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务会议上的“冷遇”，并未让林闻溪放弃。他深知时间的宝贵，绝不能坐等官僚程序缓慢运转。会议一结束，他立刻试图通过私人途径，再次面见陈济棠，希望至少能说服部长本人，动用其权威和渠道，强行推动应对“樱花计划”的准备工作。
然而，他很快发现，何敬之的阻挠，远不止于在会议上的几句轻飘飘的质疑。那张无形的网，早已悄然收紧，将他隔离在真正的决策圈之外。
第一重：信息隔离。 林闻溪前往部长办公室求见，却被陈济棠的新任秘书（显然是何敬之安排的人）客气地挡在了门外：“林专员，实在抱歉，部长正在接待军政部要员，商议紧急军务，今日日程已满，实在抽不出时间。您看是否另约时间？” 一次如此，两次三次依旧如此。不是“正在开会”，就是“外出公干”，甚至“身体微恙，暂不见客”。林闻溪心知肚明，这是何敬之刻意切断他与陈济棠的直接联系，防止他“私下进谗言”，动摇部长的决心。
第二重：程序拖延与资源卡死。 林闻溪退而求其次，决定先利用特研室的名义，着手进行一些基础的准备工作，比如申请经费采购一批紧急防疫物资、请求协调实验室对黑水峪样本进行初步分析。 报告递上去，如同石沉大海。在何敬之的把持下，总务司、财务司等部门表现出惊人的“效率低下”和“原则性强”。申请被反复打回，要求补充各种匪夷所思的证明文件、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必要性论证”。 “林专员，购买这么多大蒜素、艾绒、石灰？依据何在？预防何种特定疾病？有无预算明细和供应商比价？” “样本检测？需要最高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这需要多个部门联合会签，并报请军委会批准。流程漫长，请您耐心等待。” 每一道程序都变成了拦路虎，每一个公章都需要漫长的等待。何敬之深谙官场规则，他用合规合法的拖延，完美地扼杀着任何提前行动的可能性。
第三重：舆论误导与人身攻击。 与此同时，一些不利于林闻溪的流言开始在部里乃至更小的圈子里传播。 “听说了吗？林专员在渭北出了大风头，现在有点好大喜功了，总想搞个大新闻。” “是啊，动不动就是‘灭顶之灾’、‘国家存亡’，是不是想借此机会揽权啊？” “他那套中西医结合，在乡下或许有用，真要应对极端情况，还得靠现代医学。他这么急着表现，是不是想掩盖其方法的局限性？” 甚至有人开始暗中调查林闻溪的社会关系，含沙射影地暗示他与“某些激进团体”过往甚密，其情报来源“可疑”，“值得警惕”。 这些流言蜚语，不会形成正式文件，却能在无形中败坏林闻溪的声誉，瓦解他的公信力，让那些原本可能支持他的人也变得犹豫观望。
第四重：拉拢与分化。 何敬之甚至没有忘记拉拢林闻溪身边的人。他私下里找过那位年轻的西医张医生（虽然张医生后来偷偷告诉了林闻溪），许以更好的职位和出国深造的机会，暗示他“不要跟着林闻溪一条道走到黑”，“要认清大势，选择正确的队伍”。 对于实验所的其他成员，何敬之也授意手下，通过各种方式传递信息：只要愿意“配合工作”，不再唯林闻溪马首是瞻，待遇、前程都可以商量。
林闻溪仿佛陷入了一张由棉花包裹的铁网之中。有力无处使，有证据无处递，有警告无人听。何敬之没有公开反对，没有激烈冲突，甚至见面时依旧保持着虚伪的客气，但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精准而高效地冻结了林闻溪的一切努力。
几天下来，林闻溪寸步难行。他孤立无援地站在招待所的房间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窒息感。官僚主义的怠惰与恶意，有时比明刀明枪的敌人更加令人绝望。
他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等待和恳求不会有任何结果。何敬之的目的很明确：将“樱花计划”的威胁无限期拖延、淡化处理，直至其要么被证明是“误报”，要么真的爆发——到那时，他完全可以将责任推给“情报不准”或“下面执行不力”，而他自己，则能继续稳坐钓鱼台，维护其派系利益和所谓的“西医正统”。
必须跳出这个泥潭！必须找到一条能够绕过何敬之、直接触及能采取实际行动的力量的途径！
他的目光，再次落到了那份绝密情报上。一个冒险的、甚至可能带来巨大危险的念头，在他心中逐渐清晰起来。
既然正规渠道不通，那他就只能走非常之道了。
第二十四章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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