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明义的决策迅速转化为“东山”体系的实际行动。庞大的战争机器发出了新的轰鸣，但其内部资源的流向发生了显着变化。
三号兵工厂迎来了新的指令。所有的优先供应权都指向了“风暴”高射机枪的生产线。更多的熟练技工被调配过来，特种合金钢的配额得到保障，负责精密部件打磨的老师傅们开始了两班倒。
厂区外，新开辟的测试场日夜不停地回响着沉闷而连续的射击声，那是新下线的“风暴”在进行最后的校验。产能报表上的数字，开始艰难但持续地向上爬升。
深处山谷中的航空研究所更是成为了绝对的重点。这里的电力供应得到了最高级别的保障，即便其他厂区需要短暂限电，这里的灯光也永远明亮。来自材料实验室的最新合金样本、精密加工车间车出的极小公差零件，都被优先送到这里。
“初教-1”的生产线虽然依旧缓慢，但节奏明显加快。工程师们围着仅有的几架原型机，记录着每一个细微的数据，试图找出优化生产和提高可靠性的每一个可能。而在旁边的设计室里，灯光彻夜不熄，大量的计算数据和气动图纸铺满了桌面，下一代战斗机的设计工作正在争分夺秒地进行。
航空教导队的驻地扩大了。新选拔出来的上百名年轻学员开始了极其严格的学习和训练。他们白天学习航空理论、发动机原理、气象知识，晚上则在简陋的模拟器上重复着操纵动作。老葛和小王等几名教官忙得脚不沾地，他们要努力，自己手下这些年轻人，将来就是中国天空的第一批守护者。
相比之下，其他项目则暂时进入了“维持”状态。重炮厂的生产线虽然未停，但节奏放缓；新的重型设备研发项目，除非极其关键，否则都暂缓拨款。整个“东山”体系，像一张拉满的弓，将所有的力量都凝聚在了那支名为“航空”的箭矢之上。
正如柯明义所预料的那样，1936年春夏季的中国战场，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平静”。
日军明显减少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师团级别的重炮轰击和装甲集群突击变得罕见，航空兵的活动频率也有所下降，更多的是执行侦察和零星轰炸任务。
他们的主力师团开始像钉子一样固守重要的城市、交通线和矿区，一方面强化统治，掠夺资源，另一方面则不断地轮换部队，将新兵源源不断地投入到与各地中国军队的接触线进行“实战锻炼”。
这种变化，让经历了多年苦战的中国军队各部都获得了一段难得的休整期。正面战场上的压力减轻，士兵们得以修复工事，补充兵员，消化之前输送过来的武器和战术手册。
然而，地面的“平静”之下，暗流汹涌。
日军减少重火力使用，但步兵之间的摩擦和小规模冲突并未减少，反而更加频繁。鬼子的小股部队不断地进行试探性攻击、偷袭和骚扰，以此来磨练新兵的技战术和胆量。中国的战地指挥官们很快发现，眼前的敌人虽然炮火支援弱了，但步兵的战术动作更加灵活难缠。
更微妙的是各方势力之间的关系。外部压力稍减，内部矛盾便开始浮现。重庆与延安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互相指责对方“游而不击”或“保存实力”的声音又开始出现。
地方军阀们则一边继续向重庆索要饷械，一边暗自加强与“东山”体系的联系，希望能获得更多的好处，同时警惕着中央军的渗透。
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恰恰给了柯明义执行其战略调整的空间。各方注意力都被地面上的微妙平衡和互相提防所吸引，很少有人察觉到，在太行山的深处，一股旨在夺取未来天空的力量正在悄然壮大。
天空，暂时还是寂静的。但在这寂静之中，“东山”体系正在为其注入第一声轰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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