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也料定建奴此战会赢。林丹汗本就难以服众，如今又被努尔哈赤击退，处境只会更加艰难。不知此战过后，蒙古大汗之位是否要易主。”
两位阁臣听了皇帝的话，也顺势接了几句玩笑。
蒙古与建奴厮杀，正是大明所愿见之事。
朱由校与两位大学士商议良久，程国祥与倪文焕才匆匆赶到。
一入宫门，二人便快步赶往内殿。
“朕已等你们多时，总算到了，免礼吧。”
程、倪二人作揖谢恩后，退至一旁。
朱由校从案上取过王象乾所呈奏本，递给王朝辅说道：
“大司徒，你且仔细看看这份奏折。”
程国祥迅速翻阅一遍，随即上前禀报：
“陛下，臣赞成此议。灾情如猛兽，不可拖延，若不及时应对，恐怕酿成大乱。如今山东已有灾象，应即刻拨发赈灾钱粮。”
朱由校颔首道：
“朕亦是此意，故连夜召你入宫。历代因灾而亡者数不胜数，朕不愿听闻‘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之语。”
在交通与信息闭塞的年代，一场灾害足以动摇国本，危及统治根基。
民变为何而起？
无非是百姓饥寒交迫，只得背井离乡，四处劫掠以求生存。而一旦尝过草莽生活，谁还愿再回到面朝黄土的日子。
更何况，大明内部早已暗流涌动。朱由校自是不敢懈怠。
尤其白莲教这一祸根，已在民间扎根数百年，其势力盘踞山东一带。眼下这场灾荒，对他们而言，正是一次绝佳机会。
“赈灾固然要紧，但也须有章法。若只是简单发放钱粮，那不是救民，而是养肥贪官污吏与地方豪强。这些人胃口极大，你拨多少，他们便吞多少。”
程国祥随即应道：
“陛下圣明。每遇灾荒，这些贪官便借机敛财，绝不会放过此等良机。”
看来这位户部尚书并非徒有虚名，对官场百态，已是了然于心。
“大伴，把朕拟的那份文书取出来，给诸位爱卿一看。”
一旁静立如木雕的王朝辅，听闻皇帝召唤，立刻躬身应道：
“奴婢这就去！”
不多时，王朝辅便双手捧着一份文书从暖阁走出，随后递到了王象乾面前。
“诸位都看看吧，这是朕前些时日拟就的赈灾章程，如有意见或疑问，尽可直言。”
众臣纷纷围拢到王象乾身旁，认真翻阅那纸上的内容。
这份赈灾之策，与以往大相径庭。
首先，朝廷将特派一位专责赈灾的官员，皇帝另设一新职，称“总抚赈灾大臣”，由其与内阁通达政务。
但这只是表面安排。
以朱皇的行事风格，怎会让一人独掌重权？那样岂非大忌？
锦衣卫与东厂这些耳目自是会被派上用场。
地方官须将灾情详实上报给这位总抚赈灾大臣，再由他转呈朝廷与皇。押运及看守粮草的任务不再由地方官吏负责，而是交由羽林军、锦衣卫各一队，另加都察院一名御史共同监管。若途中粮草无故短少，则三方连带追责。
粮运抵灾地后，不得经由地方官员或乡绅之手，依旧由羽林军与锦衣卫看守。若无总抚赈灾大臣签发的放粮令，一粒米也不得外放。
此令亦非随意签发，必须加盖内阁印信方可生效。
内阁与户部会事先依据户口册籍估算受灾人口，计算每人每日所需口粮。
待一切测算完成，便提前签发一个半月的放粮令，并加盖印信，随行携带。
在此期间，朝廷将另派员前往灾区核查实情。
一个半月后，依核查结果与总抚赈灾大臣的奏报，再拟定并加盖下一轮放粮令。
为防虚报冒领，放粮令上须注明具体日期，明确哪日放哪日粮。同时，这些令状须经锦衣卫回收，送户部核查。如有不符，即刻将总抚赈灾大臣押回京城审查。
如此形成一套闭环监管机制，可大大减少赈灾粮刚到便被中饱私囊的情况。
至于后续具体赈济事务，仍由地方官吏办理。
此类事务不可能全数紧握手中，若连这点小事也放不下，反倒会引起抵触。
安民固然要紧，但维稳才是根本。若连根本都丢了，纵然日日忧心，也不过徒劳无功。
后世有部剧里有句台词讲得极是：这种事，终究得靠各级官吏去办。只有让他们从中得些好处，才会多少上心，也只有他们，才能在短时间内把事情办妥。
这也算是朱由校给他们的一个余地。小贪小占，朕可容忍，但切不可过界。这分寸，朕已为你们定下。
再者说，他祖父手下也没有这么多的人手，就算真有，也不一定能把这件事办妥。
这类事情，外来的终究不如本地的熟悉情况。
大臣们看过皇帝草拟的赈灾制度后，纷纷称赞，觉得这个办法既能在灾情发生时迅速应对，不错过救灾的最佳时机，又能最大程度防止贪腐现象的发生。
与以往赈灾相比，朝廷与户部的压力也因此大大减少。
国库只需按照规定数量发放钱粮即可，最重要的是账目清晰，每一笔粮食从哪拨出、拨了几个月都清楚记录，他们只需要最后进行核查，而不像以往那样顾此失彼。
然而，一贯行事谨慎的程国祥却微微皱起眉头，没等其他大臣发表看法，便上前一步说道：
“陛下，臣有一问！”
“陛下既然担心地方官员从中牟利，为何还要将赈灾之事交由他们来办？如此安排是否欠妥？”
程国祥是个正直之人，从不拐弯抹角。
但作为皇帝的朱由校，所要考虑的问题与大臣不同。像程国祥这样的清流，大多一心想着治国安邦、整顿朝纲。
在他们看来，奸佞之人必须立刻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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