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打垒”的严寒和“窝窝头”的粗糙，只是身体需要克服的第一道关卡。当建设的车轮真正开始滚动，更深层次、也更尖锐的矛盾，便开始在这片荒原上显现。其中最核心的，便是那看似完美无缺的苏联先进技术，与新中国一穷二白、极端落后的现实条件之间，那令人头疼的巨大差距。
阿廖莎和其他苏联专家带来的设计图纸，无疑是这个时代工业技术的结晶。厚厚的蓝图册，线条清晰精准，数据详尽周密，每一个螺栓、每一根管道、每一道工序都标注得清清楚楚，仿佛一座现代化工厂已经在这纸面上完美地运行。林瀚章和小李这样的技术员，如获至宝，日夜钻研，将其视为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
然而，当这些精美的图纸试图在鞍钢这片刚刚犁开的冻土上落地生根时，问题便层出不穷地暴露出来。
最大的问题出在设备上。图纸上要求使用的大型卷板机、高精度镗床、大吨位起重机……许多设备在国内根本不存在，或者全国也只有寥寥几台，正在更重要的项目上使用。苏联答应援助的设备还在遥远的运输途中，或者尚未生产出来。工地上现有的，大多是接收过来的日伪时期遗留的陈旧设备，或是从全国各地工厂拆解拼凑来的“万国牌”机器，精度差、吨位小、故障率高。
这一天，矛盾在一个关键工序上爆发了。
在新建的重型机加工车间基坑旁，一个数十吨重、用于安装大型龙门刨床的钢筋混凝土底座已经浇筑完成并养护好了。下一步，需要将它精准地吊装安放到基坑底部的预定位置。这是整个设备安装的基础，至关重要。
阿廖莎拿着图纸，皱着眉头，指着上面清晰的标注，对负责施工的王指挥和陪同翻译的林瀚章说（他的汉语在这段时间稍有进步，但复杂技术问题仍需翻译）：
“这个基础，重量是四十五吨。按照设计要求，必须使用至少六十吨级的履带式起重机，单点起吊，一次性平稳就位。绝对不能倾斜、碰撞！精度要求很高！”
王指挥听着翻译，粗黑的眉毛拧成了一个疙瘩。他大手一挥，指着工地上那台唯一像点样子的、却是日本昭和年间生产的、锈迹斑斑的老式蒸汽轨道起重机：“六十吨？你看咱这老伙计，最大起重量就二十五吨！还是烧煤的！上哪去弄六十吨的履带吊？”
那台老旧的蒸汽吊车，此刻正吭哧吭哧地冒着黑烟，像一个喘着粗气的老人，在进行一些辅助吊装作业，让它去吊四十五吨的重物，无异于天方夜谭。
“那就必须等待！”阿廖莎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蓝色的眼睛里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原则性，“等待合适的起重设备运来！否则，强行作业非常危险！不仅可能损坏基础，更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这是严重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的！”
他的话语通过林瀚章的翻译，清晰而坚定。周围的几个中国技术人员，包括小李，都暗自点头，觉得苏联专家说得有道理，安全第一。
但王指挥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工期压得他喘不过气，上级几乎每天一个电话询问进度，他恨不得一天有二十五个小时。让他停下来等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到的吊车？这简直是要他的命！
“等？等到什么时候？”王指挥的声音猛地拔高，带着战场上那种不容置疑的焦躁和火气，“等它个黄花菜都凉了？后面的工序全得停摆！整个工期都得延误！这个责任谁负？”
他猛地一跺脚，脚下的冻土发出沉闷的响声：“没有吊车，咱们就没办法了？老子就不信这个邪！咱们有的是人！人拉肩扛也要给它整下去！”
“人拉肩扛”这四个字，像炸弹一样扔了出来。现场顿时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用最原始的人力，加上撬杠、滚木、倒链（手动葫芦），去挪动一个四五十吨的庞然大物！其风险之大，效率之低，难以想象。
“不行！绝对不行！”阿廖莎的反应异常激烈，他脸都涨红了，挥舞着图纸，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变调，“王指挥！这是科学！不是拼命！四十五吨！不是四十五斤！人力无法精确控制！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对工程极端不负责任！”
他转向林瀚章，语速飞快，试图让他说服王指挥：“林！你告诉他们！这有多么危险！精度根本无法保证！这会毁了整个基础！”
林瀚章夹在中间，感到无比的为难和压力。他完全理解阿廖莎的原则和担忧。他是技术员，他深知安全规范和科学施工的重要性，那种野蛮作业的方式，确实风险极高，而且很难达到安装精度要求。
但他也同样理解王指挥。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时间压力，像两座大山压在这位总指挥身上。全国的眼光都盯着这里，早一天出铁，早一天出钢，意义重大。等待，意味着不确定，意味着可能无法按时完成上级交付的“政治任务”。那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战时思维，在王指挥这代军人出身的干部身上，根深蒂固。
“王指挥，阿廖莎专家说得有道理，”林瀚章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客观冷静，“四十五吨的重物，人力搬运风险确实太大，而且安装精度很难保证，一旦偏差过大，后续机床根本无法调试……”
他的话还没说完，王指挥就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眼睛瞪得像铜铃：“风险大？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搞建设就能一点风险不冒？精度？先给我放下去！有点偏差再说！到时候再想办法校正！现在卡在这里，整个工程都要停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顾虑太多！”
他又转向阿廖莎，虽然语言不通，但态度明确，他指着基坑，又指指周围那些围拢过来的、穿着臃肿棉衣、脸上带着茫然却随时准备听令而上的工人们，大声道：“设备！我们没有！但人！我们有的是！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阿廖莎看着那些在寒风中搓着手、显然缺乏重型设备操作经验的工人，又急又气，他不停地摇头，用俄语夹杂着生硬的汉语强调：“No! No! 危险！不可以！必须按科学！按图纸！”
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王指挥脸色铁青，认为苏联专家死板教条，不顾中国实际困难；阿廖莎则觉得中方指挥员蛮干冲动，无视基本科学规律。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周围的工人们也都屏息看着，不知该如何是好。
林瀚章感到一阵无力。他知道双方都有各自的立场和道理，但这道理之间，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名为“国情”和“现实”的鸿沟。先进的图纸遇到了落后的设备，科学的规范遇到了紧迫的工期，外来的专家遇到了本土的指挥。
就在这时，他的目光瞥见石师傅不知何时也来到了现场外围。他并没有凑近，只是远远地站着，嘴里叼着旱烟袋，眯着眼睛，默默地打量着那个巨大的混凝土基础，又看看那台老旧的蒸汽吊车和周围的地形，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在计算着什么。
石师傅的沉默，与现场的激烈争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僵局，似乎无法打破。是坚持原则等待渺茫的设备？还是冒着巨大风险强行上马？
这图纸与现实的差距，成了横亘在建设道路上第一块坚硬的、必须啃下的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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