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后,经由司礼监拟定、天启皇帝朱笔批红的数道旨意,
便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发往北方。
第一道旨意,关乎宣大地区的军政人事布局。
原宣大总督冯嘉善因“驭下无方、守土失责”之罪,
被革职锁拿进京问罪,其职由张朴接任。
大同巡抚一职则由张晓补缺。
同时,张鸿功被任命为大同总兵,郭尚友出任大同兵备道。
这几人皆是阉党核心或与崔呈秀关系密切之辈,
他们的上任,标志着魏忠贤的势力彻底渗透并掌控了这道京师的北部屏障。
原大同镇守太监则因“监军不力”被调离,其职由魏忠贤的另一名心腹太监葛九思接任。
这一系列任命,在朝堂上并未引起太大波澜,
冯嘉善已成弃子,无人愿为其发声,阉党顺势安插亲信,已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道旨意,则是针对边防方略的调整。
皇帝采纳了魏忠贤的方略,责令新任宣大总督张朴,
大同巡抚张晓等人“严饬边备,慎守疆圉,无得轻启边衅”。
这意味着朝廷的战略已从可能的主出击转向了彻底的防御固守。
同时,旨意中也明确要求“相机与虏酋林丹汗开复市赏,以示羁縻,共御外侮”。
朝廷将在宣府、大同等地择机重开马市,
向林丹汗提供有限的粮食、布匹、铁器等物资,换取其“西御魔寇,东遏建奴”的承诺。
旨意抵达大同后,新上任的督抚大员们立刻开始行动。
张朴坐镇阳和城总督行辕,总体协调;
张晓、张鸿功、郭尚友以及镇守太监葛九思则齐聚大同镇城。
摆在面前的第一要务是“安抚”代藩。
在葛九思的亲自监督下,张晓带人找到了被郭忠安置在一处大宅院内的代王遗孀、遗孤以及其他宗室成员。
郭忠确实没有过于为难他们,不仅留下了足够的粮食和银两,也未加以虐待。
张晓代表朝廷宣布了皇帝的抚恤旨意,拨发内帑银两用于暂时供养这些宗室,
并承诺将择日奏请朝廷遴选贤良宗室继承代王爵位,并勘址重建王府。
整个过程小心翼翼,唯恐再刺激到这些惊弓之鸟,或落下什么口实。
紧接着便是城防的重建与整顿。
张鸿功在郭尚友的“协助”下,开始清点残存的军户、兵员,修缮被乱兵破坏的城墙和营房。
然而,他们的首要目的并非增强战力,而是“稳定”。
粮饷被优先用于收买和蓄养一批忠于新总兵的家丁,
而对普通军士则依旧克扣,只是手段比朱万良时期更为“温和”与隐蔽,以免再次激成兵变。
更关键的是,郭尚友严令各营,严禁官兵私下议论“魔寇”之事,违者以“摇惑军心”重处。
所有来自北方的消息,都必须先经过镇守太监葛九思的过滤和“润色”,才能上报。
与此同时,与林丹汗部重启互市的准备工作也在秘密进行。
葛九思派遣心腹太监与张家口等地的官商联络,筹备茶叶、布帛、铁器等物资。
张晓则负责协调地方,确保市赏能够顺利送出关隘,
换取林丹汗的“忠诚”和边境的短暂安宁。
整个宣大防线,在新任官员们的操持下,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平静”。
对外严防死守,对内高压维稳,成为了新的基调。
在这番布局大致落定后,最后一道关于人事的旨意也从北京发出:
大同镇守太监刘文忠,因“身处危城,孤忠可勉,然亦有失察之咎”,
着革去大同镇守太监之职,调任南京司礼监太监、兼掌南京守备太监事”。
这道旨意,是魏忠贤与王体乾等人精心运作的结果。
对刘文忠而言,这道旨意简直是绝处逢生!
大同出了塌天大祸,代王被杀,镇城沦陷,
他作为镇守太监,按律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
如今不仅保住了性命,竟还能得任南京守备太监这等优渥的“养老”美差,
这无疑是魏公公念在旧情,在皇爷面前极力保全,
替他争来的一条生路,是天大的恩典!
刘文忠接到旨意时,先是一愣,随即便是劫后余生的狂喜。
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朝着北京方向连连叩首,
额角沾了尘土也浑然不觉,这个老太监激动的语无伦次:
“奴婢……奴婢谢主隆恩!皇爷万岁!万岁!万万岁!”
紧接着,他又转向魏忠贤府邸的方向,重重磕头:
“魏公公天恩!奴婢结草衔环,难报万一!奴婢……奴婢永世不忘公公保全之恩!”
他几乎是浑身乱抖的接过了那道救命的旨意,
心中充满了对皇帝“宽仁”和对魏忠贤“仗义”的无限感激。
他立刻收拾行装,不敢有片刻耽搁,
迫不及待地启程南下,奔赴那个能让他安度余生的“福地”去了。
与此同时,对于大同事件中另外几名关键人物的最终处置,朝廷的定论也很快下达:
代王府长史周瑞、大同兵备道张宗衡,
因“不能匡扶藩府,临危畏罪自戕”,
朝廷下旨追夺一切官职恩荫,其家产抄没,子孙永不叙用。
这道旨意看似严苛,实则是阉党乐于见到的结果。
死人是最完美的替罪羊,将所有护卫藩王不力的罪责彻底钉死在他们身上,
也免去了活着审讯可能带来的麻烦。
而对于大同镇新平堡参将王国梁,其在兵变当晚即下落不明,
朝廷的定性是“守备疏懈,驭下无方,激成大变,事后又弃军潜逃,罪无可逭”,
着令锦衣卫北镇抚司行文天下,严旨海捕。
尽管内部皆知,在乱军之中,王国梁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畏罪潜逃”的定性,足以将新平堡失守乃至大同镇城被陷的部分责任推至其身上,
从而为整个大同军政系统的溃败找到一个可供追惩的具体罪魁,也为朝廷的失察减轻了压力。
这几项处置,与对宣大总督冯嘉善的明正典刑,
对刘文忠的明升暗降一起,共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政治清算图景。
它清晰地表明,朝廷(或者说掌控朝廷的阉党)对此事的处理重点,
并非深究真相、整饬边防,而是迅速地寻找替罪羊、平息物议、并趁机将边镇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大同的惊天波澜,在紫禁城的权力运作下,表面上似乎就此尘埃落定。
只是,那支被定义为“漠北魔寇”的神秘力量,以及它所带来的真正威胁,
却在这番精密的官场算计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如同一个巨大的阴影,悄然笼罩在北方的天际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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