里,一个一直沉默的老农突然扑出,用身体撞偏了刀锋。刀砍进他肩膀,他却死死抱住什长的腰,嘶吼:“柳会计——跑啊——!”
柳月没跑。
她低头,翻开账册最后一页——那里夹着公社全体的田契副本。她撕下自己家那页,塞进怀里,然后举起厚重的硬皮账册,用尽全力砸向什长的脸。
“砰!”
账册散了,纸页如雪纷飞。
什长被砸得一愣。就这一愣的功夫,三四把锄头、柴刀同时落在他身上。
柳月瘫倒在地,看着漫天飘飞的纸页。每一页上,都写着谁的名字,分到哪块田,多大,什么土质。
一张纸页飘落在一个战死的农妇手边。她还有最后一口气,手指痉挛着,抓住了那张纸——那是她家五口人分到的十亩水浇地的田契。
她攥得那么紧,指甲抠破了纸张。
眼睛望着祠堂的匾额,那里刻了四个字:“红星公社”。
她咽气了,手没松。
黄昏时分,赤火公社的援兵终于赶到。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冒着黑烟、遍地狼藉的村庄。祠堂前的空地上,堆着七八十具贵霜兵的尸体,更多的带伤撤退了。
活着的村民从各个角落钻出来。人人带伤,满身血污,但眼睛亮得吓人。
柳月被从尸体堆里扒出来时,还有气。她怀里紧紧揣着那张田契副本,账册的残页散了一地。
带队的营长——一个跟陈烬从颍川杀出来的老兄弟——看着这一切,嘴唇哆嗦,一句话都说不出。
他走到那个至死攥着田契的农妇身边,蹲下,想掰开她的手。
掰不开。
他红着眼睛,对身后的战士说:“记下她的名字。把她……和这张田契,葬在她家的地里。”
战报是三天后送到的。
厚厚一沓,有数据,有经过,有牺牲者名单,还有从战场上收集的遗物清单——其中特别标注:“农妇刘王氏,牺牲时手握自家田契,无法分离,已随葬。”
陈烬在指挥部里,对着那份名单,坐了整整一个时辰。
孟瑶进来时,看见他脸上有泪痕。
“老陈……”
“一百四十七人。”陈烬没抬头,声音沙哑,“战死三十九人,伤一百零八人。歼敌保守估计一百二十人,伤敌不详。粮仓完好,种子保住,牲畜损失三成。”
他顿了顿:
“胡老根死前,炸死三个敌人。柳月脑部重击,昏迷未醒。那个攥着田契的刘王氏,四十二岁,丈夫早亡,独自拉扯三个孩子,刚分到地三个月。”
孟瑶鼻子一酸。
陈烬抬起头,眼睛通红,却异常清明:
“传我命令:第一,所有牺牲者,以最高规格厚葬。他们的名字,刻在公社中央新立的纪念碑上,要刻得深,要让以后的孩子都能摸到。”
“第二,伤员不惜代价救治。柳月,必须救活。”
“第三,战利品清单和抚恤方案,今日起在全县张榜公示。刘王氏家的十亩地,由赤火公社集体代耕,收成归她三个孩子,直至成年。”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北方的天空:
“告诉所有人——这不是‘送死’,这是为自己的家园赴死。天壤之别。”
“再告诉胡适之的拥趸们——”他声音陡然转冷,“让他们来红星公社看看,看看这些‘被驱赶赴死的羔羊’,是怎么用命保住自己的粮食、土地和孩子的。然后问问他们,是谁在珍惜人命,是谁在践踏生灵。”
孟瑶重重点头,转身要走。
“等等。”陈烬叫住她,“把这次战斗的详细经过,特别是村民自组织的细节、那些土办法,全部整理出来。印成小册子,发到每一个村子。”
“叫什么名字?”
陈烬想了想:
“就叫——《人民战争:红星公社保卫战实录》。”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
“扉页上印一句话:‘当战斗关乎每一粒粮、每一寸土时,每个人都是战士。’”
孟瑶记下了。走到门口,她回头,看见陈烬还站在窗前,背影挺直,却微微发颤。
她知道,那不是悲伤。
是愤怒,是骄傲,是一种近乎疼痛的明悟——那些写在纸上的理论,那些关于“鱼水情”“阶级意志”的论述,在红星公社的血与火中,被三十九条人命,浇筑成了再也无法摧毁的钢铁长城。
窗外,北疆的风依旧凛冽。
但风中传来的,不再只是寒冷。
还有从血泊里长出的、灼热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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