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明伦堂内，空气灼热得仿佛一点即燃。数百名太学生聚集于此，分作两派，泾渭分明。一方以老牌经学世家出身的子弟为核心，个个宽袍博带，引经据典，唾沫横飞；另一方则多是寒门出身或受新政影响的年轻学子，虽衣着简朴，却目光锐利，言辞间带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
“荒谬！《盐铁论》早有定论，‘王者不理则海内之长无益也’！如今陛下行那《均输平准法》，与民争利，使官不像官，商不像商，岂非动摇国本？！”一个面色红润，出身河间大族的太学生挥着袖子，激动地喊道，引来一片附和。
“张兄此言差矣！”一个面容清癯的寒门学子立刻反驳，他手中甚至还拿着一卷新印制的《均输平准法》释义，“陛下之法，非为与民争利，实为平抑物价，打击奸商，惠及黎庶！岂不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若任由豪商巨贾囤积居奇，盘剥百姓，才是真正动摇国本！”
“还有那《工器专利令》！”另一边，一个矮胖的学生跳脚道，“工匠贱业，竟得专营之权，与我等士子并列，成何体统？！斯文扫地，斯文扫地啊！”
“哼！若无陈墨大人改良农具，你家中田亩产出可能增加？若无强弩利箭，边关将士何以御敌？尔等饱读诗书，却如此轻视实务，岂非读成了腐儒？”支持新政的学生立刻反唇相讥。
争论的焦点从经义阐释蔓延到时政点评，从官员品行上升到皇帝决策。声音越来越高，言辞越来越激烈，几乎到了互相攻讦的地步。明伦堂的梁柱仿佛都在这些激昂的声浪中震颤。这就是东汉太学鼎盛的“清议”之风，臧否人物，议论朝政，曾是士人风骨的象征，此刻却显得混乱而充满戾气。
堂外，数名侍御史装扮的官员面无表情地记录着，他们是新成立的御史台明部成员，奉命监控太学舆论动向。而在更远处的树荫下，两道身影悄然伫立，正是微服而来的刘宏与侍中蔡邕。
“伯喈先生，都看到了吧？”刘宏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这就是朕的太学，帝国的未来。空谈义理，不务实际，党同伐异，于国何益？”
蔡邕须发已见斑白，面容儒雅中透着凝重，他轻叹一声：“陛下，太学生年轻气盛，关心国是，本是好事。‘清议’之风，亦是士人忧国之心体现。然…如今看来，确已渐入歧途。议论多而建设少，攻讦多而务实少，长此以往，非但无益于国，反而可能被有心人利用，成为党争工具，扰乱朝纲。”
刘宏点了点头，目光锐利：“不错。袁隗称病，朝堂之上反对之声暂歇，但这太学之内，却成了他们散布言论、影响士林的最佳场所。若不能引导太学风气转向，朕的新政，在士人心中便永远缺乏认同的根基。思想的高地，我们不占领，敌人就会占领。”
他看向蔡邕，语气变得郑重：“伯喈先生，您是海内大儒，士林领袖，执掌东观秘阁，修订《汉记》。这引导太学风气之重任，非您莫属。”
蔡邕肃然拱手：“臣，责无旁贷。只是…清议之风积弊已久，若要扭转，非一日之功，亦不可强行压制，否则恐适得其反。”
“朕明白。”刘宏成竹在胸，“堵不如疏，破而后立。朕欲双管齐下。其一，请先生主持，将五经及《昭宁政要》核心、新政律法精义，择其要者，镌刻于石，立于太学门前，名为《昭宁石经》，以为天下士子研学之标准，统一经义阐释，明确是非界限。其二，改革太学课考，增加策问、算学、律法、农工实务等科目，引导学子关注现实问题。先生以为如何？”
蔡邕眼中闪过亮光，他不仅是经学大家，本身也博学多才，精通音律、天文、数术，对实用之学并无偏见。刘宏此策，正中下怀。“陛下圣明！以此二策，潜移默化，假以时日，太学风气必能为之一新！臣，愿竭尽全力！”
诏令既下，雷厉风行。以蔡邕为首，召集了卢植、郑玄、荀彧等当世大儒与能臣，组成庞大的编撰团队，日夜不休，对儒家经典进行校勘、审定，并融入刘宏认可的“经世致用”、“忠君爱国”、“革新图强”等思想，同时将《均输平准法》、《专利令》等新政核心律法的原则精要，以经注的形式巧妙嵌入。
数月之后，数十座高达丈余、打磨光滑的巨大石碑，在太学门前的广场上巍然立起。上面以标准的汉隶镌刻着蔡邕等人亲手校订的经文和注释，字字千钧，在阳光下闪烁着青黑色的庄严光泽。这便是《昭宁石经》。
石经落成之日，刘宏亲临太学，主持揭幕仪式。他面对台下数千名太学生和朝廷官员，发表了简短而有力的讲话。
“诸生！”刘宏的声音通过特制的铁皮喇叭，清晰地传遍广场，“尔等皆为国之子，未来之栋梁！读书为何？非为寻章摘句，空谈虚理；非为党同伐异，博取虚名！乃为明道义，知兴替，通实务，安天下！”
他指着身后巍峨的石经：“此《昭宁石经》，乃朕与诸位大儒心血所凝，为尔等，亦为天下读书人，立一求学之标准，树一济世之方向！望尔等精研经典，更要关注现实，学以致用，将来方能成为辅佐朕，治理这万里河山的真正干才！”
皇帝亲临，石经巍巍，话语铮铮，给所有太学生带来了巨大的心灵震撼。以往他们臧否人物、议论朝政，多少带着些“舍我其谁”的虚骄之气，如今面对这代表官方最高意识形态和学术标准的石经，以及皇帝明确提出的“经世致用”要求，那股虚浮之气顿时被压下了不少。
与此同时，太学内部的改革同步推进。策问题目不再局限于经义，而是出现了“论均输平准与民生之关系”、“如何有效推广新式农具”、“边郡屯田利弊析”等紧扣时政的题目。算学、基础律法、甚至一些简单的工器原理，也成为了必修的“杂科”。
起初，一些世家子弟对此颇为抵触，认为这是“败坏学风”。但在蔡邕、卢植等大儒的亲自讲授和引导下，加上考试成绩直接与未来的仕途挂钩，风气开始慢慢转变。
明伦堂内的辩论并未消失，但内容已然不同。争吵谁是谁非、谁忠谁奸的声音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具体政策利弊的理性分析，对如何解决实际问题的深入探讨。
“李兄，你对此番策问‘论专利令之激励效用’有何高见？”
“王贤弟，你设计的这水渠改良图，似乎于此地地质不符，我观《禹贡》及近来将作监刊行的《水文概要》，或可如此调整…”
然而，思想的转变绝非一帆风顺。在太学僻静的竹林深处，或是一些世家子弟举办的私密文会上，依然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袁绍凭借着家族影响力和自身名望，依然是太学生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虽然表面上遵从叔父袁隗的指示，不再公开抨击新政，但在私下里，却常常对亲近之人感叹：“石经立则百家黜，策问行则经义轻。长此以往，圣贤之道不存，功名利禄之心日盛，岂是国家之福？”
他的追随者中，也不乏对新政和石经抱有敌意者。一个名叫孔融的年轻学子（虽历史上孔融此时年幼，此处艺术处理），以其机辩和孔子后裔的身份享有盛名，便曾在一场小聚中傲然道：“蔡伯喈一代大儒，竟也屈从帝意，妄改经义，为商贾工匠张目，实乃儒门之憾！” 此言虽未敢公开宣扬，却在一些小圈子里流传，代表着部分顽固守旧势力的心声。
另一方面，以寒门子弟诸葛亮、徐庶等人为代表的新生代，则对太学的转变抱有极大的热情。他们如饥似渴地研读石经，学习新政律法，探讨实务学问。诸葛亮更是常常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好友，于隆中研讨天下大势，分析新政得失，其眼界与见识，已远超一般只知空谈的太学生。
这一日，诸葛亮与徐庶正在讨论《盐铁专营细则》在荆益地区的适用性问题，忽见一名平日与袁绍走得颇近的学生匆匆走过，神色间带着一丝隐秘的兴奋。
徐庶低声道：“孔明，你看那人…听闻近日一些同窗，在私下传阅一些未曾署名的文章，内容多是对新政的隐晦批评，对石经注解的质疑…”
诸葛亮羽扇轻摇，目光沉静：“风起于青萍之末。石经虽立，然积弊非一日可除。有人明面顺从，暗中不满，亦是常情。只是…需警惕此风被有心人利用，再生事端。我等且静观其变，精进自身学问要紧。”
数月下来，太学的风气确实为之一变。以往那种动辄聚集、抨击朝政、互相标榜的“清议”热潮明显消退，学子们更多地将精力投入到了对石经的研读和对实务学问的探讨中。御史台明部的报告也显示，太学内公开的非议朝政之言显着减少。
刘宏翻阅着报告，脸上露出一丝欣慰。但他深知，这仅仅是开始。表面的平静下，是旧有思想观念与新意识形态的激烈碰撞和缓慢融合。袁隗虽然称病，但其影响力犹在，袁绍等人在太学中的活动就是一个信号。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反对声音，如同灰烬下的火星，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很可能再次燃起。
更重要的是，引导思想非一日之功。即便有了石经和新的课程，要让这些未来的官员们真正理解和认同新政的核心价值，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行动准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将报告放下，对侍立一旁的荀彧道：“文若，太学风气初转，成效可喜，然根基未固。需谨防反复。尤其是…那些隐藏在士人清高外表下的抵触情绪。”
荀彧深以为然：“陛下明鉴。石经立了规矩，课考指明了方向，但若要深入人心，尚需时日与更多的‘事实’来说话。待新政成效愈发彰显，边关愈发稳固，百姓愈发富足，届时，太学之风，方能彻底转向。”
刘宏走到殿外，望向太学的方向。他知道，争夺下一代思想阵地的战争，才刚刚取得第一场战役的胜利。而更艰巨的挑战，或许就隐藏在那些看似埋头苦读的学子之中，隐藏在那些流传于私下的匿名文章里，隐藏在像袁绍这样表面顺从、内心不甘的世家子弟的谋划中。
“那就让事实来说话吧。”刘宏轻声自语，眼神坚定，“朕会让这新汉的强盛，成为最好的经义注解。只是，那些不愿看见这强盛的人，他们会甘心等待吗？”
太学的平静之下，新的波澜，已在悄然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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